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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李姓男子開著朋友的車子酒駕，結果害死朋友，二審判刑5年。（示意圖／Pixabay） 記者吳銘峯／臺北報導 未曾考過汽機車駕駛執照的基隆李姓男子，去年4月間與同事、友人共同聚餐，一夥人從晚間8點半喝到凌晨4點，狂灌近60罐啤酒。李男最後醉醺醺地帶著謝姓友人離開，並駕駛謝姓友人的車輛上路，結果半路發生車禍，友人不幸身亡。謝男遭提起公訴、國民法官審理時，他雖坦承酒駕上路，但辯稱不知道沒駕照不能開車的規定。國民法官不採信，將他判刑5年，案經上訴，高等法院也駁回上訴，維持5年刑度。可上訴。 判決指出，李男在去年4月11日晚間8點半，與謝姓友人等9名同事、朋友，一同在熱炒店聚餐飲酒，當時一夥人共喝了34瓶玻璃瓶裝的啤酒。之後又與其中5名友人，改到另一家小喫店續攤，這次也喝了18瓶玻璃瓶裝啤酒，以及6罐鋁罐啤酒。一直到凌晨4點多，醉醺醺的李男帶著更醉的謝姓友人離去，由李男駕駛謝男所有的車輛。 結果車子開出沒多久，路邊一部由程姓男子駕駛的汽車突然起步，李男因酒醉閃不及，先擦撞程男的汽車，之後失控撞上另一部貨車的後車鬥，而後整臺車翻覆，倒在路上。李男身受重傷，至於一旁的車主謝姓友人，更是因為頭胸腹背部、肢體多處外傷骨折而多器官損傷出血，送醫急救後一小時，就宣告不治。 檢警對李男進行酒測，發現他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79毫克，因此依照「酒駕致人於死罪」提起公訴，一審由基隆地院國民法官審理。 國民法官審理時，李男坦承酒駕開車，但他辯稱，不知道沒有駕照不能開車的規定。但李男的母親作證，曾經叫李男考機車駕照，但李男沒有考取；公司的主管也說，李男在公司人事資料上填寫沒有駕照，自己也說都是找家人朋友送他上下班。另外法院也調取資料，發現李男曾經報考機車駕照，但因未通過筆試，所以沒有考取駕照。 國民法官最後認為，李男明知酒後不得開車，竟故意違反法令，對其他用路人造成極大危險，且導致被害人死亡的嚴重後果，違反法令情節重大；另外他犯後也未能賠償家屬，未能達成和解，因此判處有期徒刑5年。案件上訴第二審。 高等法院審理時，李男、檢方均只針對量刑上訴，高院認為國民法官量刑合理，且本案其餘事實認定、適用法律並無違誤，因此駁回上訴，維持李男有期徒刑5年的刑度。 ● 《ETtoday新聞雲》提醒您：喝酒不開車，開車不喝酒。 GD、泰妍高雄開唱 K-SPARK神席即刻入手！購票連結 : https://m.etmall.com.tw/I/7942099 ※ 資料來源：內政部警政署165打詐儀錶板 ※本文版權所有，非經授權，不得轉載。 [ ETtoday著作權聲明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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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照+酒駕」肇事害死朋友 基隆男二審仍判5年 | ETtoday社會新聞 | ETtoday新聞雲
說明事件的人事時地物與核心背景
基隆一名李姓男子在未取得任何駕駛執照的情況下，酒後駕駛友人車輛，釀成一死一傷的重大車禍。基隆地方法院國民法官參與一審審理，認定李男明知酒後不得駕車且無照仍故意上路，造成被害人死亡的嚴重後果，判處有期徒刑5年。李男與檢方均針對量刑提起上訴，臺灣高等法院審理後認為國民法官量刑並無不當，於二審駁回上訴，全案維持有期徒刑5年，仍可再上訴。
近年來臺灣酒駕肇事致死人數雖有下降趨勢，但酒駕致死人數仍佔交通死亡案件相當比例，政府因而持續加重相關刑責。本案發生於2024年4月間，地點在基隆市區。據法院認定的事實，李男一行9人於當日晚間8時30分起，在基隆一家熱炒店聚餐飲酒的過程中，與會者共喝了34瓶玻璃瓶裝啤酒；餐敘結束後，李男與其中5人轉往另一家小喫店續攤，又喝下18瓶玻璃瓶裝啤酒及6罐鋁罐啤酒。全程累積飲酒的時間逾7小時，直至凌晨4時許方纔散場。席間身為車主的謝姓友人酒醉程度甚至比李男更為嚴重，但最終是由無照的李男駕駛謝男的車輛離開。
依我國《刑法》第185條之3規定，服用毒品、麻醉藥品、酒類或其他相類之物，致不能安全駕駛因而致人於死者，可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本案李男經檢警酒測，吐氣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79毫克，已超過法定標準值的每公升0.25毫克；加上從未取得駕照，屬於明知故犯的情形，成為量刑時的加重情節。國民法官在評議時指出，李男犯後未能與被害人家屬達成和解或賠償，欠缺悔意，也是未能獲從輕量刑的關鍵原因。
值得注意的是，本案是《國民法官法》2023年正式施行後，基隆地方法院首批由國民法官參與審理的案件之一。國民法官制度讓素人公民與職業法官共同參與重大刑案的審判，量刑結果較以往單純由職業法官審理，可能呈現不同的考量角度。惟本案一、二審均維持有期徒刑5年，顯示職業法官與國民法官在量刑共識上趨於一致。
李姓被告為基隆市民，案發前任職於某公司，其公司主管證稱，李男在人事資料中自行填寫無駕照，平時均仰賴家人或朋友接送通勤，母親亦曾催促其考取機車駕照但未付諸行動。此外，法院調取資料發現，李男曾報考機車駕照筆試，但未通過，因此從未取得任何等級的駕駛執照。
被害人謝姓友人為李男同事，同為該公司員工，當晚與李男等人共同聚餐。謝男在車禍中頭部、胸部、腹部、背部及肢體多處外傷骨折，導致多器官損傷出血，送醫後短短一小時即宣告不治。
另一起車禍相關當事人為程姓男子，其駕駛的汽車在事發時於路邊起步，成為李男車輛擦撞的第一部車。程男本身並無刑事責任，僅為事故的波及者。
審理與上訴機構方面，一審由基隆地方法院國民法官法庭審理，審判長為職業法官，另有6名國民法官參與評議。二審則由臺灣高等法院受理，負責審查一審的事實認定及法律適用是否存有違誤。
● 聚餐起始時間：2024年4月11日晚間8時30分
● 轉往第二家小喫店續攤時間：熱炒店餐敘結束後
● 散場及事發時間：凌晨4時許
● 酒精測試數值：吐氣酒精濃度每公升0.79毫克（超標逾3倍）
● 熱炒店飲酒數量：34瓶玻璃瓶裝啤酒
● 小喫店飲酒數量：18瓶玻璃瓶裝啤酒＋6罐鋁罐啤酒
● 總飲酒量：約60瓶（罐）啤酒
● 聚餐人數：9人（含李男與被害人謝男）
● 續攤人數：6人
● 一審判處刑度：有期徒刑5年
● 二審結果：駁回上訴，維持5年
● 送醫至宣告不治時間：約1小時
本案的社會矚目程度與一般酒駕案件有所差異，關鍵因素在於：被告與被害人是朋友關係，而非陌生人。司法實務上，酒駕致死人傷案件的被告往往與被害人間無任何往來關係，本案被告卻是在被害人本人所有的車上，親手將車主撞死，悲劇色彩更為強烈。這層關係可能加深民眾對被告的負面觀感，也讓國民法官在量刑時更難以同情角度切入。
此外，無照駕駛疊加酒駕「雙重故意違法」的情節，在司法實務中並不罕見，但本案被告辯稱「不知道沒有駕照不能開車」，此一說法遭國民法官明確駁回。法院援引被告過往曾報考機照筆試未通過、公司人事資料記載無照、家庭成員知悉等情，認定其明知自己無照，卻選擇危險駕駛上路，已非單純的過失所能涵蓋。此類認定對於未來類似案件的審理方向具有指標意義：被告聲稱「不知法令」的抗辯，若無明確、無可質疑的依據，國民法官法庭極可能不予採納。
從量刑角度觀察，本案有期徒刑5年雖非酒駕致死罪的最重刑度，但已落在法定刑度的中上區間。過往類似案件的量刑結果分佈甚廣，從2年餘至7至8年均有判例；本案5年刑度顯示國民法官在量刑上傾向採納檢方立場，對於犯後未和解、未賠償的被告，選擇以相對較重的刑期回應。
對社會大眾而言，本案再次凸顯聚會散場時的「代駕」觀念仍待深化。即使同桌友人已經喝醉，若將車鑰匙交給同樣酒醉的同伴，不僅未能避免悲劇，反而可能將朋友推向險境。本案中被害人謝男自己醉倒一旁，卻將車輛交由更為醉酒的友人駕駛，自身最終成為事故的犧牲者，這一層面的風險極易為一般人所忽略。
本案裁判已確定的事實為：被告李男無照、酒駕上路，導致車主謝男死亡，一審、二審均判處有期徒刑5年。全案尚未三審定讞，被告仍有上訴救濟的權利，最終刑度仍可能變動，讀者應留意後續報導。
本案帶來的核心警示可歸納為以下幾點：
其一，無照駕駛並非可以「不知者無罪」為由開脫的輕微過失。我國駕駛執照制度已實施數十年，是否需要考取駕照是社會普遍認知，被告聲稱不知法令的抗辯，在法庭上極難成立。
其二，酒後駕駛的危險性不會因為「只是開一小段路」而降低。法院認定的事實顯示，事故發生在李男帶著謝男離開後「車子開出沒多久」，從離開到肇事僅僅數分鐘，卻已足以釀成死傷悲劇。
其三，聚會共飲者對於彼此的交通安全具有相互提醒的義務。當同桌友人已呈現嚴重醉態時，其他人應主動阻止其駕駛車輛，而非任由其取車上路。本案多名共同聚餐者對李男的駕駛行為若有所知悉並放任，是否衍生其他法律責任，值得關注。
其四，酒駕肇事致人死亡案件中，被害人家屬能否獲得實質民事賠償，往往是後續糾葛的關鍵。本案被告未能與家屬達成和解，不僅在刑事量刑上居於劣勢，家屬後續若欲透過民事訴訟求償，也可能面臨被告無力賠償的困境。對此，我國設有犯罪被害人保護制度，符合要件之家屬可向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申請補償，以適度填補因犯罪行為所受的損害。
喝酒不開車，開車不喝酒。指定駕駛、代客叫車或大眾運輸工具，都是可避免類似悲劇發生的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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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照+酒駕」肇事害死朋友 基隆男二審仍判5年 | ETtoday社會新聞 | ETtoday新聞雲
分析影響、風險與後續觀察方向
# AI 深度評論
## 評論導言
這則發生在基隆的酒駕致死案，案情本身並不複雜，卻精準地暴露了臺灣社會長期存在的幾個結構性病竈。一名從未取得駕照的李姓男子，在飲用近六十罐啤酒後駕駛友人車輛上路，釀成車主死亡的悲劇。法院依據《刑法》第185條之3「酒駕致人於死罪」判處有期徒刑五年，二審駁回上訴，全案維持確定刑度。
本案之所以值得深入評論，不僅在於其悲劇本質為何，更在於它所揭示的社會集體行為模式——聚餐散場時的代駕觀念薄弱、無照駕駛的僥倖心態、以及「我不知道不能這樣做」的制度認知匱乏。這些問題的根源並非單一個人或單一事件所能概括，而是整個社會在交通安全意識上的系統性缺口。
## 事件背後的結構問題
細讀法院認定的事實細節，會發現這起悲劇其實存在多重可以被阻止的節點。當晚一行九人在熱炒店從晚間八點半喝到凌晨四點，總計喝下約六十瓶罐啤酒，平均每人超過六瓶。這樣的飲酒量已經遠遠超出「小酌」的範圍進入「狂飲」程度，但席間沒有人對即將駕車的對象提出警示或安排替代交通。更荒謬的是，車主謝姓友人本身的醉態比李姓男子更為嚴重，卻仍然將車鑰匙交給同樣酒醉的李男駕駛——這是最令人痛心的環節，車主因信任朋友而喪命，這層關係成了致命傷。
第一層結構問題在於代駕文化的缺位。臺灣人聚餐飲酒的頻率極高，但「指定駕駛」的觀念始終未能深植於社交場合。許多人認為「只是開一小段路」、「你家很近」並不構成風險，但本案的事實證明，從離開到肇事僅僅「車子開出沒多久」，這個距離可能還沒離開餐廳停車場，就已經足以釀成死傷悲劇。酒精對反應速度與判斷能力的損害是累積的，不會因為路程短暫而消失。
第二層結構問題是無照駕駛的僥倖心態。根據法院認定的事實，李男曾經報考機車駕照但未通過筆試，公司主管也證稱他在人事資料中自行填寫無駕照，母親更曾催促他考照卻未付諸行動。在這種情況下，李男聲稱「不知道沒有駕照不能開車」的抗辯，顯然與其自身行為紀錄相矛盾。問題在於，臺灣社會對於無照駕駛的風險認知遠低於酒駕，多數人並未將無照駕駛視為與酒駕同等的故意違法行為。然而，無照駕駛意味著駕駛者從未接受過正規的駕駛訓練，對交通法規、風險判斷、緊急處置等基本能力均屬未知，這對其他用路人構成的威脅，並不比酒駕為低。
第三層結構問題是聚會參與者的集體責任意識。當晚共有九人聚餐，其中六人與李男轉往續攤，法院裁決書中並未說明其他共飲者是否知悉李男將駕車離去，亦未追究其他人的法律責任。但從民事連帶責任的角度觀察，若共飲者明知當事人已嚴重酒醉卻未阻止其駕駛，確實可能衍生過失刑事責任。這一層面的風險長期為社會所忽略，多數人認為「勸酒」是情誼表現，卻忽略了散場時的交通安全把關責任。
## 利害關係與政策意涵
從利害關係人的角度分析，本案涉及的核心羣體至少有四方：被告李男、被害人謝男家屬、共飲者與其他用路人、以及司法體系。
對被告李男而言，五年有期徒刑雖然並非《刑法》第185條之3的最重刑度，但已落在法定刑度三至十年的中上區間。檢方上訴時主張應從重量刑，而被告上訴則可能主張原審量刑過重，最終高等法院維持原判，顯示職業法官與國民法官在這起案件上取得共識。然而，被告犯後未能與被害人家屬達成和解或賠償，這不僅影響了刑事量刑，也為後續民事糾紛埋下伏筆。根據我國《民法》侵權行為的規定，被害人家屬得對被告請求損害賠償，但若被告無力負擔，這筆賠償可能淪為「法律上的權利」而非「實質的補償」。這正是犯罪被害人保護制度存在的原因，符合要件之家屬可向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申請補償，以適度填補因犯罪行為所受的損害。
對被害人謝男家屬而言，失去親人的悲痛難以用任何補償填補，但司法程序中的民事救濟通道仍然存在。若被告名下有財產，家屬可透過民事訴訟請求遺屬慰撫金、喪葬費及相關損失；若被告無力賠償，家屬也可申請犯罪被害人補償金。此案的悲劇性在於，被害人本身是車主，他將車輛交由朋友駕駛的決定，終將自己推向險境。這層關係讓此案與一般酒駕致死案件有所區別，也讓社會大眾更難以「單純的意外」視之。
對共飲者與其他用路人而言，本案同樣構成警示。程姓男子在路邊正常起步，卻無端成為擦撞的對象，雖然刑事上無需負責，但車輛損毀的民事賠償責任可能仍需向被告請求。若被告無力賠償，程男只能自行吸收損失，或透過強制汽車責任保險理賠。這一層面的風險凸顯了「無妄之災」的可能性——你守法上路，卻可能因為他人的故意違法而遭受波及。
對司法體系而言，本案是《國民法官法》正式施行後，基隆地方法院首批由國民法官參與審理的案件之一。國民法官制度的設計初衷，是讓素人公民與職業法官共同參與重大刑案的審判，引入社會觀點於司法決策中。本案一、二審均維持有期徒刑五年，顯示職業法官與國民法官在量刑共識上趨於一致，這對制度運作的穩定性而言是正面訊號。然而，值得觀察的是，國民法官是否會在類似案件中呈現不同於職業法官的量刑傾向，這需要更多個案的累積才能判斷。
## 風險與爭議
本案引發的爭議主要集中在兩個層面：被告「不知道不能無照駕駛」的抗辯是否合理、以及國民法官制度的量刑平衡。
關於第一個爭議，李男聲稱不知道沒有駕照不能開車，這種「不知法令」的抗辯在法律上極難成立。原因在於，我國駕駛執照制度已實施數十年，「開車需要考駕照」是社會普遍認知，並非複雜的法律問題。法院透過被告曾經報考機車駕照、公司人事資料記載無照、母親催促考照等事證，認定被告明知自己無照，卻選擇上路，這已經超越單純過失的範疇，進入故意違法的領域。這項認定對於未來類似案件具有指標意義：被告聲稱「不知法令」的抗辯，若無明確無可否認的依據，國民法官法庭極可能不予採納。
但這裡存在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臺灣社會對無照駕駛的重視程度，是否與其實際風險成正比？從執法數據觀察，無照駕駛的查獲率和罰則力度，長期低於酒駕。這可能讓部分民眾產生「無照駕駛沒什麼」的錯誤認知。本案被告或許不是刻意挑戰法律，而是真心認為「不過就是沒考照，開車有什麼關係」——這種認知偏差，正是社會交通安全教育的缺口。
關於第二個爭議，國民法官制度的量刑平衡需要持續觀察。國民法官來自不同職業、不同背景，他們對於「什麼是合理的刑罰」的認知，可能與職業法官有所出入。本案檢方與被告均只針對量刑上訴，高等法院認為國民法官量刑合理，駁回上訴。這顯示二審法院給予國民法官相當的裁量空間，而非輕易推翻其決定。這對制度運作而言是健康的，因為國民法官制度的價值，正在於引入公民視角於重大刑案的審理，若二審法院動輒推翻一審量刑，國民法官制度的設計意義將大打折扣。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本案是目前少數已經確定判決的國民法官案件之一，未來隨著更多案件的累積，國民法官的量刑傾向是否會呈現較大的波動，值得持續觀察。若不同法院、不同組成的國民法官在類似案件上呈現明顯不同的量刑結果，這可能需要透過量刑指引或案例彙編的方式加以平衡。
## 可能的後續發展
本案被告仍有上訴救濟的權利，尚未三審定讞。若被告向最高法院提起上訴，最高法院可能審查的事項包括：國民法官的程序是否合法、的事實認定是否有證據支持、以及法律適用是否有錯誤。值得注意的是，我國刑事訴訟法對於被告上訴權利的保障相當充分，即使二審駁回上訴，被告仍可向最高法院提起上訴，最高法院若認為有理由，可能發回更審。
被害人家屬的民事求償訴訟，可能是本案後續的另一個戰場。若被告名下的財產不足以賠償所有損失，家屬可能需要透過犯罪被害人保護制度申請補償。若被告最終入監執行，其財產可能遭到強制執行，家屬能獲得的實質賠償金額，取決於被告的經濟狀況而定。
從社會層面觀察，本案是否會成為推動交通安全政策強化的契機，值得關注。近年來政府持續加重酒駕刑罰，酒駕致死的人數雖有下降趨勢，但酒駕致死的絕對人數仍佔交通死亡案件相當比例。若本案的社會關注度足夠，或許能促使行政部門加強無照駕駛的執法力度、或推動代駕服務的普及化，讓「喝酒不開車」從口號轉化為實際可行的選項。
## 建議與觀察指標
基於上述分析，本案帶來的社會警示可以歸納為幾個層面。對一般民眾而言，聚餐散場時的交通安全把關，應該成為聚餐禮儀的一部分。當同桌友人已經呈現明顯醉態時，其他人應主動阻止其駕駛車輛，而非任由其取車上路。指定駕駛、代客叫車、或使用大眾運輸工具，都是可避免類似悲劇發生的選項。
對立法者而言，無照駕駛的法律風險與執法力度，或許有強化的空間。目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對於無照駕駛的罰則，相對於酒駕而言較為寬鬆，這可能讓民眾產生「無照駕駛不要緊」的錯誤認知。若要有效降低無照駕駛的事故發生率，除了加強執法查緝之外，也需要提升民眾對無照駕駛風險的認知。
對司法實務而言，國民法官制度的運作需要更多個案的累積，才能觀察其長期趨勢。本案的量刑結果顯示國民法官與職業法官在這起案件上取得共識，這對制度運作的穩定性而言是正面訊號。但未來在不同案件上，國民法官是否會呈現不同於職業法官的量刑傾向，這需要持續觀察。
最後，對社會大眾而言，這起悲劇最核心的教訓在於：朋友之間的情感，不應該成為交通安全把關的盲點。被害人是基於信任才將車輛交給李男駕駛，這份信任最終讓他付出生命的代價。在聚餐場閤中，真正的朋友不會讓朋友在酒後駕車——這不是不留情面，而是對彼此生命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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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仍有上訴救濟餘地，最終結果仍可能變動。本文僅就目前已經公開的裁判事實進行評論，讀者應留意後續報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