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重量級議員：挺臺自我防衛　對臺軍售確保維持現狀 | 政治 | 中央社 CNA

美國總統川普在結束對中國的訪問後，針對臺灣問題接連拋出若干引人矚目的言論，一方面表示將很快決定對臺軍售案，另一方面又稱這批價值一百四十億美元的軍售是「很好的談判籌碼」，可能批準也可能不批準。這種充滿不確定性的表態，固然反映了川普商人本色與交易式外交的特質，卻也在美中臺三角關係中投下新的變數。值得注意的是，與此同時，美國國會山莊的重量級議員——尤其是參議院軍事委員會主席韋克爾——則展現出截然不同的清晰立場，明確表達對臺灣自我防衛的支持，並強調美國國會對臺的跨黨派承諾是深厚且持久的。

這兩種聲音之間的張力，不僅揭示了美國行政部門與立法部門在對臺政策上的微妙差異，更折射出當前國際格局下，臺灣問題所承載的複雜戰略意涵。從更宏觀的視角來看，川普將對臺軍售工具化的傾向，與北京對臺施壓的常態化，以及臺灣自我防衛能力的實質需求，三者之間的互動，正塑造著臺海局勢的走向。在這樣的背景下，深入檢視美國國會的挺臺力道與行政部門的策略盤算之間的落差，分析臺灣在安全與外交上所面臨的機遇與挑戰，便成為一項迫切且必要的課題。

首先，必須正視的是，川普此次亞洲之行中對臺灣議題的處理方式，展現出其一貫的不可預測性與交易性格。在與習近平會面後，川普聲稱「沒有做出承諾」，但旋即又將對臺軍售定性為談判籌碼，強調可能批準也可能不批準。這種模糊策略的目的，在於為自己在美中博弈中保留最大程度的操作空間。對川普而言，臺灣議題不僅是美中關係的一部分，更是可以在雙邊談判中兌現的潛在利益。問題在於，這種將主權國家軍事支援商品化的做法，勢必衝擊臺灣社會對美國安全承諾的信心，也可能被北京解讀為可資利用的弱點。

然而，正是在這樣的脈絡下，美國國會的挺臺立場才顯得格外關鍵。韋克爾參議員的聲明清楚傳達了幾項重要訊息：其一，臺灣作為經濟繁榮的民主政體，其存在本身就具有道德正當性，美國支持臺灣並非出於地緣政治的功利計算，而是基於共同價值的信念；其二，透過對臺軍售確保臺灣有能力維持現狀，是美國政策的核心目標，而非可交易的政治籌碼；其三，美國國會對臺支持是跨黨派的、持久的，不會因為行政部門的更迭或領袖的個人好惡而動搖。這三個訊息加總起來，構成了一道防線，防止行政部門將對臺政策當作美中交易的犧牲品。

回顧美國國會近年來對臺安全支持的立法軌跡，可以清楚看見這項承諾的實質內涵。一九七九年通過的臺灣關係法，為美臺非官方關係提供了法律基礎，並確立了美國對臺提供防禦性武器的義務。二○一六年，國會將雷根政府的六項保證正式納入美臺政策的核心原則，這六項未形諸文字的保證，包括美國不會設下終止對臺軍售的日期、不會就對臺軍售議題向北京諮商等關鍵承諾，都是為了防止北京以任何方式脅迫臺灣。二○二三年通過的臺灣增韌性法案，則更進一步，授權多年期的外國軍事融資承諾，並首次明確賦予總統動用「總統撥款權」的空間。隨後通過的臺灣安全合作倡議，再度授權提供十億美元的安全援助，支持臺灣的訓練、能力獲取與軍備共同生產。

這條立法時間軸揭示了一個清晰的趨勢：美國國會對臺安全支持正朝著制度化、常態化、系統化的方向演進，每一次立法都填補了前一階段的缺口，將行政部門的自由裁量空間逐步壓縮，同時也將對臺安全承諾從象徵性宣示轉化為可操作的實質資源。韋克爾強調「臺灣未採取挑釁行動，只是單純想購買世界上最好的武器」，這句話的深意在於：臺灣的軍購決策是防禦性的而非攻擊性的，其目的是維護自身安全而非挑戰北京，美國沒有理由在這樣合理的需求面前退縮。

此外，來自民主黨的重量級參議員夏亨等人同樣公開呼籲川普政府推進這項軍售案，顯示對臺安全支持在美國國會已經超越黨派分歧，成為少數能夠團結兩黨的議題之一。眾院議長強生的表態也同樣值得注意，他明確表示美國利益在於維護臺灣的自主與安全。這些來自國會各方的聲音，構成了美國對臺政策的「制度性記憶」與「結構性支撐」，即使行政部門出現政策搖擺，國會的既定立場也能在某種程度上維持穩定性與連續性。

然而，也必須指出，國會的支持雖然珍貴，但終究無法完全取代行政部門的執行權力。軍售案的實際推進，仍然取決於國務院與國防部的行政程序，以及總統的最終決定。國會可以授權、可以呼籲、可以施壓，但在美國三權分立的體制下，行政部門在外交與國防事務上仍然享有相當大的自主空間。因此，如何在國會支持的基礎上，進一步促使行政部門採取行動，仍然是臺灣方面需要持續努力的課題。

在肯定美國國會挺臺力道的同時，也必須誠實面對這當中存在的若干結構性問題與潛在風險。

第一個問題是「戰略模糊」的幽靈始終縈繞不去。美國一方面透過軍售與立法支持臺灣的自我防衛能力，另一方面卻從未明確承諾在臺海發生衝突時會以軍事力量介入臺灣。這種戰略模糊的設計，原是冷戰時期用於嚇阻蘇聯與中國的工具，卻在今日成為一種雙面刃：它固然讓北京在評估軍事行動代價時保持節制，卻也讓臺灣在面對北京壓力時，無法獲得絕對的安全保障。當川普將軍售當作談判籌碼時，這種模糊性更被賦予了一層新的意涵：臺灣的安全竟可以被用來交換其他外交利益。這種傾向若持續下去，勢必侵蝕臺灣社會對美國承諾的信任基礎。

第二個問題是軍售交付的結構性障礙。多年來，臺灣向美國採購的武器系統，往往面臨漫長的交付延遲，許多關鍵裝備的到貨時間落後於原始合約達數年之久。這一問題的根源在於，美國軍工產業的產能優先供應本國軍隊與其他盟邦，臺灣的訂單時常被排在後位。即使軍售案獲得批準，臺灣在實質安全能力上的提升，仍可能遠遠落後於北京軍事現代化的速度。韋克爾強調臺灣只是想購買「世界上最好的武器」，但問題在於，「最好的武器」能否及時到手，纔是決定臺灣防衛能力的關鍵變數。

第三個問題是美國內政對外交政策的幹擾。當前美國政治環境高度極化，外國事務極易被拿來當作國內政治鬥爭的工具。即使對臺軍售在國會獲得跨黨派支持，但一旦臺灣議題成為兩黨攻防的焦點，其原本的戰略價值可能被稀釋，甚至成為政治算計的標的。川普本身對臺灣議題的反覆表態，已在某種程度上顯示，行政部門在處理對臺政策時，並不一定將臺灣的安全利益置於最高優先順序。

第四個問題是臺灣自身防衛意志與能力的匹配度。美國國會的支持固然重要，但歸根結柢，臺灣的安全最終取決於臺灣自身。韋克爾提到「臺灣未採取挑釁行動」，這在某種程度上是對臺灣的一種肯定，但也不免讓人聯想到另一個問題：臺灣在強化自我防衛方面，是否已經做得足夠？不論是國防預算的編列、義務役役期的調整、軍事戰略的更新，還是社會整體的防衛意識，都有進一步提升的空間。外部的安全承諾無論多麼堅實，若缺乏內部防衛意志的支撐，其效力終究會大打折扣。

從區域安全的角度審視這一系列動態，至少有三重風險值得高度關注。

第一重風險是北京的戰略誤判機率上升。當美國行政部門在對臺軍售問題上展現出不確定性時，北京可能將此解讀為美國對臺承諾正在鬆動的信號，從而採取更為激進的施壓行動。川普「很好的談判籌碼」這句話，若被北京理解為美國願意在臺灣問題上進行交易，那麼北京很可能會試圖在美中博弈中加大對臺施壓的力道，以測試美國的反應底線。Axios先前報導川普幕僚憂心中國在未來五年內可能攻臺，在這樣的語境下，任何被北京視為可利用的弱點，都可能加速其冒險的衝動。

第二重風險是臺灣社會的安全信心遭受衝擊。軍售案的一再延宕與川普的模糊表態，可能在臺灣內部引發兩種不同的反應：一種是對美國承諾的質疑與失望，可能助長失敗主義情緒；另一種則是迫使臺灣更認真思考自我防衛的必要性，在外部支援不確定的情況下，將焦點轉向提升自身的國防實力。這兩種反應各有其政治意涵，前者可能侵蝕臺灣的社會凝聚力與抵抗意志，後者則可能成為強化臺灣主體性的契機。

第三重風險是美中臺三角關係失衡加劇。當美國將對臺軍售工具化，而北京持續對臺施壓，臺灣將被迫在兩大國之間的夾縫中艱難求生。這種失衡若持續惡化，可能導致三種結果：臺灣被迫向北京讓步以換取和平；臺灣被迫加深對美依賴而犧牲外交自主空間；或者臺灣在內部形成更為極化的路線之爭。任何一種結果，都對臺灣的長遠發展構成嚴峻挑戰。

面對上述種種風險與挑戰，臺灣方面需要在多重層面同步展開應對策略。

在外交層面，臺灣應積極運用美國國會挺臺的良好氛圍，進一步深化與美國立法部門的實質互動。這不僅包括持續爭取國會議員的支持，更應著力於建立常態化的溝通機制，讓美國國會議員能夠更深入瞭解臺灣的處境與需求。具體而言，臺灣可以透過邀請美國國會代表團訪臺、參與華府的政策研討會、以及在特定議題上與國會幕僚保持密切聯繫等方式，將國會的支持從口頭承諾轉化為具體的國會行動。同時，臺灣也應積極向美國行政部門傳達明確訊息：對臺軍售不是談判籌碼，而是美國基於自身戰略利益與價值信念的必然選擇，任何將臺灣安全工具化的傾向，都將損及美國在印太地區的信譽與領導力。

在國防層面，臺灣必須加速推動防衛能力的實質提升，而非僅僅依賴外部軍售。這包括幾個優先方向：首先，必須正視國防預算佔GDP比例偏低的問題，在財政可負擔的範圍內，逐步提高國防支出，確保關鍵武器系統與後勤支援的獲得；其次，應積極發展不對稱作戰能力，包括刺針飛彈、水雷、無人機、防艦飛彈等符合臺灣地理特性與成本效益的防衛武器，而非一味追求傳統的載臺式武器；第三，必須正視後備戰力的問題，強化義務役制度的實質內容，確保臺灣在遭受攻撃時能夠動員足夠的人力資源；第四，應加速國防產業的本土化進程，減少對外採購的依賴，建立自主的國防工業體系。

在社會層面，臺灣需要培育更為深厚的防衛意識與國家認同。這不是要煽動仇外情緒或軍事主義，而是要讓臺灣社會理解，外部的安全承諾無論多麼可靠，都無法完全取代內部的防衛意志。具體而言，學校教育與社會教育都應更為重視公民防衛意識的培養，讓一般民眾瞭解臺灣面臨的安全威脅以及個人在防衛體系中可以扮演的角色。同時，政府也應更為透明地說明國防政策，讓民眾理解國防投資的必要性與合理性，避免國防議題成為政治攻防的工具。

在戰略溝通層面，臺灣應積極向國際社會傳達清晰的訊息：臺灣無意挑釁北京，但也不會在壓力下屈服。韋克爾的聲明中特別強調「臺灣未採取挑釁行動」，這為臺灣的防衛政策提供了某種國際背書，臺灣應善用這一有利態勢，在國際舞臺上持續強調其防禦性立場，同時揭露北京對臺施壓的真實意圖與具體手段，爭取更多國際輿論的支持。

展望未來，以下幾項發展值得持續關注。

首先，川普對這筆一百四十億美元軍售案的最終決定，將是測試美國行政部門挺臺誠意的關鍵指標。如果這筆軍售最終獲得批準且交付進度順暢，將有助於穩定臺灣社會對美國承諾的信心；如果再度出現延宕或最終撤回，則必須正視美國政策可能出現實質轉向的風險。

其次，北京對這筆軍售案的反應同樣值得密切觀察。習近平和川普會面時，據報雙方「談了很多關於臺灣」的議題，川普也聲稱「沒有做出承諾」，但北京的官方解讀為何？是否會在軍售確定後採取反制作為？這些問題都將影響區域穩定的走向。

第三，美國國會是否會在現有立法的基礎上，進一步推出更為積極的挺臺措施，例如提升美臺官方交流層級、強化對臺安全保障的法律約束力，或是對大陸方面施壓臺灣的行為設定更明確的制裁機制？這些都是可以觀察的重點。

第四，臺灣自身的國防改革進程，也將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外部支持的有效性。不論是義務役役期的調整、國防預算的增幅，還是國防產業的發展戰略，這些內部因素與外部支持之間存在著相互強化的關係。一個認真看待自我防衛的臺灣，才能在國際社會中贏得更多尊重與支持。

最後，在更宏觀的層次上，美中關係的整體走向，也將直接塑造臺灣問題的處理框架。川普此次訪問中國，在表面上似乎重啟了美中關係的穩定態勢，但這種「穩定僵持」的背後，雙方的實質博弈仍在持續。臺灣問題作為美中關係中最為敏感的議題之一，任何美中互動的微小變化，都可能在臺海局勢上產生連鎖反應。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如何在美中博弈的夾縫中，維護臺灣的安全與利益，同時避免成為大國交易的籌碼或犧牲品，將是臺灣在未來相當長一段時間內必須持續面對的核心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