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資中心高雄專區週年／台灣重振旗鼓拚亞資　彭金隆：跨境金融是下一步關鍵 | 產經 | 中央社 CNA

台灣追求亞洲資產管理中心的願景，由來已久，卻屢屢功敗垂成。當新加坡、香港已穩居亞太金融樞紐之列，台灣始終在這場區域競賽中缺席。然而，二〇二五年七月高雄專區的正式啟動，為這個屢受挫折的夢想注入了新動能。如今專區成立屆滿週年，金管會主委彭金隆在接受中央社專訪時揭示了下一階段的核心策略：跨境金融。這不僅是業務範圍的擴張，更是台灣金融體系能否真正國際化的關鍵試煉。

彭金隆那句「如果到高雄就可以提供服務，何必飛一趟新加坡呢？」看似輕描淡寫，卻道盡了亞資中心戰略的核心邏輯：便攜性與競爭力。過去台灣高資產客戶必須千里迢迢赴海外開戶、配置資產，不僅耗費時間成本，更讓龐大財富游離於本國金融體系之外。如今專區已吸引三千七百三十六位高資產客戶、管理資產規模逼近四千六百億元新台幣，首階段成果不容抹煞。但在成績初步顯現之際，我們必須正視更深層的結構性挑戰，而非僅僅滿足於數字的增長。跨境金融能否順利推動，將決定這場改革的成敗，也將檢驗台灣究竟有多少決心與能力，在亞洲金融版圖中重新定位自己。

亞洲資產管理中心並非新概念。過去數十年間，台灣曾多次提出類似願景，却總是雷聲大雨點小，最終不了了之。彭金隆坦言「過去數十年來，台灣多次提出亞資願景却未能築夢成真」，這番話既是誠實的自我檢視，也是對外界質疑的正面回應。新加坡從一個資源匱乏的小國，耗费至少半世紀光陰，才铸就今日亞太最大金融中心的地位。台灣若想在一朝一夕間複製同等成就，既不現實，也不可取。這正是彭金隆「不能躁進」論述的底層邏輯：時間的沉澱是建立信任的必要條件，而信任正是金融業最珍貴的貨幣。

高雄專區採用的「實驗場域」模式，體現了監管機關的務實智慧。透過區域試辦，金融機構得以集中資源、累積經驗；監理機關則可在相對可控的環境中觀察風險、調整政策。這種「沙盒」概念並非創新，卻是台灣金融監理难得的彈性展現。彭金隆將屆期後的業務分為三大類：成熟者推廣全台、需要調整者繼續留區實驗、並持續引入新業務，這種動態調整機制避免了「一刀切」的政策粗暴，也為改革保留了必要的彈性空間。

然而，真正的考驗在於「跨境」二字。彭金隆透露，專區試辦至今，協助境外客戶開立海外帳戶僅區區一件，這個數字揭示了一個容易被忽略的事實：專區的主要需求方並非境外投資人，而是身在台灣境內、却渴望進行海外資產配置的高資產客戶。台灣富豪的財富佈局早已國際化，但台灣金融機構的服務能力卻未能同步跟上。金管會規劃開放進駐專區的銀行協助境內客戶申辦海外帳戶，正是針對這個痛點的精準回應。未來民眾無需親赴海外，便可完成KYC程序與開戶流程，這不僅是服務的便利化，更是台灣金融體系國際化的重要一步。

彭金隆強調「時空背景已經改變」，這句話值得深思。過去嚴格的跨境金融管制，有其歷史背景與風險考量；但在全球化和數位化浪潮下，資金流動的模式已根本改變，繼續以舊框架約束新趨勢，只會把客戶推向離岸市場。金管會將在「釐清風險控管」後推動業務，這種謹慎態度值得肯定，畢竟金融創新與風險管理從來不是非此即彼的選項，而是需要在動態平衡中前進。

專法的研議方向也透露出改革的全面性。彭金隆透露業務範圍將涵蓋信託制度、境外保險與再保險發展，並特別強調人才培育與引進，包括外國專業人才來台工作許可等議題。這顯示亞資中心並非僅僅是金融業務的開放，而是涉及整體制度環境的優化。沒有充足的國際金融人才，再好的政策也難以落地；沒有友善的制度環境，人才也不會願意來。彭金隆所言「相關規劃並非聚焦高資產管理市場，而是希望全面提升台灣金融國際競爭力」，正是這種系統性思維的體現。

高雄專區首年交出的成績單並不難看：三千七百三十六位高資產客戶、四千五百五十九億元的管理資產規模、涵蓋銀行、保險、投信、券商等多元業者的完整生態系。然而，這些數字掩蓋了更深層的結構性問題。

第一，需求與供給的錯配。彭金隆坦言，境外客戶開戶僅一件的事實說明，專區對於吸引境外資金的能力相對有限，真正支撐業務的是境內高資產客戶的海外配置需求。這意味著專區的價值主張仍有盲點：若無法吸引境外資金與客戶，所謂「亞洲資產管理中心」的定位難以自圓其說。台灣金融機構服務的仍是既有客群，而非開創新的市場。

第二，國際信任度的建立需要時間沉澱。新加坡、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之所以稳固，不僅在於法規的開放，更在於數十年來累積的法治信譽、專業人才庫與國際網絡。台灣在這些面向都有不足。金管會強調「沒有編列任何一筆預算，都是靠現有公務預算資源」，這種做法固然顯示改革的決心與效率，却也說明了資源的有限。金融中心的建設從來不是零成本的基礎設施投資，而是需要長期、系統性的軟實力建構。

第三，人才問題是最大的隱憂。亞洲資產管理中心需要什麼樣的人才？熟悉國際金融市場的法遵人才、精通跨境交易的產品設計師、具有全球網絡的財富管理顧問、能與國際接軌的金融工程師。這些人才在台灣並不充裕，而引進外國人才的制度障礙同樣不少。彭金隆將人才培育與引進納入專法規劃，值得肯定，但實際執行層面的困難不容低估。

第四，區域競爭的壓力不容忽視。新加坡已穩居亞太金融樞紐，香港在國安法之後雖然有所調整，但仍保有深厚的金融底蘊。即便是日本、韓國，也在積極發展資產管理業務。台灣在這場競賽中，既無地理優勢，也無歷史積累，唯一能倚仗的是制度的彈性與服務的創新。但「沒有太大問題」的樂觀態度，能否經得起市場檢驗，仍有待觀察。

跨境金融的開放雖然方向正確，但其帶來的風險同樣不容低估。首先是洗錢與資恐風險。任何涉及跨境資金流動的業務，都是洗錢與恐怖主義資金籌集的潛在管道。過去台灣金融機構在國際洗錢防制的表現良莠不齊，金管會雖已建立相關規範，但在開放新業務的同時，如何確保金融機構的合規能力不打折，是一大挑戰。彭金隆表示將「釐清相關風險控管後」再推動，這種謹慎態度是必要的，但具體的風險控管機制為何，仍有待進一步說明。

其次是客戶資料保護與資安風險。協助客戶開立海外帳戶勢必涉及資料的跨境傳輸，而台灣在這方面的法規與國際標準尚有落差。近年來台灣金融機構遭受駭客攻擊、資料外洩的事件時有所聞，若無法確保資安水平，開放跨境金融只會帶來更大的風險暴露。

第三是系統性金融風險。高資產客戶往往資金規模龐大，一旦出現信心危機，可能引發資金快速撤離的連鎖反應。專區雖然目前規模有限，但隨著業務擴大，系統性風險也將隨之累積。金管會的監理能力能否跟上業務發展的速度，是必須持續關注的課題。

第四是政治與外交風險。金融中心的發展離不開國際認可與合作空間。台灣在國際金融組織中的參與相當有限，若無法與國際監理接軌，再好的制度設計也難以獲得國際投資人的信任。此外，兩岸關係的緊張也可能影響香港、新加坡等離岸金融中心與台灣的合作意願。

第五是改革停滯的風險。高雄專區的成功經驗能否順利複製至全台，取決於政治支持與行政效率。彭金隆強調「許多業務推動必須循序漸進」，但「循序漸進」也可能成為拖延改革的藉口。一旦時程延宕，市場信心可能消散，先前建立的正向氛圍也將難以為繼。

面對上述挑戰與風險，台灣若想真正落實亞洲資產管理中心願景，需要在以下幾個面向著力。

在跨境金融的具體推進上，金管會應優先建立明確的時間表與路線圖。目前透露的方向——開放進駐專區銀行協助境內客戶開立海外帳戶——只是一個起點。更重要的是，究竟哪些國家或地區的帳戶可以協助開立？合作銀行的資格標準為何？客戶身分的驗證程序如何設計？這些具體問題必須在正式開放前有清楚答案。同時，應先選擇風險相對可控、但需求明確的市場進行試點，例如與台灣經貿關係密切的新加坡、香港或日本，逐步擴大範圍，而非一開始就全面開放。

在法規調適方面，現行「未具證券投資基金性質」境外基金的銷售限制——委託人數最高九十九人——的鬆綁，顯示出金管會願意調整不合理的框架。但這只是冰山一角。台灣金融法規長期存在條塊分割、疊床架屋的問題，不同金融業務分屬不同主管機關，法規解釋也不一致。金管會應趁此次亞資中心建設的機會，全面檢視並整合相關法規，建立一個更清晰、一致、可預期的監理環境。專法的研議正是绝佳契機，應把握時間窗口，廣泛徵詢業界意見，避免閉門造車。

在人才培育與引進方面，除了彭金隆提到的外國專業人才工作許可問題外，更根本的是本土人才的國際化能力提升。台灣金融教育與國際接軌的程度仍有不足，許多金融從業人員雖然專業能力不差，卻缺乏國際市場的實戰經驗與網絡。金管會與金融機構應共同建立國際人才培訓機制，例如選派優秀人才赴海外金融中心輪訓、與國際金融機構建立交流合作等。同時，應積極營造友善的國際生活環境，讓外國人才願意來、留得住。

在國際合作策略上，台灣受限於外交處境，無法直接參與大多數國際金融組織，但這不意味著無所作為。可以透過與友好國家的監理機關建立合作機制、參與非主權性質的國際金融論壇、與離岸金融中心簽署資訊交換協議等方式，逐步建立國際信任基礎。此外，也可借鏡其他小型經濟體發展金融中心的成功經驗，例如瑞士的私人銀行業務、新加坡的家族辦公室服務等，找到適合台灣的定位與切入點。

在長期制度建设上，應建立亞資中心推動的專責機構或協調平台。目前跨部會的協調仍是個問題——高雄專區涉及金管會、高雄市政府、國發會等多個單位，若缺乏有效的整合機制，政策推進難免磕磕絆絆。可以考慮比照國際金融中心常見的做法，設立專責的推動辦公室，統籌協調各相關部會，並定期向社會報告進度，接受監督。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是持續贏得市場信任。彭金隆說「金融機構逐漸相信政府是玩真的，市場信任正一步步建立」，這是改革最珍貴的資產。信任的建立需要時間，但摧毀可能只在朝夕。任何政策的反覆、監理的失衡、或是大環境的動盪，都可能讓好不容易建立的信心付諸東流。政府與監理機關必須以更高的透明度、更多的溝通、以及更一致的執行，來守護這得來不易的正向循環。

高雄專區六月底屆期後的調整，將是檢驗這場改革的第一个重要節點。金管會如何分類各項試辦業務、誰能「畢業」至全台、誰必須繼續留區磨練、新業務又如何引入，這些具體決策將揭示監理機關對於「成功」的定義與標準，也將影響金融機構對於未來的政策預期。市場將密切關注相關公告，並據此調整自身的布局策略。

跨境金融開放的進展同樣值得追蹤。金管會透露的方向令人期待，但從規劃到落實之間，往往存在巨大鴻溝。具體的合作對象、開放時程、風險控管機制，都需要在未來數月間逐步明朗。我們應持續關注金管會是否如期提出完整方案，以及方案內容是否符合市場期待。

專法的研議進度，則是更長期但同樣關鍵的觀察指標。彭金隆透露專法將涵蓋信託、保險、人才等多元面向，這顯示立法者試圖建立一個全方位的制度框架。但專法的立法時程往往漫長，中間充滿變數。相關利害關係人的角力、政治環境的變化、國際形勢的演變，都可能影響專法的最終面貌。我們需要持續關注專法草案的提出時間、主要內容、以及立法院的審查進度。

高雄專區的中長期發展——進駐機構的家數與品質、高資產客戶人數與資產規模的變化、以及對周邊金融服務與不動產市場的帶動效果——則是檢驗政策實效的直接指標。這些數字的增減起伏，可以提供外界客觀評估改革成效的依據。

彭金隆以「慢沒有關係，方向對了即可」這句話總結他的改革哲學，這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他對金融改革複雜性的深刻認知。然而，「方向對了」不僅需要正確的策略判斷，更需要堅定的執行意志與足夠的耐力。高雄專區的週年，是一個值得慶祝的里程碑，更是一個需要冷靜檢視的新起點。台灣能否在亞洲金融版圖中找到自己的新定位，不是靠口號與願景，而是靠一步一步踏實的行動與改革。這個過程需要政府、金融機構、專業人才與社會大眾的共同參與，也需要時間的累積與檢驗。我們期待在下一個週年到來之際，能看到更豐碩的果實，更成熟的制度，以及一個真正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台灣金融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