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重視臺灣AI與數位醫療經驗　石崇良：德不孤必有鄰 | 生活 | 中央社 CNA

當全球醫療體系正站在重新調整的十字路口，臺灣的數位醫療與人工智慧應用經驗，正在國際社會中扮演越來越關鍵的角色。衛生福利部部長石崇良日前在柏林進行的系列外交與專業交流活動，不僅是一次單純的國際研討會參與，更是臺灣在全球公共衛生治理版圖中，從被動旁觀者轉向主動貢獻者的重要標誌。

這趟從日內瓦世界衛生大會到柏林的密集行程，表面上是參加「全球合作暨訓練架構」（GCTF）研討會，分享臺灣的數位醫療與AI防疫應用經驗；然而實質上，它所揭示的是一個更為深遠的趨勢——在全球公共衛生危機頻繁、醫療人力短缺、高齡化與少子化同步衝擊各國的此刻，臺灣過去數年在醫療數位化基礎建設的長期投資，終於開始展現出可供國際參考的成熟價值。

石崇良在受訪時以「德不孤，必有鄰」總結此行感受，這句古語在此脈絡下，獲得了超越傳統外交辭令的厚度。不只是因為歐洲各國在美中角力的格局下對臺灣展現更為明朗的支持意向，更關鍵的是，臺灣自身累積的科技與醫療能量，已經到了可以實質參與全球衛生治理、而非僅僅依賴道德呼籲的階段。這個轉變，值得我們深入檢視其意義、問題、潛在風險，以及臺灣未來應當如何佈局。

這次GCTF研討會的舉辦形式本身，就蘊含豐富的分析價值。活動由駐德國代表處與美國駐德國大使館共同主辦，這種「臺美合作、在歐洲辦桌」的運作模式，清楚顯示出臺灣涉外事務的新常態：在缺乏正式外交承認的結構性劣勢下，透過與理念相近國家的多邊合作機制，仍然可以有效接軌國際舞臺。而德國官方願意作為東道主、讓此類研討會在柏林落地，更說明即使在美中博弈的敏感格局下，臺灣議題的「含金量」已高到讓歐洲主要國家願意冒一定政治風險，與臺灣建立實質合作關係。

就內容實質而言，石崇良在會中傳遞的核心訊息，可歸納為一個主軸、三個支線。主軸是：臺灣的醫療數位化基礎建設，已從概念驗證進入大規模部署階段，而這正是歐洲各國目前仍在掙扎建構的願景。三個支線則分別是FHIR Box帶來的醫療資料互通標準化、AI在流行病學監測與臨牀決策的雙軌應用，以及非接觸式醫療服務對人力短缺問題的回應。

FHIR Box這套作業系統的戰略意涵，尤其不容低估。石崇良在訪問中點出AI發展的關鍵瓶頸：「資料互通」——若各醫院資料如同獨立煙囪般互不聯通，AI就只是無根之木，無法形成真正的預測或決策輔助能量。臺灣能在短時間內建立從資料標準格式、相互交換規則到驗證評估架構的完整體系，背後倚靠的是全民健保多年累積的結構化資料基礎，以及政府在標準化工作上的持續投入。更具體地說，當德國專家驚艷地發現「臺灣已經做到了他們正在準備要做的事」，這句話所隱含的技術代差，正是臺灣外交談判桌上的重要籌碼。

在AI流行病學監測的部分，新冠疫情顯然是推動臺灣快步前進的催化劑。疫情讓臺灣必須在短時間內建立從國際疫情資訊搜尋、自動翻譯分析到異常訊號early warning的完整系統。這套系統的價值，並不僅止於對單一傳染病的即時回應，而是建構了一套可複製、可輸出的公共衛生治理邏輯。當各國開始意識到，傳染病不會因為政治邊界而停止蔓延，跨境疫情監測的合作需求只會越來越高，而臺灣在這方面已經先佔有一定的技術與實務優勢。

至於非接觸式醫療服務與遠距醫療的AI整合，則是回應高齡化與人力短缺的核心解方。石崇良指出，臺灣正在將AI逐步整合入包括智慧照護在內的多條應用場景，其目標不只是效率提升，更是用科技置換日益昂貴的人力資源。這個方向與德國當前面臨的挑戰高度共鳴——德國作為歐洲最大經濟體，其醫療體系正面臨類似的雙重壓力：高齡化速度在全球名列前茅，同時健保體系的財務可持續性日益緊張。

值得特別注意的是，在藥品供應鏈韌性這個議題上，石崇良的觀察觸及了全球公共衛生治理中最脆弱環節之一。他指出，現在全球原料藥高度依賴中國與印度，而「沒有任何國家可以獨立完成藥品供應韌性」——這句話看似低調，實則點出制藥產業全球化分工下的集體困境。臺灣自身的高端製藥能力有限，但在原料藥與關鍵藥品的來源配置上，已開始啟動四年國家藥品韌性整備計畫，並希望建立所謂「非紅色供應鏈」的合作體系。這個「非紅」用語的選擇，相當明確地將供應鏈安全議題與地緣政治風險掛鉤，也暗示臺灣在關鍵物資儲備上，正在進行與中國大陸脫鉤的策略性調整。

然而，將國際交流的亮麗成績單與臺灣內部醫療體質的實際狀況並列檢視，我們必須誠實面對幾個深層結構問題。

首要問題是：臺灣的數位醫療成就，多半建立在全民健保這個全球獨特體制的比較優勢之上。全民健保讓臺灣擁有高度集中且相對結構化的就醫資料，這使數位化轉型有了天然的資料燃料。然而，這種優勢同時也是一種體制的路徑依賴：我們的資料治理邏輯、FHIR標準的落地應用，與國際主流規格之間，仍存在需要持續協調的落差。當臺灣要將自身經驗「輸出」到歐洲市場時，德國或法國的健保體制與支付邏輯與臺灣差異甚大，如何將臺灣的成功因素轉化為可跨文化移植的解決方案，而非僅僅是一個偶然的成功個案，是需要嚴肅對待的轉化工程。

其次，臺灣在AI醫療應用上的亮眼成績，目前仍以公共衛生監測與行政效率優化為主力，真正的臨牀AI輔助診斷應用，距離大規模落地還有一段差距。石崇良提到的「病患過往治療紀錄、電腦斷層報告與病理結果整合成單頁摘要」，目前仍是願景層次的描述，而非已經在所有醫學中心常規運作的成熟功能。這並非貶低臺灣的進展，而是提醒我們，在對外分享成就時，必須區分「已完成並驗證」與「正在進行中」的不同階段，以免在國際場合傳遞過度樂觀的訊號，影響臺灣的專業公信力。

第三，臺灣藥品供應韌性計畫的四年期程，在時間尺度上存在結構性風險。四年後，正是臺灣可能面臨新一輪政府交接的時間點，政策的延續性在臺灣政治生態中向來是脆弱環節。如果這些關鍵的國家級整備計畫缺乏跨黨派的共識基礎與制度性保障機制，一旦政權輪替，是否會出現政策中斷或方向修正的風險，值得深思。同樣的邏輯也適用於GCTF等多邊合作機制：這些機制目前仍高度依賴主政者的政治意志與外交投入，在缺乏足夠的社會共識與制度化傳承設計的情況下，其可持續性仍有疑慮。

第四，我們必須正視一個在新聞報導中較少被強調的面向：當臺灣官員在國際場合扮演「成功典範輸出者」的角色時，臺灣內部社會對於醫療數位化帶來的隱私邊界與資料主權問題，是否已有充分的公共討論？FHIR Box的運作邏輯是將病歷資料轉換為機器可讀格式並推動跨院互通，這在技術上是突破，但在社會信任層面，需要有對應的立法保障與透明機制。臺灣社會對於健保資料庫的商業運用疑慮，以及衛福部過去在資料開放政策上的爭議，都顯示在推動數位醫療輸出之前，需要先確保內部社會對資料治理的共識已經足夠穩固。

從國際戰略層面審視，這次交流所揭示的風險，可分為短中長期三個層次。

短期風險主要集中在外交層面。雖然石崇良表示歐洲國家對臺灣的支持程度「更甚以往」，但這句話需要附加謹慎的條件限定。今年的歐洲支持，是在美國重返世界衛生組織（WHA）、並重新掌握話語權的背景下呈現的。若未來美國對WHO的參與姿態再次搖擺，或是歐洲主要國家在美中之間選擇重新平衡，歐洲對臺灣的善意是否能持續轉化為具體行動，存在相當大的變數。此外，GCTF框架雖然目前展示了臺美合作的良好典範，但這種多邊機制在面對成員國政治壓力時的抗壓性，並未經過真正的壓力測試，我們不宜過度樂觀。

中期風險則在技術合作層面。當各國開始認知到臺灣在數位醫療與AI應用上的領先優勢後，可能會加速本國的相關佈局，同時也會更積極地與臺灣爭奪關鍵人才與技術。在AI人才稀缺已成全球現象的情況下，臺灣的醫療 AI研發團隊與數據科學人才，究竟有多少是被國際挖角目標瞄準的對象？如果臺灣在宣傳自身成就的同時，不能配套建立更好的人才保留機制與國際合作誘因，那麼這些成就可能只是為他國做了技術養成的嫁衣。

長期風險的根源，在於「數位主權」觀唸的全球覺醒。各國現在都清楚意識到，掌握自身關鍵資料與演算法能力，是數位時代最重要的國家資產之一。當臺灣將FHIR Box與AI監測系統的經驗輸出給歐洲盟友時，這些國家會樂於與臺灣合作，但不會甘心長期依賴臺灣的技術框架。他們最終仍會發展自己的標準與系統。臺灣的國際數位醫療合作策略，必須有清晰的「退場機制」規劃：我們能夠在多久的時間內，保持技術優勢並持續輸出？當各國都建立了自己的資料治理基礎設施之後，臺灣與歐洲的數位醫療合作，應當轉向何種更高層次、不可替代的質化價值？

基於上述深度分析與問題診斷，我對臺灣在這條國際醫療合作路徑上的策略佈局，提出以下具體建議。

第一，建立制度化的跨部會協調機制，確保數位醫療外交與內部發展的同步性。目前臺灣的國際醫療合作事務，涉及衛福部、經濟部、外交部與國發會等多個部會，在缺乏統一窗口與目標共識的情況下，容易出現國際推廣與內部發展節奏脫軌的問題。建議在行政院層級設立專責的「數位醫療國際合作小組」，成員涵蓋上述部會代表與醫學中心、製藥產業及AI新創的代表，定期檢視輸出項目與內部建設優先順序的對應關係，避免對外承諾超越本國執行能力的進度。

第二，將FHIR Box與相關資料標準的制定工作，主動與國際標準組織接軌，而非只是建立臺灣本地的應用版本。臺灣現已建立相對完整的資料交換規則與驗證架構，應該積極爭取參與國際醫療資料標準制定組織（如HL7 International、IHE等）的工作組與主導項目，將臺灣的在地化經驗轉化為國際標準的實質貢獻，而非只是標準的採用者。這不只是一個技術標準的問題，更是臺灣在未來數位醫療供應鏈中，爭取國際話語權與專利佈局的戰略問題。

第三，在藥品供應韌性計畫上，建議採用「友岸外包」與「分散來源」的雙軌策略，而非單純強調「非紅供應鏈」的對立性框架。臺灣制藥產能的提升，需要時間與巨額投資，在過渡期間，更務實的做法是與日本、南韓、印度及歐洲盟友建立多元化的原料藥採購夥伴關係，同時在臺灣本地扶植高門檻原料藥的生產能力。這種策略的好處是：即便在美中關係惡化的最壞情境下，臺灣的藥品供應不會因為單一供應鏈斷裂而陷入危機，同時也不至於過度刺激中國，在原料藥來源上製造不必要的報復風險。

第四，將GCTF機制從目前的「研討會導向」升級為「行動導向」，建立具體的共同倡議與合作項目。每一次GCTF會議結束後，應有明確的共同聲明、下一階段合作項目清單，以及負責單位與時間表。這樣的好處是讓GCTF的合作基礎，從單次交流的人脈累積，轉化為可追蹤、可問責的實質成果。唯有如此，臺灣的醫療外交才能真正從「善意展示」升級為「價值供給」，在國際衛生治理體系中建立不可替代的角色。

第五，同步啟動內部社會對於資料治理與數位醫療人權的正向公共對話。政府在對外展示數位醫療成就之前，應先在國內完成相關立法與保障機制的建構，包括更新的個人資料保護法修正案、明確的醫療資料二次利用規範，以及健保資料間接識別的技術標準。當臺灣在國際場合談論FHIR Box與AI應用時，同時向國際社會展示臺灣在資料保護上的嚴謹機制，這會讓臺灣的數位醫療輸出不只是技術能力的展現，更是「民主與人權兼顧」的治理價值的輸出，這恰恰是臺灣相較於其他數位醫療輸出國（如中國）的最大差異化優勢。

這次從日內瓦到柏林的密集外交行程，無疑為臺灣的國際醫療合作樹立了一個新的里程碑。但里程碑的意義，不在於它本身的高點，而在於它所指向的下一個階段是否能延續上升動能。

接下來有幾個關鍵觀察點值得持續追蹤。首先，德國方面在這次交流後，是否會啟動與臺灣的實質合作項目，特別是在FHIR標準採用與AI流行病學監測系統的技術引進上，具體的時間表是什麼？這種觀察不只適用於德國，整個歐洲的數位醫療市場都在快速發展，未來12個月內是否會有其他歐洲國家跟進與臺灣建立類似合作機制，將是檢視這次GCTF活動實質影響力的最重要指標。

其次，美國在GCTF框架中的角色，是否會持續深化，還是僅將其作為在歐洲推動「盟友網路」的附帶工具？美方的參與程度與投入資源，將直接影響這個多邊機制的穩定性與可信度。如果美方在外交優先順序的調整中開始淡化GCTF的規格，臺灣是否能單獨維持這個機制的運作，並找到新的國際合作支點，這是必須提前思考的問題。

第三，臺灣自身的數位醫療政策優先順序，在下一個年度的中央政府總預算中是否獲得足夠的資源保障？FHIR Box的進一步優化與部署、非接觸式醫療服務的擴大推廣，以及四年國家藥品韌性整備計畫的實質進度，都需要穩定的財政支持。在政府整體財政壓力日益加大的背景下，這些投資是否會受到排擠，需要持續觀察。

最後，也是最根本的一點：臺灣社會內部對於數位醫療發展方向的共識，夠不夠堅固到支撐一個長期、穩定且一致的國際合作策略？臺灣的民主體制既是優勢（因為有充分的社會對話與監督機制），也是潛在風險（因為政策方向可能隨政黨輪替而調整）。當下一次選舉結果帶來不同的政策優先順序時，這次石崇良部長在柏林所建立的合作基礎，能否抵抗得了國內政治變化的影響？

「德不孤，必有鄰」——這句優美的古語，道出了臺灣在國際社會中尋求同盟與夥伴的渴望。但「鄰」的形成，不是靠一場研討會或一次專訪就能建立的，它需要持續的互惠、制度的保障以及社會大眾的認同。臺灣在數位醫療與AI應用上累積的優勢，正在為我們打開一扇前所未有的國際合作之門。這扇門後的風景，取決於我們能否以更系統化、具有前瞻性與永續性的策略，將一時的技術領先，轉化為長期、不可替代的國際戰略資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