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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歐祥義／臺北報導〕前國民黨黨管會主委劉泰英在接受本報專訪指出，總統賴清德要突破當前政治困境，不能只靠強硬對抗，而必須回到政治協商的基本功，也就是放下身段、主動溝通，尤其是面對國民黨這個長期存在內部分歧、結構不夠團結的政黨，更需要以靈活手段尋找合作空間。 他認為，政治本質上就是妥協與互相諒解。如果執政者一味硬推政策，而在立法院又缺乏穩定多數支持，就很容易陷入「動也不能動」的局面。從這個角度來看，賴清德若想推動重要法案，尤其是軍購等敏感議題，就不能只依賴行政力量，而要設法與在野陣營建立某種程度的溝通管道。 不過劉泰英也指出，現在國民黨主席鄭麗文也是個麻煩的人物，溝通上非常困難。 劉泰英同時指出，國民黨從成立以來，就是一直處於分裂的狀態，過去在中國就有寧漢分裂、寧粵分裂，到福建事變，來臺灣之後，從國民黨分裂出去的政團，有新黨、親民黨等。國民黨內部本來就不是高度團結的政黨，這種長期存在的分裂文化，反而可能成為政治操作的突破口。 劉泰英提醒，執政者若能理解國民黨內部派系與人事結構，就有機會在對手內部的不一致之間，找到推動政策的縫隙。 劉泰英說，賴清德最需要的是「放下身段」。這不是示弱，而是一種政治上的現實判斷。因為如果選擇硬幹，不僅法案可能卡關，連重要政策也會因立法院攻防而難以推進。相反地，若能透過幕僚系統、私下協商與適度讓步，反而更有機會讓政治運作重新回到可控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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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泰英建議賴清德 要擊破國民黨該用這招？ - 自由財經
說明事件的人事時地物與核心背景
前國民黨黨管會主委劉泰英接受《自由時報》專訪時，針對總統賴清德面對當前政治困境提出建議。他認為，執政者若要突破朝野僵局，不能只依靠強硬對抗或行政推動，而應回到政治協商的基本功，包括放下身段、主動溝通，並透過幕僚系統、私下協商與適度讓步，尋找政策推進的可能空間。劉泰英特別提到，在立法院缺乏穩定多數支持的情況下，若一味硬推政策，重要法案容易陷入卡關，軍購等敏感議題更需要與在野陣營建立溝通管道。
劉泰英的分析重點，也放在國民黨的組織特性。他指出，國民黨自成立以來即長期存在分裂狀態，從過去在中國的寧漢分裂、寧粵分裂、福建事變，到來臺後陸續有新黨、親民黨等政團分出，顯示國民黨並非高度團結的政黨。他認為，這種內部分歧與派系結構，可能成為執政者尋找合作縫隙的突破口。不過他也提到，現任國民黨主席鄭麗文在溝通上相當困難，因此賴清德若要推動政策，仍需更細緻掌握國民黨內部人事與派系關係，並以政治現實判斷取代單純對抗。
劉泰英的說法，核心並非單純主張執政黨「擊破」在野黨，而是從政治運作角度提醒賴清德，當前若在立法院缺乏穩定多數，強硬推進政策容易讓法案陷入僵局。他認為，政治本質是妥協與互相諒解，尤其軍購等敏感議題牽涉國家安全、預算與朝野互信，更需要透過溝通管道降低對抗。他也點出，若執政者只依靠行政權推動政策，卻無法處理國會現實，最後可能形成「動也不能動」的困境。
從國民黨角度看，劉泰英強調該黨長期存在內部分歧，從早期歷史上的寧漢分裂、寧粵分裂、福建事變，到來臺後陸續出現新黨、親民黨等分裂出去的政團，都顯示國民黨並非高度一致的政治組織。這項觀察被他視為執政者可運用的政治縫隙：若能掌握派系、人事與不同立場之間的差異，就可能找到個別合作或議題協商的空間。不過他也指出，現任國民黨主席鄭麗文在溝通上相當困難，代表朝野互動仍有現實障礙。
因此，劉泰英給賴清德的建議是「放下身段」，但這並不等同於示弱，而是承認國會格局與政黨分歧下的現實選擇。透過幕僚系統、私下協商與適度讓步，執政者或許能比公開強硬對抗更有效推進政策。換言之，這篇訪談呈現的觀點，是把政治突破建立在協商能力、對對手結構的理解，以及對立法院現實的務實判斷之上。
劉泰英的說法，核心影響在於把賴清德政府面臨的國會困境，從「藍綠對抗」重新拉回「政治協商能力」的檢驗。在立法院缺乏穩定多數支持的情況下，若執政團隊仍以強硬姿態推動爭議政策，特別是軍購等敏感法案，確實可能讓議事攻防更加僵化，導致政策推進速度下降，甚至形成行政部門有政策目標、國會卻難以配合的落差。因此，劉泰英所主張的「放下身段」，不是單純要求執政者退讓，而是提醒總統必須把溝通、交換條件與議程管理視為治理的一部分。
不過，這種策略也有風險。若賴清德試圖利用國民黨內部長期存在的派系差異與不一致，尋找合作縫隙，短期內或許有助於特定法案闖關，但也可能被在野黨解讀為分化操作，反而加深朝野互信不足。尤其劉泰英也點出，現任國民黨主席鄭麗文在溝通上並不容易，代表即使國民黨內部並非鐵板一塊，執政方仍未必能順利建立穩定管道。對賴政府而言，真正的考驗不只是能否「擊破」國民黨，而是能否在避免政治對立升高的同時，讓必要政策取得最低限度的跨黨派支持。
劉泰英的說法，反映出當前朝野互動的核心難題：執政者即使掌握行政權，若在立法院缺乏穩定多數，政策推進仍會受到高度牽制。他主張賴清德「放下身段」，並非單純要求退讓，而是提醒總統府與行政團隊必須重新重視政治協商的技術，尤其在軍購等敏感法案上，若只以對抗姿態處理，容易讓議題被政黨攻防綁架，反而壓縮政策本身的討論空間。
值得注意的是，劉泰英把突破口放在國民黨內部結構。他指出國民黨長期存在分裂文化，從過去不同路線之爭，到來臺後政團分出，顯示其內部並非鐵板一塊。這項觀察的政治意涵在於，執政者若能掌握在野黨內部不同派系、地方與個別立委的考量，便可能在重大政策上尋找局部合作，而不是把國民黨視為單一且完全一致的對手。
不過，這種策略也有風險。私下溝通與適度讓步若缺乏清楚論述，可能被外界解讀為政治交換；若操作過度，也可能加深朝野互信不足。因此，賴清德若採取較彈性的協商路線，關鍵不只是「找誰談」，更在於如何兼顧政策目標、民主透明與政治現實。劉泰英的建議，實際上凸顯的是少數執政格局下，強硬表態之外，仍需要更細緻的政治管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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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泰英建議賴清德 要擊破國民黨該用這招？ - 自由財經
分析影響、風險與後續觀察方向
劉泰英這番談話的重點，不在於單純替賴清德提供「擊破國民黨」的戰術建議，而是在提醒當前執政困境的核心：當行政部門缺乏穩定的國會多數時，政治推動就不能只靠意志、聲量或道德正當性支撐。尤其軍購等敏感法案牽涉國安、預算與朝野互信，若執政者仍以強硬對抗作為主要路線，很容易使政策被立法院攻防綁架，最後形成原文所說「動也不能動」的僵局。從這個角度看，劉泰英所謂「放下身段」並非要求執政者示弱，而是指出少數或相對弱勢執政環境下，協商本身就是權力運作的一部分。
值得注意的是，劉泰英的分析同時把問題指向兩個層面：一是賴清德政府如何調整執政方法，二是國民黨內部結構是否提供政策突破口。他認為國民黨長期存在分裂文化，從過去不同時期的內部分歧，到來臺後新黨、親民黨等政團分出，都顯示國民黨並非鐵板一塊。因此，若執政者能掌握其派系、人事與議題立場差異，就可能在反對陣營的不一致之中尋找合作縫隙。不過，這種判斷也有風險：若操作過度被視為分化對手，反而可能促成在野陣營對外團結，讓協商空間更窄。
真正的問題診斷在於，臺灣當前政治並非沒有政策需求，而是政策需求經常被朝野互不信任吞沒。劉泰英點出鄭麗文溝通困難，等於承認協商並不會因執政者降低姿態就自然成功；但若完全放棄溝通，結果往往只剩公開對罵與程序杯葛。賴清德若要突破局面，關鍵不只是「對誰讓步」，而是能否建立一套可持續的私下溝通、幕僚協調與議題交換機制，讓重大政策不必每一次都在零和對抗中重新消耗政治能量。
劉泰英的建議，表面上是在提醒賴清德「放下身段」，實際上點出的是少數執政格局下的治理難題。當行政部門與立法院多數結構不一致時，總統若仍以選舉勝利所賦予的政治正當性作為主要推進力量，往往會遭遇制度上的反作用力。尤其軍購、預算、重大法案等議題，本身就容易被在野黨以程序、審查或政治攻防方式拉高成本；若沒有事前溝通與交換空間，政策即使方向正確，也可能在國會現實中被消耗。劉泰英所說的「不能硬幹」，並非單純勸和，而是提醒執政者必須把國會協商視為治理的一部分，而不是政策完成後纔要跨越的障礙。
值得注意的是，劉泰英同時把焦點放在國民黨內部結構。他認為國民黨長期存在分裂文化，這種判斷不只是歷史敘述，也是一種政治操作邏輯：在野黨未必永遠是鐵板一塊，地方派系、路線差異、個別立委的選區壓力，都可能使其在特定議題上出現不同立場。對賴清德而言，真正的考驗不只是能否與國民黨主席鄭麗文溝通，而是能否建立多層次的政治管道，包括幕僚互動、議題切割、私下協商與適度讓步。這種做法短期內可能被支持者質疑為妥協，但在沒有穩定多數的情況下，妥協本身就是政策落地的技術。
然而，這套策略也有風險。若執政者把「利用對手分歧」操作得過於明顯，反而可能促成在野陣營對外團結，讓原本可被拆解的矛盾轉化為共同對抗執政黨的動能。因此，賴清德若要採取劉泰英所建議的路線，關鍵不在於「擊破」國民黨，而在於能否把具體政策包裝成跨黨派都能承擔的公共利益。換言之，政治協商的最高目標不是讓對手難堪，而是讓對手有理由支持、至少不必全面反對。這纔是少數執政下最務實的突破口。
劉泰英的建議看似務實，核心在於承認少數執政下的立法院現實：若執政者無法取得穩定多數，重要法案與預算勢必更依賴協商、交換與議程管理。然而，這套路線的第一個風險，是「溝通」容易被外界解讀為「分化」或「政治操作」。尤其原文將國民黨長期內部分裂視為突破口，若執政陣營過度強調利用對手裂縫，反而可能刺激在野黨內部產生防衛性團結，使原本可談的空間縮小，也讓公共政策討論被轉化為政黨攻防。
第二個風險在於，放下身段與適度讓步雖有助於降低對抗，但若缺乏清楚的政策底線，可能造成支持者疑慮。軍購等敏感議題本身牽涉國防安全、財政負擔與兩岸情勢判斷，若協商過程不透明，執政者即使取得部分在野支持，也可能被質疑以政治交換處理重大公共利益。相反地，若為了避免被批評而完全不讓步，則又回到原文所說「動也不能動」的僵局。因此真正困難之處，不只是願不願意協商，而是能否把協商成果轉化為可被社會理解的政策理由。
第三個風險則來自溝通對象本身的不確定性。劉泰英提到鄭麗文溝通困難，這意味著即使執政者願意透過幕僚、私下管道或個別委員尋求合作，也未必能形成可持續的政黨承諾。國民黨內部若存在不同派系與立場，固然提供縫隙，但也代表協議可能隨政治壓力而鬆動。對賴清德而言，若把突破困境過度寄託在對手內部分歧，而不是同步建立跨黨派公共論述與社會支持，短期或許能推進個別案子，長期卻可能加深政治互信赤字。
對賴清德政府而言，劉泰英的提醒不只是「向在野黨低頭」這麼簡單，而是指出少數或非穩定多數國會格局下，執政者必須重新校準推動政策的方式。若行政部門仍以選後授權作為主要正當性來源，卻忽略立法院實際攻防與在野黨內部結構，就容易讓軍購、預算與重大法案陷入反覆杯葛。較務實的作法，是把溝通前置化：在正式提案前先透過幕僚、委員會、地方派系與個別立委建立理解，釐清哪些議題可交換支持、哪些條文可微調、哪些政治姿態必須保留。這種協商不必然等於退讓，而是降低對抗成本，避免每一案都被推向藍綠決戰。
後續觀察重點，應放在賴政府是否能區分「原則不可讓」與「技術可協調」的界線。若涉及國防安全、財政紀律或制度改革，執政者仍需清楚說明政策必要性，不能只靠密室協商換取通過；但在執行節奏、配套安排與監督機制上，則可保留彈性，讓在野黨有參與感與下臺階。至於國民黨方面，劉泰英所說的內部分歧確實可能成為突破口，但若操作過度，也可能激化藍營整合反彈，反而讓鄭麗文更容易以「對抗執政黨」凝聚聲量。因此，賴清德真正需要的不是單純分化對手，而是建立一套可被社會理解的協商政治：公開理由、私下溝通、適度讓步，並在關鍵議題上承擔決策責任。只有當民眾看見政府不是為了鬥爭而協商，也不是為了過關而交易，朝野互動纔可能從僵局逐步回到政策競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