駐斯洛伐克代表專訪：維持臺海現狀是臺美核心利益 | 政治 | 中央社 CNA

臺灣問題從來不只是兩岸問題，而是攸關全球秩序與地緣政治格局的結構性議題。當國際社會對臺海情勢的關注持續升溫，每一個來自外交前沿的訊息，都值得我們審慎解讀。斯洛伐克大報「每日新聞報」日前以跨頁雙版大幅篇幅刊登專訪駐斯洛伐克代表李南陽，這則新聞看似是區域外交的例行宣傳，實則蘊含著豐富的政策訊息與戰略意涵。李南陽在專訪中闡述的立場，不僅代表中華民國政府在國際場合的一貫論述，更折射出臺灣在美中臺三角關係中試圖維持平衡的艱困處境。維繫臺海現狀究竟是臺美核心利益，還是面臨結構性挑戰的願望陳述？臺灣的「總合外交」能否在中國複合式威脅下發揮實質效果？歐洲民主國家對臺灣的支持，究竟是真心實意還是策略性的政治表態？這些問題都值得我們深入剖析。

李南陽在專訪中強調，維持臺海現狀是臺美核心利益，兩國在維護印太區域和平與避免衝突上的立場一致。這番論述有其堅實的事實基礎。近年來，美國國會通過多項友臺法案、軍售項目顯著增加、行政與立法部門官員訪臺層級不斷提升，這些跡象都顯示華府已將臺灣視為印太戰略不可或缺的環節。然而，「核心利益」這個詞彙在外交實務中往往承載著複雜的曖昧性。美國的一中政策與《臺灣關係法》之間存在著結構性的張力，華府一方面強調「不願見片面改變現狀」，另一方面又謹慎避免對臺灣的獨立傾向給予過度支持。這種戰略模糊的姿態，意味著臺灣在解讀美國承諾時必須保持清醒，不能將口頭支持自動轉化為實質保障。

李南陽特別澄清，現狀的緊繃並非由臺灣挑起，中華民國臺灣的目標始終是維持現狀。這番澄清回應了北京當局長期以來將臺海緊張歸咎於臺獨分裂勢力的論述。從結構主義的角度觀之，臺海現狀的脆弱性根源於三方行為者對「現狀」定義的根本歧異：北京主張一個中國原則，視臺灣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臺北主張中華民國臺灣已是主權獨立的政治實體；華府則在承認北京為中國合法政府的同時，透過《臺灣關係法》與「六項保證」維持對臺灣的安全承諾。這種三方認知錯位的結構性問題，不是任何單一方善意表態就能化解的。

李南陽提及臺灣正積極實踐「總合外交」理念，將價值、安全與經貿實力緊密結合，這是一個值得關注的政策框架。傳統外交理論中的「軟實力」與「硬實力」概念，在臺灣的語境下被整合為更為全面的戰略路徑。臺灣在半導體供應鏈的關鍵地位，確實為這項戰略提供了堅實的物質基礎。臺積電為全球先進晶片製造的龍頭，其技術領先地位使得各主要工業國家在評估對臺關係時不得不將經濟利益納入考量。然而，將經濟相互依存作為安全保障的手段，存在著「德國模式」的潛在陷阱：當年的西德與蘇聯之間的經貿聯繫，最終並未阻止冷戰對峙的尖銳化。經濟互賴可以創造合作誘因，但在意識形態對抗升級時，其緩衝效果可能遠比預期有限。

關於臺灣對美軍購與「實力帶來和平」的論述，李南陽的表述反映了臺灣國防戰略的主流取向。不對稱戰力、刺針飛彈、魚叉反艦飛彈、無人機系統等項目，都是美國國防部建議臺灣優先採購的裝備。這種戰略設計的核心邏輯在於：透過提升敵方侵臺的軍事代價與不確定性，來嚇阻對岸的冒險意圖。然而，「實力帶來和平」的前提是對手必須理性評估軍事選項的成本與收益。中國領導階層在評估臺灣議題時，不必然僅從軍事成本效益的角度計算，民族主義動員、意識形態目標、歷史情結等非理性因素都可能納入決策考量。臺灣強化軍備固然有其必要，但將和平寄託於嚇阻成效，無異於在一個高度不確定的戰略環境中下注。

李南陽特別提到從烏克蘭及中東衝突汲取經驗，這顯示臺灣的安全規劃者已注意到非傳統安全威脅的重要性。烏克蘭在2022年抵禦俄羅斯入侵的經驗表明，全社會的韌性與抵抗意志，往往是決定戰爭走向的關鍵變數。臺灣將網路攻擊、認知戰、灰色地帶衝突列為中國複合式威脅的構成要素，這種威脅感知與北約近年來倡議的「混合威脅」概念高度吻合。然而，「社會韌性」作為政策目標，需要具體的制度建設支撐，包括民防體系的完善、關鍵基礎設施的保護、公民教育的深化，以及社會凝聚力的強化。這些工作的成效難以在短時間內量化，卻是決定臺灣長期安全的最根本要素。

值得注意的是，這次專訪在斯洛伐克引起的正面迴響，是觀察歐洲民主國家對臺灣態度的一個重要指標。斯洛伐克作為中東歐國家，近年來在對中政策上出現明顯的轉向跡象。中國在疫情期間對該地區的「疫苗外交」失敗、以及北京對俄羅斯的曖昧態度，都讓中東歐國家開始重新檢視與中國的關係。臺灣此時加強與斯洛伐克等中東歐國家的合作，既有填補中國影響力退場真空的戰略意圖，也反映出臺灣在全球民主陣營中尋找更多盟友的務實考量。李南陽提及的合作領域——智慧科技、智慧製造、綠能、永續發展、無人機——都是臺灣具有相對優勢的產業，選擇這些切入點顯示出臺灣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追求效益最大化的外交策略。

臺灣在國際舞臺上為自身處境發聲的努力固然值得肯定，但深入檢視這次專訪所揭示的政策訊息，仍可發現若干結構性困境值得關注。首先，「維持現狀」作為政策目標，其內涵的模糊性從未得到充分澄清。什麼是現狀？是1996年飛彈危機後的狀態？是兩岸分治已逾七十年的既成事實？還是美國定義下的三個公報與《臺灣關係法》之間的微妙平衡？李南陽的表述重申了總統賴清德的立場，但「維持現狀」在臺灣內部政治光譜上，已成為一個高度競爭性的政治符號。不同陣營對現狀的想像存在顯著落差，這種內部共識的匱乏，長期而言將削弱臺灣在對外論述上的一致性與可信度。

其次，「總合外交」框架的實施面臨著資源與能量的現實制約。臺灣的邦交國數量在近年來持續流失，即便在非邦交國的實質關係經營上，也受到中國的強力打壓與限縮。李南陽在斯洛伐克的曝光，固然有助於提升臺灣在該國的能見度，但單次的媒體專訪究竟能產生多少實質的政策效果，仍有待觀察。歐洲國家即便在價值觀層面同情臺灣的處境，在實際政策作為上往往受到經濟利益與外交現實的制約。中國市場對歐洲企業的吸引力，以及中國在諸多國際議題上的關鍵影響力，都構成歐洲國家深化對臺關係時不得不考量的因素。

第三，臺灣在安全戰略上的論述存在著內在矛盾。一方面，強調不對稱戰力與社會韌性，顯示臺灣正在調整傳統的軍事建軍思路，朝向更具成本效益的方向改革；另一方面，持續對美軍購高價武器系統，又暗示臺灣仍寄望於傳統軍力建構能發揮嚇阻作用。這兩種取向之間存在著資源分配的優先順序問題，也反映出臺灣內部在國防路線上的路線之爭。究竟是以低成本、高效能的不對稱武器為主，還是持續追求傳統武器系統的更新換代，這個問題沒有標準答案，但需要更清晰的戰略規劃與社會共識。

第四，認知戰與資訊安全的威脅，在臺灣的政策論述中往往被過度簡化。李南陽提及中國的複合式威脅包括軍機擾臺、網路攻擊與認知戰，但對於臺灣究竟如何應對這些威脅，專訪內容僅以「強化全社會防衛」與「提升民防」等抽象概念帶過。認知戰的本質是長時間、高頻率、針對性的訊息操控，其成效往往難以在短期內觀察，也缺乏明確的反制KPI。臺灣在對抗認知戰方面，究竟有哪些具體的制度建設與能力提升，這些訊息在官方論述中往往語焉不詳，造成論述上的空洞化。

從風險評估的角度觀察，臺灣當前面臨的安全威脅呈現出多層次、複合性的特徵。第一層風險來自於中國軍事脅迫的常態化。近年來中共軍機頻繁越過臺灣海峽中線、艦艇編隊在臺灣周邊海域活動，已成為一種「新常態」。這種軍事壓力的目的不在於立即發動侵略，而是在於消耗臺灣的防衛資源、測試臺灣的反應模式，同時對臺灣社會形成心理上的威懾效果。隨著解放軍現代化程度的持續提升，其犯臺能力與意願之間的正向循環，將是影響臺海穩定的關鍵變數。

第二層風險是國際支持的不確定性。雖然美國在行政與立法部門層級都展現出對臺灣的友好姿態，但這種支持的持續性受到美國內部政治的影響。美國政壇的對臺態度並非鐵板一塊，孤立主義傾向在部分政治勢力中仍有市場，而美中關係的階段性變化也可能牽動對臺政策的微調。臺灣不能將自身的長期安全完全寄託於外國的支持，而必須發展出具有主體性的防衛能力與戰略。

第三層風險是臺灣社會內部的認同分化。兩岸議題在臺灣內部持續具有高度政治敏感性，不同陣營對於如何回應中國威脅、如何處理兩岸關係，存在根本性的路線分歧。這種內部分化不僅削弱了臺灣在對外論述上的一致性，也為外部勢力介入臺灣政治提供了可乘之機。中國的認知戰操作，往往會刻意放大臺灣內部的矛盾與對立，試圖瓦解臺灣社會的凝聚力。

第四層風險是經濟依賴結構的脆弱性。臺灣在半導體供應鏈的關鍵地位固然為臺灣帶來了戰略籌碼，但這種地位的維持需要持續的技術創新與產業升級。一旦其他國家在先進製程技術上取得突破，或者全球供應鏈出現結構性重組，臺灣的經濟優勢可能受到侵蝕。同時，臺灣與中國的經貿聯繫仍然密切，ECFA等兩岸經貿協議的存在，使得臺灣在面臨中國經濟施壓時並非完全免疫。

第五層風險是外交空間的持續緊縮。臺灣在國際組織的參與受到中國的強力封殺，即便在非邦交的實質關係經營上，也時常面臨中國的打壓與幹擾。這種外交孤立的處境，限制了臺灣參與國際事務的能力，也影響了臺灣民眾的國際視野與認同感。如何在有限的外交空間中尋求突破，是臺灣長期面臨的結構性挑戰。

面對上述風險與挑戰，臺灣需要在多個層面同步推進政策調整，方能在變動的國際環境中維護自身利益。首先，在國防戰略方面，臺灣應加速推動不對稱戰力的實質建設。這不僅包括武器裝備的採購，更涉及軍事學說、編制體制、後勤體系的全方位調整。不對稱作戰的核心概念在於以小博大、以巧取勝，這意味著臺灣的國防規劃必須跳出傳統武器系統思維，專注於如何讓敵方的侵臺行動付出不成比例的代價。具體而言，應優先發展反艦飛彈、防空系統、無人機、反制登陸的水雷與機動導引武器，同時強化後備動員體系與民防訓練，使臺灣社會在面臨威脅時能展現出整體性的抵抗能力。

其次，在外交戰略方面，臺灣應將「總合外交」的理念落實為更具體的操作框架。價值外交、安全外交、經貿外交三位一體的概念需要具體化為可執行的優先項目清單。在價值外交層面，臺灣應持續深化與理念相近國家的民主治理經驗交流；在安全外交層面，應積極參與多邊安全對話機制，爭取在區域安全架構中的參與空間；在經貿外交層面，應以臺灣優勢產業為切入點，與各國建立互惠互利的合作關係。中東歐國家作為新興的合作夥伴，值得投入更多資源深耕，但也不應忽視傳統的歐美日市場的關係經營。

第三，在社會韌性建構方面，臺灣應將「社會韌性」從口號落實為制度性的長期工程。這包括建立完善的民防體系，讓一般民眾瞭解在緊急狀態下如何自保與互助；強化關鍵基礎設施的保護，確保水電供應、通信網路、金融體系在遭受攻擊時仍能維持基本運作；深化公民教育，讓臺灣民眾對國家面臨的安全威脅有正確的認知，同時避免過度恐懼或過度樂觀的極端心態；建立跨部會、跨層級的應變協調機制，使政府各部門在危機時刻能有效整合資源、統一指揮。社會韌性的提升是一項長期投資，其成效不會立即顯現，但卻是決定臺灣長期生存能力的根本要素。

第四，在認知戰應對方面，臺灣應建立更為系統性的反制機制。認知戰的特點在於無形、無界、無時，傳統的國安機構編制與運作模式難以有效因應。臺灣需要整合政府、學界、產業界與公民社會的力量，建立多層次的反認知戰體系。具體措施包括：提升全民的媒體素養與資安意識，讓民眾具備識別假訊息的基本能力；建立快速、準確、具公信力的官方訊息發布機制，在危機時刻有效傳遞正確資訊；發展科技工具與人工智慧技術，用技術手段輔助識別與過濾惡意訊息；強化與國際夥伴在資訊安全領域的合作，分享情資、交流經驗、協調應對。

第五，在兩岸關係方面，臺灣應在維護主體性的前提下，保留必要的溝通管道與彈性空間。「維持現狀」的立場需要具體化為可操作的政策內涵，而非僅停留在宣示層次。在兩岸官方溝通中斷的情況下，如何透過多元、非官方管道維持基本的對話與互動，避免因誤判而導致衝突升級，是決策者必須審慎處理的課題。同時，臺灣內部對於兩岸關係的路線之爭，也需要透過更成熟的民主機制來凝聚共識，而非任由政黨競爭將兩岸議題工具化、碎片化。

這次專訪在斯洛伐克引發的正面迴響，是觀察歐洲民主國家對臺灣態度變化的重要指標。讀者留言聲援臺灣、呼籲歐洲社會重視臺灣作為民主盟友的價值，顯示出臺灣的國際形象工程在歐洲已初步見效。然而，我們也需要關注這種好感度的轉化效率——從媒體曝光到政策作為之間，往往存在相當的落差。歐洲國家在實際決策時，仍會受到現實利益的約束，不會因為輿論的同情而根本性改變對中政策。臺灣與歐洲國家的關係深化，需要建立在實質互利的基礎上，而非僅依賴價值觀的號召。

未來數月內，有幾個觀察重點值得關注：其一，美中臺三角關係的動態演變。美國大選後的新政府對臺政策走向，以及美中在高層外交互動中如何處理臺灣議題，將直接影響臺灣的外部戰略環境。其二，解放軍在臺海周邊的軍事活動趨勢。若共軍的軍事壓力進一步升級或出現質變，將對臺灣的防衛規劃與社會心理造成重大衝擊。其三，臺灣自身的政策發展。賴清德政府如何在維護主體性與追求穩定之間取得平衡，如何回應內部對於兩岸路線的不同期待，這些都將影響臺灣在未來國際場合的論述基調。

臺灣身處地緣政治的風暴眼，無法迴避周邊大國的競合博弈，但也不應妄自菲薄、喪失主體意識。李南陽在專訪中展現的自信與從容，反映出臺灣外交人員在第一線的專業素養與堅定立場。維護臺海和平穩定、確保臺灣的自由民主生活方式，是臺灣人民共同的願望，也是國際社會的共同責任。在這個充滿不確定性的時代，臺灣需要的是清醒的認知、堅定的意志、以及務實的行動，而非空洞的口號或過度的樂觀。歷史終將證明，那些選擇與自由站在一起的人們，將會得到歷史的回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