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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記者 陳韻聿 倫敦19日專電）來自30個國家的國會議員今天發布聯合聲明，強調將持續捍衛民主與法治，肯定臺灣長久以來是「自治民主」社會，臺灣的「自決權」必須受尊重、不容外力脅迫，任何攸關臺灣前途的國際討論「都必須有臺灣參與」。
這項聯合聲明由「對華政策跨國議會聯盟」（Inter-Parliamentary Alliance on China，IPAC）發起。IPAC成立於2020年6月4日，由多國國會議員共同創立，旨在因應中國帶來的挑戰，成員涵蓋美、歐、英、日、澳等國家，超過百位國會議員參與，關注中國重要相關議題，包括中共與解放軍動態、維族、西藏、香港與臺海等議題。
今天的聲明有超過60位國會議員簽署支持，其中包括來自臺灣的立法委員范雲和陳昭姿。范雲為民進黨籍，陳昭姿為民眾黨籍，兩人也是IPAC在臺灣的共同主席。
值得注意的是，這項聲明發表的時間點，適逢「川習會」閉幕後數日。「川習會」於5月15日落幕，至今餘波盪漾，臺灣議題尤其受到國際關注。在此脈絡下，IPAC選擇此時發布聲明，挺臺灣的立場備受矚目。
聲明內容指出，數十年來，臺灣人民實踐民主，促成民主蓬勃發展，並展現公開透明的體制和具民意基礎的治理能夠讓自由茁壯。聲明強調，臺灣的自決權必須受尊重、不容外力脅迫。任何有關臺灣政治地位與前途的國際討論「都必須有臺灣參與」。將臺灣2300萬人排除於攸關他們安全的討論之外，不僅是錯誤，更危及國際秩序穩定。
各國國會議員在聲明中也表示，將繼續攜手國際社會，堅定與臺灣同在，確保臺灣人民將永遠是「自身命運的主人」。
根據IPAC提供的名單，除了臺灣，簽署聯合聲明的國會議員另來自澳洲、阿爾巴尼亞、玻利維亞、巴西、加拿大、哥倫比亞、捷克、愛沙尼亞、法國、德國、愛爾蘭、義大利、日本、拉脫維亞、立陶宛、荷蘭、紐西蘭、挪威、巴拿馬、巴拉圭、烏拉圭、菲律賓、羅馬尼亞、瑞典、瑞士、烏克蘭、英國、美國，以及數位歐洲議會（European Parliament）議員。
IPAC自2020年成立以來，持續關注臺海局勢與中國威脅，此次聯合聲明是該組織近年來對臺灣議題最明確且強力的表態之一。學者分析，這顯示國際社會對於臺灣在民主陣營中的戰略地位日益重視，也反映出各國國會議員希望，透過跨國合作的方式，向北京傳遞明確的信號，強調臺灣問題不容忽視。（編輯：唐佩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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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AC串聯30國國會議員 強調討論臺灣未來須有臺灣參與 | 政治 | 中央社 CNA
說明事件的人事時地物與核心背景
「對華政策跨國議會聯盟」（Inter-Parliamentary Alliance on China，IPAC）於倫敦時間19日發布跨國聯合聲明，獲得來自30個國家的超過60位國會議員簽署支持。聲明明確表達對臺灣的支持，強調臺灣長久以來是「自治民主」社會，其「自決權」必須受到尊重，任何攸關臺灣政治地位與前途的國際討論「都必須有臺灣參與」。將臺灣2300萬人排除於攸關他們安全的討論之外，不僅是錯誤，更危及國際秩序穩定。
此次聯合聲明中，臺灣方面由立法委員范雲與陳昭姿代表參與簽署。范雲為民進黨籍，陳昭姿為民眾黨籍，兩人同時擔任IPAC在臺灣的共同主席。聲明同時指出，各簽署國家的國會議員將繼續攜手國際社會，堅定與臺灣同在，確保臺灣人民將永遠是「自身命運的主人」。
IPAC成立於2020年6月4日，由多國國會議員共同創立，旨在因應中國帶來的挑戰。該組織成員涵蓋美國、歐洲各國、英國、日本、澳洲等主要民主國家，目前已有超過百位國會議員參與，關注的中國重要相關議題包括中共與解放軍動態、維吾爾族、西藏、香港與臺海等議題。
此次聯合聲明發表的時間點尤為關鍵，正好落在「川習會」閉幕後數日。川習會於5月15日落幕，會後餘波盪漾，臺灣議題在國際場合受到高度關注。在此脈絡下，IPAC選擇此刻發布挺臺灣的聯合聲明，其立場備受矚目，被視為是對北京傳遞明確信號的重要外交動作。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來IPAC持續關注臺海局勢與中國威脅，此次聯合聲明被認為是該組織近年來對臺灣議題最明確且強力的表態之一，象徵著國際社會對臺灣問題的重視程度達到新高峯。
IPAC在聲明中高度肯定臺灣的民主成就。聲明指出，數十年來，臺灣人民實踐民主，促成民主蓬勃發展，並展現公開透明的體制和具民意基礎的治理能夠讓自由茁壯。這些表述明確肯定了臺灣的民主成就與治理模式，並將其視為民主陣營的重要資產。
在主權與安全議題上，聲明強調臺灣的自決權必須受尊重、不容外力脅迫。這一表述直接回應了中國對臺灣日益增強的軍事與外交壓力，明確表達國際社會反對任何以非和平方式改變臺海現狀的立場。
臺灣立委范雲與陳昭姿作為IPAC在臺灣的共同主席參與此次聲明，代表臺灣內部跨黨派的聲音。范雲來自執政的民進黨，陳昭姿來自在野的民眾黨，顯示臺灣朝野在守護國家主權與參與國際事務方面具有一定共識。
根據學者分析，國際社會對於臺灣在民主陣營中的戰略地位日益重視。各國國會議員希望通過跨國合作的方式，向北京傳遞明確的信號，強調臺灣問題不容忽視。這一趨勢反映出民主國家在面對中國崛起時，正在形成更緊密的協調機制。
此次IPAC聯合聲明的發布，在多個層面產生深遠影響。首先，在外交層面，聲明確立了「臺灣參與」作為國際討論臺灣議題的必要條件。這一立場與北京長期主張的「一個中國原則」形成直接對立，可能加劇美中在臺灣問題上的外交摩擦。對於北京而言，來自30個國家、60位國會議員的聯合表態，無疑是對其對臺政策的明確挑戰。
其次，在國際法與國際秩序層面，聲明將臺灣2300萬人排除於攸關他們安全的討論之外定性為「不僅是錯誤，更危及國際秩序穩定」。這一論述將臺灣議題提升至國際秩序的高度，暗示任何排除臺灣的國際安排都具有潛在的不穩定性與合法性缺陷。
在區域安全層面，IPAC的聲明強化了民主國家在臺海問題上的團結態勢。成員國涵蓋美洲、歐洲、亞洲、大洋洲的主要民主國家，形成廣泛的跨地域支持網絡。這種跨國國會外交的機制，為臺灣在缺乏正式外交承認的情況下，提供了另一種參與國際事務、獲得國際支持的途徑。
在中國因素考量下，IPAC的行動可能被北京視為幹預中國內政的行為。中國向來將臺灣視為其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任何外國勢力支持臺灣的行為都被北京視為不可接受。聲明發布的時機點適逢川習會後，可能使中美關係面臨新的考驗。
對於臺灣而言，這份聲明提供了重要的國際支持與外交資產。臺灣立委參與簽署，本身就是臺灣參與國際事務的具體例證。這有助於強化臺灣在國際社會中的能見度，並為未來爭取更多國際空間奠定基礎。
**30個國家**：參與此次IPAC聯合聲明的國家數量，包括澳洲、阿爾巴尼亞、玻利維亞、巴西、加拿大、哥倫比亞、捷克、愛沙尼亞、法國、德國、愛爾蘭、義大利、日本、拉脫維維亞、立陶宛、荷蘭、紐西蘭、挪威、巴拿馬、巴拉圭、烏拉圭、菲律賓、羅馬尼亞、瑞典、瑞士、烏克蘭、英國、美國等國家，以及數位歐洲議會（European Parliament）議員。
**超過60位國會議員**：實際簽署支持此次聯合聲明的國會議員人數，代表著廣泛的國際民意支持基礎。
**2020年6月4日**：IPAC正式成立的日期。選擇在天安門事件紀念日成立，具有明確的象徵意義。
**超過100位國會議員**：IPAC目前的總成員規模，顯示該組織已成為關注中國議題的重要跨國國會組織。
**2300萬人**：臺灣的總人口數。聲明特別強調，將這2300萬人排除於攸關他們安全的討論之外是不正確的。
**2位臺灣立委**：范雲與陳昭姿作為IPAC臺灣共同主席參與簽署，代表臺灣朝野跨黨派的參與。
**5月15日**：川習會落幕日期。聲明發表時機點與此重大外交事件相隔數日，引發國際社會高度關注。
IPAC此次聯合聲明的發布，反映出全球民主國家在應對中國挑戰方面的協調機制日益成熟。國會外交作為傳統政府間外交的補充，正在臺灣問題上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相較於行政部門可能受到現實政治考量的限制，國會議員往往能更直接地反映民意，在支持臺灣的議題上展現更大的彈性與決心。
臺灣立委參與IPAC並共同發布聲明的安排，為臺灣在缺乏正式外交承認的情況下參與國際事務提供了創新模式。透過跨國國會組織的參與，臺灣得以繞過主權承認的外交障礙，與各國國會建立直接聯繫管道。這種「國會外交」的途徑，未來可能成為臺灣拓展國際空間的重要策略。
然而，此類國際挺臺行動是否會進一步刺激北京、導致臺海局勢升級，值得持續關注。中國可能會透過外交途徑向相關國家施壓，或在臺海周邊進行軍事演訓作為回應。國際社會如何在支持臺灣與避免臺海衝突升級之間取得平衡，將是未來的重要課題。
整體而言，IPAC的這份聯合聲明代表了國際社會對臺灣問題的集體表態，其規模與明確程度均創下新紀錄。這不僅是對臺灣民主成就的肯定，更是對國際秩序穩定的一次重要宣示。在美中戰略競爭持續的背景下，臺灣議題已從雙邊範疇逐步走向多邊化、國際化的新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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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AC串聯30國國會議員 強調討論臺灣未來須有臺灣參與 | 政治 | 中央社 CNA
分析影響、風險與後續觀察方向
「對華政策跨國議會聯盟」（IPAC）匯集來自三十個國家的國會議員，於倫敦發布聯合聲明，重申臺灣的「自決權」必須受尊重、任何攸關臺灣前途的國際討論都必須有臺灣參與。這份聲明的時間節點極具戰略意涵——恰好在「川習會」落幕後數日，美中領導人峯會的餘波仍在國際輿論場中發酵之際。這不只是單一國家的國會意見，更是跨越地理邊界、跨越政治光譜的民主結盟姿態。
聲明獲得超過六十位跨國國會議員聯署，成員涵蓋美洲、歐洲、亞洲、大洋洲共三十國，當中不乏傳統上對臺灣議題相對低調的國家如巴西、哥倫比亞、巴拿馬等拉美國家；也包括近期地緣政治風險急遽升高的烏克蘭。這份聲明的廣度與深度，標誌著國際社會對臺灣問題的認知正在經歷結構性轉變——臺灣議題已從過往的雙邊外交灰色地帶，逐步成為多邊民主協調的核心關切。本文將從組織特性、時機選擇、法理意涵、地緣政治風險及後續觀察等層面，進行深度解析。
首先，必須正確認識IPAC的組織本質。該聯盟成立於二零二零年六月四日——一個具有高度象徵意義的日期選擇。創辦成員來自美國、歐洲、英國、日本、澳洲等多個民主體制國家，成員總數超過百位國會議員，關注範疇涵蓋中國共產黨與解放軍動態、維吾爾族人權、西藏問題、香港自治，以及臺海安全等核心議題。IPAC的組織邏輯體現了一種新興的多邊國會外交模式：跳過傳統行政部門的官方管道，直接透過各國民意代表網絡，形成對特定議題的跨國共識壓力。
這種「國會對國會」的外交路徑，在傳統國際關係理論中屬於所謂的「第二軌道外交」（Track Two Diplomacy）範疇，但其動員能量與政治效果近年來已大幅超出非官方對話的框架限制。當各國國會議員以正式聯合聲明方式集體發聲，其政治信號較諸學術研討會或智庫論壇，具備更強的合法性與公眾可見度。值得注意的是，IPAC此次聲明由臺灣立法委員范雲與陳昭姿共同具名——范雲來自民進黨，陳昭姿來自民眾黨，跨越了臺灣內部的政黨分野，以一致的民主價值立場面對國際社會，這一姿態本身即具有重要的宣示意義。
聲明內文值得細讀的關鍵表述有三。第一，將臺灣定性為「自治民主」社會，而非使用「國家」、「主權實體」或「政治實體」等敏感措辭。這種刻意模糊法理地位、強調治理效能與民主制度的表述策略，顯示起草者對北京的政治紅線有清晰掌握，同時盡可能在國際法的灰色地帶中尋求最大公約數。第二，重申臺灣的「自決權」必須受尊重、不容外力脅迫。「自決權」（self-determination）是國際法中備受爭議的概念——《聯合國憲章》並未明確界定，但透過一系列國際法案例與宣言，已被確立為適用於殖民地與被壓迫民族的基本權利。將臺灣的自決權與外力脅迫並置，劍指中國大陸對臺軍事威嚇與外交打壓的政策邏輯。第三，強調任何有關臺灣政治地位與前途的國際討論都必須有臺灣參與——此一表述直接挑戰了長期以來美中兩大國在「悄悄外交」（quiet diplomacy）中以桌下交易決定第三小國命運的舊有模式。
然而，這份聲明的侷限性同樣明顯，不容迴避。
第一個問題是「道德聲援」與「實質行動」之間的鴻溝。IPAC的聯合聲明就性質而言，屬於「表態性文件」，而非具備法律約束力的多邊條約或制裁機制。六十餘位國會議員的聯署，固然展現了跨國民主網絡的團結意向，但當涉及實質性的軍事威懾、經濟制裁或外交承認等核心議題時，各國行政部門的態度往往與國會存在顯著落差。以美國為例，國會近年來通過了《臺灣關係法》、《臺灣旅行法》、《臺北法案》等一系列挺臺立法，但行政部門在實務操作上仍堅守「戰略模糊」的既有框架。聲明中「確保臺灣人民將永遠是自身命運的主人」這一願景表述，究竟能兌現為何種具體政策工具，至今仍是一片空白。
第二個問題是動員基礎的不對稱性。IPAC的三十國網絡固然涵蓋了主要民主國家，但仔細檢視名單便可發現，簽署國家多為已開發民主陣營成員，真正的「增量」在於拉美與東歐國家的參與。然而，這些國家的國會在各自外交決策體系中的權柄差異甚大。以巴西為例，國會對外交政策的影響力相對有限，總統行政團隊才掌握實質主導權；烏克蘭正處於戰時體制，對外表態自有其複雜的地緣政治計算。聲明的「數量」掩蓋了「品質」與「承諾深度」的分化。
第三個問題是時機的雙面刃效應。IPAC選擇在「川習會」後數日發布聲明，精準踩點的策略固然吸引了媒體關注，但也可能壓縮了聲明的詮釋空間，使其被簡化為「美國國會的盟友趁川習會東風補刀」這一單一敘事。在北京的論述框架中，這恰恰可以被詮釋為「外國勢力幹預亞太事務」、「以意識形態聯盟圍堵中國」的最新證據，強化其對內宣傳的論述正當性。
從風險視角審視，這份聲明對臺灣而言並非純然的利多，而是伴隨著若干結構性風險。
最直接的地緣政治風險在於，北京可能以聲明為由，加速對臺軍事施壓節奏。習近平政權近年來將臺灣問題的「解決時間表」不斷前移，任何被視為「外國勢力幹預中國內政」的行動，都可能成為激化臺海緊張的催化劑。聲明中明確提及「任何攸關臺灣前途的國際討論都必須有臺灣參與」，這一等於否定了北京一貫主張的「臺灣問題是中國內政、不容外國置喙」立場，可能被北京解讀為「臺灣問題國際化」的進一步突破，從而刺激其更強硬的回應。
第二層風險在於國際承諾的「空洞化」效應。每一次高調的聲明，若未能落實為具體行動，都會在某種程度上損耗國際社會對臺灣議題的關注意願與緊急感。當「挺臺」逐漸成為一種政治正確的廉價表態，而非需要付出政治成本的實質承諾時，反而可能削弱臺灣在真正危機時刻的談判地位。
第三層風險涉及臺灣內部的政治分歧被過度放大。范雲與陳昭姿跨越政黨立場共同署名，固然展現了民主團結的正面形象；但臺灣內部對於「自決權」這一概念的接受程度，並非全社會共識。親中陣營或可能將此解讀為「走向法理臺獨的危險一步」，進而動員反對力量。聲明的激進表述與臺灣內部政治現實之間，存在某種不可避免的張力。
第四層風險是IPAC本身的可持續性。該組織成立至今不過五年，能否在中國經濟脅迫壓力下維持向心力，各成員國是否會在各自利益權衡下逐漸退縮，這些都是未知數。北京對參與IPAC成員國的企業與政治人物實施「分化瓦解」策略已有前例，未來的組織凝聚力並非可以想當然。
面對這一新發展，臺灣的政策作為應當從以下幾個維度同步展開。
第一，建立聲明內容的「落地機制」。IPAC的聯合聲明應被視為一個倡議起點，而非終點。臺灣外交部門需要與各簽署國的國會議員建立制度化的溝通管道，將政治表態轉化為具體的立法合作、軍事交流、技術轉讓等實質項目。尤其重要的是爭取各簽署國國會在本國法律框架內，推動賦予臺灣更多國際參與空間的相關立法——例如協助臺灣取得觀察員地位、或支持臺灣加入不涉及主權認定的功能性國際組織。
第二，審慎管理「自決權」論述的內外落差。在國際宣傳上，「自決權」是動員國際支持的有效工具；但在兩岸關係與臺灣內部政治的脈絡下，這一概念的政治敏感性不容忽視。臺灣外交論述應在強調「民主價值」的共同基礎上，避免過度刺激法理層面的主權爭議，轉而聚焦於「治理效能」、「民意基礎」、「和平穩定」等更易獲得國際社會共鳴的核心價值。
第三，強化臺灣作為「民主盟友」的實質貢獻。IPAC的成立初衷在於因應中國挑戰，臺灣若僅是被守護的對象，而非積極的貢獻者，長期而言將削弱其在聯盟中的話語權。臺灣在半導體、供應鏈韌性、資安科技、民主經驗輸出等領域的獨特優勢，應被積極轉化為對IPAC各成員國的實質價值，強化「共同命運」的敘事。
第四，深化臺灣國會的跨黨派合作機制。IPAC的跨黨派共同署名模式，為臺灣內部政治提供了示範。但在操作層面，如何在確保外交立場一致性的同時，避免外交議題成為政黨內鬥的工具，需要建立制度性的跨黨派協調機制，而非僅依賴個別政治人物的善意。
這份聲明的後續效應，有幾個關鍵觀察指標值得追蹤。
首先，是各簽署國行政部門的後續回應。國會通過聲明後，相關國家的外交部或國防部是否會有配套的官方聲明或政策調整，將是檢驗承諾深度的首要指標。若各國行政首長在雙邊或多邊峯會中主動提及聲明內容，或將挺臺立場納入雙邊聯合聲明，則象徵意義將逐步轉化為制度性承認。
其次，是北京的反應烈度與手段選擇。過往經驗顯示，北京對挺臺行動的回應往往遵循「先低調警告、後適度施壓」的邏輯；若此次聲明被北京視為嚴重挑釁，可能出現外交撤回駐相關國大使、經貿制裁、或在臺海進行針對性軍事演習等高烈度回應。觀察北京是否將此次聲明列入其「破壞祖國統一」的黑名單，並據此對相關國會議員實施制裁或旅遊禁令，將是重要的風向標。
第三，是IPAC組織本身的未來擴張與議程深化。該組織是否能持續吸納新成員國，特別是亞洲與非洲的開發中國家，以及是否能將挺臺聲明轉化為具體的立法行動、經濟合作或安全對話機制，將決定這份聲明究竟是曇花一現的道德表態，還是標誌著民主聯盟體制化轉型的歷史起點。
第四，是臺灣2300萬人民對自身處境的集體感知。聲明的國際能見度，最終必須回歸到臺灣社會對自身安全與未來的主觀信心。若國際挺臺聲浪與臺灣內部的經濟信心、社會凝聚力、國防意願形成正向循環，則聲明的外部效果將與內部治理形成相互強化的良性循環；反之，若臺灣社會對國際支持產生「疲乏感」或「無力感」，則外部聲援的邊際效益將持續遞減。
最後，不可迴避的結構性觀察是：美中戰略競爭的主軸格局，正在重塑臺灣問題的國際框架。IPAC的三十國挺臺聲明，實質上是這場大國博弈在「第二軌道」上的延伸表現。只要美中競爭的底層結構不變，臺灣作為民主盟友與半導體樞紐的戰略價值，將持續吸引國際關注。然而，這種「利用價值」導向的支持邏輯，與「價值認同」導向的支持邏輯之間，存在本質差異。臺灣的長遠安全，不能僅依賴國際社會的功利性計算，更需要建立在自身民主制度的深化、國防能力的實質提升、以及社會凝聚力的不斷鞏固之上。聲明是起點，而非終點；是契機，而非保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