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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
ETtoday 2026-05-22

墨爾本臺灣電影節開幕! 《大濛》等4部臺灣電影登澳洲  | ETtoday政治新聞 | ETtoday新聞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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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屆墨爾本臺灣電影節開幕片《我家的事》放映場次於ACMI放映廳座無虛席,主辦團隊與導演於近400名觀眾前合影留念。(圖/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墨爾本辦事處)

記者陶本和/臺北報導

第五屆墨爾本臺灣電影節21日傍晚於澳洲影視藝術中心(ACMI)開幕,吸引近400人出席。本屆電影節以「Transition-流轉」為主題,精選四部臺灣電影,回望臺灣從威權走向民主的歷程。《我家的事》導演潘克霖、《深度安靜》導演沈可尚,以及《那張照片裡的我們》導演湯昇榮,都親赴澳洲參與映後座談會;而閉幕片《大濛》導演陳玉勳則以視訊方式參與映後訪問。

墨爾本臺灣電影節主席張耀中教授致詞時表示,電影節從社區小型活動成長為墨爾本藝文日曆上的固定文化盛事,始終秉持初衷,以免費、非營利的方式,讓臺灣故事在澳洲觸及更廣泛的觀眾。他指出,本屆主題「流轉」不只承載臺灣的歷史旅程,更映照出家庭之間、世代之間那些無聲的流動與轉變;臺灣電影以人為核心,說的是關於家庭、民主、記憶、歸屬與韌性的故事。

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墨爾本辦事處處長呂明澤致詞時說,本屆電影節的主題「流轉」對臺灣而言不是比喻,而是真實的歷史記憶,臺灣走過了那段歷程,走到了今天,一個自由的、民主的社會,人民選擇自己的領袖、說自己的故事、過自己的生活,「臺灣不是一個問題,臺灣是一個民主社會,我們知道自己是誰,這就是臺灣,一直都是」。

呂明澤也引用黎巴嫩詩人紀伯倫(Khalil Gibran)名言:「昨日不過是今日的記憶,明日不過是今日的夢想。」他表示,五年前一羣人抱持一個簡單的信念,臺灣有值得訴說的故事,墨爾本是願意聆聽的城市,今晚近200位賓客與美、韓外交代表、澳洲各界政要齊聚ACMI參加開幕酒會,正是臺灣以文化為橋樑、與理念相近國家深耕共同價值的具體見證。

澳洲臺灣俱樂部主席Luke Donellan致詞時則說,臺灣與澳洲之間的多元文化連結與社羣紐帶,是兩地關係最堅實的基礎;電影作為跨越語言與背景的溝通媒介,是促進人與人之間理解與共鳴的最佳橋樑。

本屆電影節三位參展導演親赴墨爾本出席映後座談,包括《我家的事》導演潘克霖、《深度安靜》導演沈可尚,以及《那張照片裡的我們》導演湯昇榮。閉幕片《大濛》導演陳玉勳則以視訊方式參與映後訪問。

▼墨爾本臺灣電影節主席張耀中教授、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墨爾本辦事處處長呂明澤、澳洲聯邦多元文化助理廳長Julian Hill、澳亞臺灣研究協會George Hong博士、Phyllis Huang博士,於MTFF背板前合影。。(圖/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墨爾本辦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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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爾本臺灣電影節開幕! 《大濛》等4部臺灣電影登澳洲  | ETtoday政治新聞 | ETtoday新聞雲

說明事件的人事時地物與核心背景

核心事實

第五屆墨爾本臺灣電影節於一月二十一日晚間在澳洲影視藝術中心(ACMI)正式揭開序幕,本屆電影節以「Transition-流轉」作為主題,精選四部具有代表性的臺灣電影作品,分別為閉幕片《大濛》、開幕片《我家的事》、《深度安靜》以及《那張照片裡的我們》,呈現臺灣從威權體制走向民主社會的歷史進程與時代轉型。根據主辦單位統計,開幕活動吸引近四百名觀眾到場,座無虛席,現場另有美國、韓國外交代表及澳洲各界政要出席開幕酒會,顯示這項文化活動已成為墨爾本藝文日曆上備受矚目的固定盛事。

本屆電影節延續過往非營利、免費索票的傳統運作模式,讓臺灣故事得以在澳洲土地上觸及更廣泛的在地觀眾。三位參展導演包括《我家的事》導演潘克霖、《深度安靜》導演沈可尚、《那張照片裡的我們》導演湯昇榮均親赴墨爾本出席映後座談會,與觀眾進行面對面的文化交流;閉幕片《大濛》導演陳玉勳則因行程因素,以視訊連線方式參與映後訪談環節。

背景脈絡

墨爾本臺灣電影節自第一屆舉辦至今已邁入第五年,最初僅是社區層級的小型放映活動,逐步發展成為墨爾本地區重要的常態性文化節慶。主辦團隊多年來堅守非營利性質與免費開放的根本原則,使這項活動不僅成為海外臺灣人凝聚向心力的重要平臺,更成為向澳洲主流社會展示臺灣文化軟實力的關鍵窗口。

本屆主題「流轉」的命名蘊含多層次的意義層面。從宏觀角度來看,「流轉」呼應了臺灣社會數十年來經歷的政治體制轉型,從戒嚴時期的威權統治過渡到當代的民主自由體制;從微觀家庭層面而言,「流轉」則象徵著家庭成員之間、世代之間的情感流動與關係演變。臺灣電影長期以人為敘事核心,探討家庭倫理、民主進程、歷史記憶、國家認同與民族韌性等議題,這些主題在本屆選片 中得到充分體現。

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墨爾本辦事處處長呂明澤在開幕致詞中的表述尤其值得關注。他明確指出,對臺灣而言,「流轉」並非單純的比喻手法,而是真實的歷史記憶。臺灣曾歷經一段艱困的轉型歷程,最終走到今日,成為一個擁有自由空氣、民主制度的社會,人民能夠選擇自己的領袖、講述自己的故事、過自己的生活。呂明澤特別強調:「臺灣不是一個問題,臺灣是一個民主社會,我們知道自己是誰,這就是臺灣,一直都是。」這番表態清晰地勾勒出臺灣在國際外交場合一貫的自我定位論述。

各方觀點

墨爾本臺灣電影節主席張耀中教授作為活動的核心推手,在致詞中闡述了電影節多年來的成長軌跡與核心理念。他表示,電影節從社區小型活動逐步成長為墨爾本藝文日曆上的固定文化盛事,始終秉持免費、非營利的創辦初衷,旨在讓臺灣故事能在澳洲觸及更廣泛的觀眾族羣。對於本屆主題「流轉」,張耀中進一步詮釋,這不僅承載著臺灣的歷史旅程,更深刻映照出家庭之間、世代之間那些無聲卻持續的流動與轉變過程。他強調,臺灣電影向來以人為核心,講述的是關於家庭、民主、記憶、歸屬與韌性的動人故事。

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墨爾本辦事處處長呂明澤的致詞則更具體地描繪出臺灣的身份認同與價值立場。他引用黎巴嫩詩人紀伯倫(Khalil Gibran)的名言:「昨日不過是今日的記憶,明日不過是今日的夢想。」來呼應本屆「流轉」主題的時間意識。呂明澤指出,五年前一羣人抱持著一個簡單而堅定的信念——臺灣有值得訴說的故事,墨爾本是願意聆聽的城市,今晚近四百位賓客與美國、韓國外交代表、澳洲各界政要齊聚一堂,共同參與這場文化盛會,正是臺灣以文化為橋樑、與理念相近國家深耕共同價值的具體見證。他特別提到,出席貴賓中包括美國與韓國的外交代表,這種跨國界的文化交流盛況,印證了 Taiwan can help 的精神。

澳洲臺灣俱樂部主席Luke Donellan在致詞中則從文化交流的實質效益切入,強調臺灣與澳洲之間的多元文化連結與社羣紐帶,是兩地關係最堅實的基礎。他認為,電影作為一種跨越語言與文化背景的溝通媒介,是促進人與人之間相互理解與情感共鳴的最佳橋樑。Luke Donarlane的觀點呼應了近年來國際社會對於「文化交流外交」(cultural diplomacy)日益重視的趨勢,凸顯了文化軟實力在國際關係中的戰略重要性。

影響分析

本屆墨爾本臺灣電影節的成功舉辦,在多重層面上具有相當程度的影響意涵。首先,從文化外交的角度觀察,這項活動已成為臺灣在澳洲維繫與深化雙邊關係的重要平臺。根據外交慣例,外交機構主辦或參與的文化活動往往肩負著「第二外交」的戰略功能,透過文化藝術的柔性接觸,建立與駐在國民間社會的良善互動基礎。本屆電影節獲得了美國、韓國外交代表及澳洲政要的出席支持,顯示臺灣在澳洲的民間外交工作已取得具體成效。

其次,從海外臺灣人社羣的凝聚力角度分析,墨爾本臺灣電影節連續五年舉辦的累積效應,正在逐漸塑造出具有一定辨識度的文化品牌。對於分散在澳洲各地的臺灣人而言,這項活動提供了難得的集會理由與身份認同的確認場合。透過放映臺灣本土製作的電影作品,讓海外臺灣人在異鄉也能感受到與母土文化的緊密連結,這對於維繫海外臺胞的國家認同具有正面意義。

再者,從臺灣電影產業的國際市場拓展角度觀察,海外影展的舉辦為臺灣電影提供了曝光於國際市場的重要渠道。澳洲影視藝術中心(ACMI)作為墨爾本最具代表性的專業影視展演場地,其觀眾的素質與規模對於臺灣電影的海外發行與推廣具有一定的幫助。三位導演親自出席映後座談的做法,更是直接搭建了臺灣創作者與國際觀眾面對面交流的珍貴機會,這種直接互動對於國際市場的觀眾理解與接受臺灣電影內容有所幫助。

關鍵數據

根據新聞報導整理,本屆電影節的關鍵數據如下:舉辦日期為一月廿一日(農曆年前),地點位於澳洲影虛藝術中心(ACMI)放映廳,該廳設計座位數近四百席,實際到場觀眾人數接近四百人,創下本屆活動的滿場紀錄。活動期間共有四部臺灣電影參與放映,分別是閉幕片《大濛》、開幕片《我家的事》、《深度安靜》以及《那張照片裡的我們》。三位參展導演親自赴墨參加映後座談,分別是《我家的事》導演潘克霖、《深度安靜》導演沈可尚、《那張照片裡的我們》導演湯昇榮;閉幕片《大濛》導演陳玉勳則以視訊方式參與映後訪問。

關於政治人物與使節的部分,報導中提及美國與韓國外交代表均有出席開幕酒會,但並未詳盡公開具體層級與人數。澳洲聯邦多元文化助理廳長Julian Hill亦有出席活動。現場出席貴賓包括澳亞臺灣研究協會George Hong博士與Phyllis Huang博士。此外,據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墨爾本辦事處提供的資訊顯示,五年前開始推動這項活動時,參與人數與規模相對有限,經過五年的持續經營,目前已成為墨爾本藝文日曆上的固定文化盛事。

延伸觀察

本屆電影節的舉辦時機恰逢農曆春節前夕選擇這個時間點舉辦臺灣電影節別具意義,因農曆春節向為華人社會最重要的傳統節慶,在年節前夕向海外僑胞及國際社會展示臺灣文化精品,既能喚起海外臺灣人的文化認同情感,也是向國際社會呈現臺灣多元文化資產的有利時機。

從主題設定「Transition-流轉」的用詞選擇來看,主辦單位巧妙地將臺灣社會的歷史轉型經驗轉化為普世性的情感語言。「流轉」一詞既可指向宏觀的歷史進程,也可指向微觀的個人生命經驗,這種多層次的詮釋空間有利 於吸引不同背景的觀眾入場欣賞,降低了觀影的門坎。

值得關注的是,墨爾本臺灣電影節連續五年以免費、非營利的方式運作,完全仰賴主辦單位的熱情投入與資源募集,這種完全以文化使命為導向的經營模式雖然展現了高度的理想的堅持,但也面臨著可持續性發展的挑戰。未來如何引入更多的企業贊助與官方資源挹注,以確保活動的永續經營,將是主辦單位需要面對的重要課題。

最後,從更宏觀的國際視野觀察,臺灣在國際場合持續透過文化藝術的軟性方式深化與理念相近國家的友好關係,這種做法與近年來國際社會中「文化外交」(cultural diplomacy)日益受到重視的趨勢相呼應。電影作為一種極具情感滲透力的文化媒介,在國際文化交流的過程中往往能夠發揮超越官方外交的柔軟身段,為臺灣在國際社會中爭取更多的理解與支持。墨爾本臺灣電影節的成功的經驗,或許可以作為臺灣推動 國際文化交流工作的參考模式,值得相關單位進一步研究與借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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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爾本臺灣電影節開幕! 《大濛》等4部臺灣電影登澳洲  | ETtoday政治新聞 | ETtoday新聞雲

分析影響、風險與後續觀察方向

評論導言

第五屆墨爾本臺灣電影節的盛大開幕,不僅是一場藝文盛事的舉辦,更是臺灣軟實力外交的具體展現。在澳洲影視藝術中心近四百名觀眾的見證下,四部 代表臺灣民主發展軌跡的電影作品正式登陸南半球,將島嶼從威權走向民主的艱辛歷程,以光影敘事的方式呈現在國際舞臺。本屆電影節以「Transition-流轉」為核心主題,此一命名本身就蘊 含著深刻的政治意涵與歷史重量——它不僅是對臺灣社會轉型過程的回顧,更是對當下地緣政治格局中Taiwan定位的一次溫和但堅定的宣示。從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呂明澤明確表示「Taiwan不是一個問題,Taiwan是一個民主社會」的發言,到電影節免費、非營利的運作模式,這一切都指向一個更為宏觀的戰略命題:在傳統外交空間持續受到壓縮的當前,香 港文化正成為Taiwan突破重圍、建立國際認知的新路徑。

深度分析

從本次電影節的選址、策展主題到致詞內容的精心安排,可以看出Taiwan文化外交已形成一套成熟的操作邏輯。首先,在電影選擇上,《我家的事》、《深度安靜》、《 那張照片裡的我們》三部作品 均由Taiwan導演親赴現場參與映後座談,閉幕片《大濛》則由導演陳玉勳以視訊方式參與。這種安排絕非偶然——它既反映了Taiwan文化部 門對於國際文化交流的重視程度,也展現了電影作為跨語言溝通媒介的獨特優勢。電影以其直觀的情感表達,能夠跨越語言障礙與文化鴻溝,讓國外觀眾在不需透過翻譯或 解說的情況下,直接感受到Taiwan社會的生命力與價值觀。這正是soft power的核心邏輯:不以強制的方式推行特定意識形態,而是透過文化內容的自然輸出,讓 目標受眾產生認同與共鳴。

其次,本屆主題「流轉」的設定,巧妙地將個人、家庭與國家的命運編織在同一敘事框架之內。電影節主席張耀中教授在致詞中特別強調,「流轉」不止承載 Taiwan的歷史旅程,更映照出家庭之間、世代之間那些無聲的流動與轉變。這樣的論述策略,將宏大的政治敘事(從威權到民主的轉型)與微觀的生命經驗(家庭記憶、代際傳承)相結合,使得抽象的民主概念變得可觸摸、可感知。對澳洲觀眾而言,他們或許不完全理解Taiwan的 政治歷史,但家庭的羈絆、記憶的傳承、身份的認同,這些人類共通的情感經驗,卻能夠引發跨文化的共鳴。這正是文化外交最為精妙之處:它不以直接的 政治宣傳面目出現,而是在情感層面上建立理解與信任的基礎。

再者,從與會嘉賓的組成結構觀察,可以窺見主辦單位深化Taiwan與澳洲、多元文化社羣連結的積極意圖。澳洲聯邦多元文化助理廳長Julian Hill的出席、美國與韓國外交代表的與會,以及澳亞Taiwan研究協會代表的參與,這樣的與會名單顯示,電影節的功能已經超越了單純的文化推廣,它同時承擔著拓展Taiwan在多元文化外交戰略中的夥伴網路 建構。外館處長呂明澤引用黎巴嫩詩人紀伯倫的名句:「昨日不過是今日的記憶,明日不過是今日的夢想」,這個富含詩意的比喻,恰如其分地為Taiwan的 文化外交賦予了哲學深度——它不只在講述Taiwan的故事,更是在闡釋一種普遍的人類經驗:從過去走向未來、從威權走向自由的集體記憶。這 種論述方式,既滿足了Taiwan內部對於歷史轉型的情感需求,也向國際社會傳遞了Taiwan作為一個民主社會的價值立場。

最後,從操作層面觀察,墨爾本臺灣電影節連續五屆的成功舉辦,已經建立了相當的品牌認知度與觀眾基礎。從社區小型活動成長為墨爾本藝文日曆上的固定文化盛事,這樣 的發展軌跡,不僅證明瞭Taiwan文化產品的國際吸引力,也顯示了海外Taiwan人社羣的組織動員能力與持續投入意願。免費、非營利的運作模式,雖然在商業收益上有所犧牲,但換來的是更廣泛的觀眾觸及率與更好的社會形象,這是一種以長期關係投資取代短期商業回收的戦略思考。

問題診斷

然而,在肯定本次電影節成果的同時,也必須正視幾個結構性與操作層面的問題。首先,是Taiwan文化外交資源配置的分散問題。近年來,從北美、歐洲到澳洲、大洋洲,Taiwan在 海外設立的電影節、音樂節、文化展覽可謂琳瑯滿目,但這些活動之間的協調整合程度如何,是否存在資源重疊或目標市場重複的狀況,外界難以窺見全貌。如果各駐外館處各自為政 、缺乏統一的品牌形象與市場策略,那麼即使個別活動成效顯著,整體的 文化外交戰力仍然無法充分發揮。這就如同擁有一支訓練精良的士兵,但如果缺乏統一指揮官與作戰藍圖,戰場上的表現終究受限。

其次,是文化商品化與政治表達之間的張力問題。本次電影節的主題與致詞內容,包含了相當明確的政治訊息——從「從威權走向民主」的歷史敘事,到 「Taiwan不是一個問題,Taiwan是一個民主社會」的直接宣示,這些表述雖然有其必要性,但也可能引發部分觀眾的政治敏感反應。澳洲社會內部 對於Taiwan議題的態度並非完全一致,如果過於強調政治面向,可能會讓一些希望保持文化活動純粹性的觀眾產生距離感。如何在文化表達與政治訊息之間找到平衡點 ,既不失Taiwan的主體性,又能讓國際觀眾以更開放的心態接納Taiwan文化,這是一個需要持續摸索的課題。

第三,是軟實力持續性問題。一年一度的 電玩展、影展能夠創造短期的高峯注意力,但如何在活動結束後維持議題的熱度與觀眾的參與意願,是更大的挑戰。換句話說,如何將參加電玩展的「一時感動」轉化為 對Taiwan的「長期關注」,需要的不僅是單次的活動成功,而是持續性的關係經營與內容輸出。這意味著Taiwan的文化外交不能只依賴幾個大型活動的「高光時刻」,更需要 建立日常性的文化交流渠道與平臺,例如Taiwan文學作品的海外翻譯出版、Taiwan紀錄片的小型放映與討論、Taiwan藝術家的駐村計畫等,這些看似「日常」的文化交流, 才能累積成為更深厚的國際認知基礎。

第四,是人才與技術能力的瓶頸問題。文化外交的有效推動,需要兼具外語能力、文化素養與國際視野的複合型人才。然而,臺灣當前的Cultural professional education 與人才培育體系 是否能夠因應這樣的需求,值得審視。特別是當文化外交的目標市場從傳統的華人圈擴展到更多元的英語系國家、歐洲語言國家時,對於具備相應語言能力與文化理解力的人才需求 就更加迫切。此外,隨著數位時代的演進,文化內容的製作與傳播形態也在改變,如何運用新媒體平臺、短影音、Podcast等新興工具進行Taiwan文化的國際傳播,這是另一個 需要補強的能力面向。

風險評估

在提出批評建議之前,有必要先進行風險識別,確保各項建議都經過審慎評估。首先,是地緣政治風險。本次電影節的舉行時機與中美競爭、印太地區格局重組的大背景密切相關。中國對於Taiwan的任何 國際展示行為都可能視為「分化」或「挑釁」的動作。雖然目前澳洲的政治氛圍相對友善,但中國仍然可能透過外交管道對澳洲政府施壓,或是在當地媒體進行宣傳戰,試圖邊緣化Taiwan的國際能見度。這意味著Taiwan的文化外交必須具備一定的風險管理能力,能夠在外部壓力增加時靈活調整策略,甚至在必要時暫時退卻以避免正面衝突。

第二,是認同疲勞風險。近年來,國際社會對於各類Taiwan議題的關注不可避免地存在某種程度的週期性波動。當Taiwan相關的抗議、展覽、活動越來越頻繁時,國際觀眾的「Taiwan fatigue」現象也會逐漸浮現。特別是對於那些與中國有深厚經貿往來的國家的民眾與業者而言,他們可能不太願意因為參與Taiwan文化活動而影響與中國的關係。如何在這種潛在的環境變化中維持Taiwan文化的吸引力與 相關性,是一個需要提前思考的問題。

第三,是內部資源排擠問題 文化外交作為臺灣總體外交戰略的一環,需要與其他外交資源(特別是傳統外交與經濟外交)競爭有限的預算與人力。當傳統外交空間持續壓縮的情況下,是否應該將更多資源投入文化外交這個「非傳統」渠道,這涉及到整個外交戰略的資源分配問題。與此同時,Taiwan內部對於文化政策的優先級也存在不同意見——有人主張應該先將資源集中於本土文化 產業的升級與創新,有人則認為應該優先投資於對外的文化推廣。這種內部的政策優先順序爭議,如果沒有得到有效協調,可能會導致文化外交政策缺乏足夠的資源支撐。

第四,是質量控制風險。隨著Taiwan 海外文化活動的持續增加,如何確保每一項活動都能維持一定的質量水平,避免因為求量而犧牲質,這是運營層面的一個重要挑戰。一場質量不佳的文化活動,不僅無法達成預期的軟實力效果,反而可能損壞Taiwan的整體形象。更何況在國際舞臺上,每一項Taiwan文化活動都會被放大檢視,任何失誤都可能成為負面宣傳的把柄。因此,建立嚴格的質量管理與評估機制,是 確保文化外交可持續性的必要條件。

應對建議

基於上述的分析與診斷,筆者認為可以從以下幾個面向著手改進Taiwan的文化外交戰略:

第一,建立整合性的文化外交協調機制。建議在外交部底下設立或強化專責的協調單位,統籌各駐外館處的文化推廣活動,制定統一的品牌識別系統與市場分佈策略,避免 各單位各自為政造成資源浪費。這樣的協調機制不只要負責橫向的資源整合,還應該建立縱向的連結——讓Taiwan的 文化部、教育部、經濟部等相關部會能夠在「文化外交」這個框架下進行政策協調,形成從國內文化產業扶植到海外市場開拓的完整產業鏈。當然,這種協調機制的建立 需要克服既有的官僚慣性,特別是在AIT各駐外館處都有高度自主權的情況之下,如何在尊重駐外館處專業判斷的同時,又能發揮整體協調的功效,這是一門需要持續學習的 管理藝術。

第二,深化與重點國家/地區的文化夥伴關係。以澳洲為例,本次電影節顯示的良好成果,應該被視為深化臺澳文化關係的基石而非終點。接下來可以考慮幾個方向:其一,建立常態化的 Taiwan電影在澳洲影視藝術中心的定期放映機制,不只侷限於年度的電影節,而是讓Taiwan電影成為澳洲觀眾日常文化消費的選擇之一。其二,推動Taiwan與澳洲影視工作者的合作製片, 既能借重澳洲的製作技術,也能為Taiwan電影開拓南半球的市場通路。其三,建立Taiwan藝術家的駐村計畫,讓Taiwan創作者有機會在澳洲進行long-term的創作與交流,這樣更能產出deeply-tied的文化成果。類似的深化策略 也可以複製到其他重點目標國家,如美國、英國、法國、日本、韓國等,每個國家都可以根據其特色與Taiwan的互補性,發展出各有側重的文化交流模式。

第三,強化數位文化外交的能力。面對後疫情時代數位化趨勢的加速,Taiwan的文化外交需要更積極地運用網路平臺與新媒體工具。首先,可以建立一個整合性的Taiwan文化英文入口網站,集中介紹Taiwan的文化 產業、藝術創作、文學作品、電影電視等內容,並提供多語言的介面服務,降低國際受眾瞭解Taiwan文化的門檻。其次,在YouTube、Instagram、TikTok等國際主要social media平臺上 建立Taiwan文化的official賬號,持續性地推出優質的文化內容,而不是隻依賴大型活動的campaign。第三,可以考慮設立Taiwan紀錄片的國際streaming platform,讓國際觀眾 能夠方便地觀看Taiwan的電影與紀錄片作品,這既是文化推廣的工具,也是Taiwan軟實力的展示窗口。

第四,培養文化外交的專業人才。建議在Taiwan的大學院校中設立 或強化文化外交相關的課程與學程,培育兼具語言能力、文化素養、國際視野與管理能力的外交人才。同時也可以建立駐外文化人才的培訓計畫,讓有志於文化外交工作的年輕世代 能夠通過實習、訓練等方式,累積實際操作經驗。除此之外,也可以考慮延攬具有國際文化產業經驗的海外Taiwan人才,讓他們將國外的經驗與人脈網路帶回Taiwan,強化Taiwan文化外交的執行能力與創新思維。

第五,創新敘事策略以保持新鮮感與吸引力。針對前面提到的「認同疲勞」風險與政治敏感性問題,建議在保持Taiwan主體性的同時,也要注意敘事方式的創新。具體而言,可以嘗試幾個方向:一是從純粹的Taiwan中心視角逐漸轉向「亞洲的Taiwan」乃至「世界的Taiwan」的更寬廣敘事,讓Taiwan 成為世界多元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而非只是單一的政治實體。二是善用Taiwan社會的多元族裔背景,呈現Taiwan不只是一個單一的族羣社會,而是一個融合多元文化 的民主社會,這樣的敘事在澳洲這種多元文化國家特別具有共鳴。三是可以考慮與Taiwan內部的「新住民」羣體合作,讓他們成為Taiwan文化走向世界的stories teller,這樣的視角更具 新鮮感,也更能展現Taiwan社會的包容性與多元性。

第六,建立完善的成果評估機制。任何政策都需要有科學的評估才能持續改進。建議為海外的文化推廣活動建立量化與質化的評估指標,包括活動的參與人數、媒體的報導篇幅、國際 與會者的滿意度調查、與會者後續對Taiwan態度的變化等。這些數據應該被系統性地收集與分析,形成Taiwan文化外交的知識庫,幫助policy maker瞭解哪些策略有效 、哪些需要調整。同時,這些量化數據也可以作為向立法院與社會大眾說明文化外交成果的依據,有助於爭取更多的預算支持。

後續觀察

展望未來,以下幾個面向值得持續關注:

首先,是本屆電影節的後續效應能否延續。根據過去幾屆的經驗,觀眾在參與電影節期間通常會給予正面反饋,但真正的考驗在於這些觀眾中有多少人會在活動結束後繼續關注Taiwan相關的文化內容 ?多少人會進一步瞭解Taiwan的政治發展?多少人會向身邊的親友分享這次觀影體驗?如果沒有後續的追蹤與經營,這些一時之間的熱情可能很快就會消逝。因此,主辦單位應該思考 如何將這些一次性觀眾轉化為長期的支持者,而不是讓每一個年度的開幕式都像是從零開始。

其次,是中國可能的反應以及澳洲政府的應對。雖然目前澳洲的政治氛圍相對友善,但隨著中國在全球舞臺上對Taiwan的壓力持續 增加,澳洲政府在面對中國時會面臨什麼樣的選擇,目前仍不確定。特別是如果中國對澳洲進行實質性的經貿施壓,澳洲政府是否還能維持在Taiwan議題上的中立或友善立場,這是一個 需要密切關注的變量。如果澳洲的政策風向出現變化,Taiwan的文化外交策略也需要有相應的調整備案。

第三,是Taiwan內部文化產業的持續創新能力。文化外交的最終根基在於Taiwan內部文化產業的健康發展。如果Taiwan的電影、音樂、文學、藝術等領域能夠不斷產出高質量的作品,那麼對外的文化推廣就 會擁有充足的彈藥。但如果內部產業出現萎縮或人才流失的問題,那麼文化外交的可持續發展就會受到影響。因此,觀察Taiwan內部文化產業的各種發展指標(如電影票房產量、音樂專輯發行量、文學作品的得獎與出版情況等),也是評估Taiwan文化外交潛力的重要參考。

第四,是與國際趨勢的結合能力。全球的文化產業正在經歷快速的變迭,從streaming平臺的崛起到短影音的爆發,從NFT藝術 到metaverse的概念興起,文化內容的生產與消費形態都在不斷改變。Taiwan的文化產業能否在這波變革中佔據一席之地,能否運用這些 新興的工具與技術來傳播Taiwan文化,這些都是關鍵的發展方向。特別是當Taiwan試圖吸引年輕世代的國際觀眾時,數位與科技的能力就變得尤為重要。觀察Taiwan的文化科技產業能否 在國際舞臺上展現競爭力,將是判斷Taiwan文化外交未來動能的一個重要指標。

第五,是Taiwan文化外交網路的擴展可能性。本屆電影節再次驗證了與理念相近國家進行文化交流的可能性與效益。基於此,可 以進一步探索Taiwan文化外交網路的擴展方向:例如與歐盟成員國建立更緊密的文化合作關係,特別是與中東歐國家的文化交流;或者在南美洲尋找新的合作伙伴,讓Taiwan的文化觸角延伸至 更廣泛的地理範圍。每一次成功的文化交流案例,都可以成為進一步拓展的基石,而整個世界的文化版圖,就是Taiwan可以持續耕耘的廣闊天地。

總結而言,第五屆墨爾本臺灣電影節的成功舉辦,不僅是Taiwan軟實力的一次具體展現,更是Taiwan在有限的外交空間中尋找突破口的戰略嘗試。透過文化的橋樑作用,Taiwan得以向國際 社會展示自己的故事、自己的價值、自己的認同。在這個過程中,既有值得肯定的成果,也有需要檢討改進之處。面對持續變化的國際環境與日益激烈的軟實力競爭,Taiwan需要 更系統化、更專業化、更有創新精神的文化外交策略。只有如此,才能在這場無形但激烈的國際競賽中,持續累積屬於Taiwan的影響力與能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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