賴總統：半導體與AI為安全支柱 臺歐共築民主供應鏈 | 產經 | 中央社 CNA

賴清德總統出席歐洲商會年度晚宴，發表了一場具高度戰略意涵的外交演說。這場以「臺歐攜手 共創榮景」為主題的場合，匯聚了超過八百位政商領袖，不僅是單純的經貿交流，更是臺灣向國際社會宣示自身定位與戰略價值的重大舞臺。賴總統以七十六年前的「舒曼宣言」為歷史借鏡，將半導體與人工智慧比擬為當年的煤與鋼，試圖為臺歐關係奠定新的意識形態基礎，並以「民主供應鏈」作為核心概念，串聯安全、經貿、科技與地緣政治的多層次合作框架。

這場演說所釋放的信號值得深入解讀。臺灣在半導體與AI領域的關鍵地位，早已不是新聞；但賴總統試圖將這種技術優勢提升至民主價值同盟的高度，並以此作為臺灣國際能見度的核心論述，則顯示出臺灣外交策略正在進行結構性的轉型與深化。從歐洲商會理事長格婷娜對AI治理與能源供應的回應，可以窺見歐洲對臺灣的合作期待已從傳統製造業延伸到新興科技與制度性合作的更深層次。然而，這種願景能否轉化為實質的制度性突破，仍有賴於雙方在政治互信與制度設計上的持續努力。

臺灣在半導體與AI供應鏈中的角色，已從單純的製造樞紐升級為全球數位經濟的戰略要角。賴總統在演說中強調，「臺灣的成功從來不是單打獨鬥」，半導體生態系結合歐洲各國頂尖企業的關鍵技術，這不只是產業互補，更是理念相近夥伴共同打拚的成果。這番話語揭示了一個重要的事實：臺灣在全球科技供應鏈中的地位，並非僅僅建立在成本與規模優勢之上，而是建立在與民主夥伴的技術互補與價值共鳴之上。

這種戰略定位的轉變，從近年來臺灣與歐洲的投資數據可見一斑。過去十年間，臺灣企業赴歐盟國家的投資額大幅成長六百五十％，這項驚人的成長率顯示出臺灣正在積極佈局歐洲市場，試圖擺脫過度依賴單一市場的結構性風險。同時，歐洲持續作為臺灣最大的外國直接投資來源，以及第三大貿易夥伴，印證了雙方經貿關係的深度與韌性。這種雙向投資的增長趨勢，不僅是商業決策的結果，更是地緣政治考量下的策略性佈局。

賴總統以「舒曼宣言」比擬半導體與AI的戰略地位，是一個饒富深意的歷史隱喻。一九五○年的舒曼宣言，將煤與鋼這兩項戰略物資置於共同管理的框架之下，成功化解了法德之間的世仇，並最終促成了歐洲統合的進程。賴總統試圖傳達的訊息是：在當前威權主義威脅升高的國際局勢下，半導體與AI同樣需要民主陣營的共同守護與合作，臺灣作為關鍵供應鏈的一環，願意與歐洲共同肩負這項使命。這種將技術合作提升至地緣政治高度的論述，為臺歐關係注入了新的戰略意涵。

歐洲商會理事長格婷娜的致詞，則從產業視角補充了歐洲對臺灣合作的期待。她強調，臺歐在AI發展上應以共同標準與治理機制建立適當規範，打造安全、符合倫理且以人為本的AI發展環境。這項呼籲顯示，歐洲對於與臺灣的科技合作，不僅著眼於供應鏈安全，更在意制度性的合作框架。在當前全球AI治理尚未形成共識之際，臺灣若能與歐洲在標準制定上展開合作，將有助於強化雙方在未來數位秩序中的話語權。

在能源合作方面，格婷娜點出了臺灣AI發展的潛在瓶頸：穩定且永續的電力供應。她提到，許多歐洲企業已是臺灣潔淨能源生態系不可或缺的一環，也準備好支持臺灣能源轉型。這項提醒揭示了一個關鍵問題：臺灣在追求AI強國地位的同時，必須正視能源基礎設施的不足。若無法確保充足的綠電供應，臺灣的AI產業發展將面臨碳排放與國際供應鏈減碳要求的雙重挑戰。歐洲在能源轉型上的技術與經驗，正好可以填補臺灣這項短板。

值得注意的是，賴總統在演說中將臺海和平提升至全球議題的高度，強調「臺海和平不再只是區域議題，更是全球議題」。這番論述與近年來歐洲各國對印太地區安全關注度提升的趨勢相呼應。賴總統感謝歐洲議會、北約領袖、G7及多個歐洲國家一再強調印太穩定的重要性，並指出這反映了一項清楚的共識：歐洲與印太的安全，早已密不可分。這種將臺灣海峽安全納入全球安全框架的論述，為臺灣爭取國際支持提供了新的戰略話語。

然而，在這場充滿願景的演說背後，存在著若干結構性挑戰，值得深入檢視。首先，雙邊投資保障協定的簽署進展緩慢，是臺歐經貿關係升級的主要障礙。賴總統在演說中期盼歐洲進一步支持與臺灣簽署雙邊投資保障協定，並透過更完善的制度解決雙重課稅問題。然而，這兩項制度性安排的推進，不僅涉及經濟技術層面，更涉及政治敏感度。歐洲各國在與臺灣深化合作的同時，仍需在中國壓力與經濟利益之間取得平衡，這種謹慎態度使得相關談判往往陷入漫長的行政程序。

其次，臺灣在國際組織參與上的困境，依舊是無法迴避的結構性限制。賴總統在演說中特別感謝歐盟支持臺灣的國際參與，包括世界衛生大會的參與。然而，臺灣在WHO等聯合國體系附屬機構的參與，仍受到中國的政治阻礙。即使歐洲各國表達支持，但在實質運作上，臺灣仍難以突破中國的外交封鎖。這種制度性的排斥，不僅影響臺灣的國際話語權，也限制了臺歐在公共衛生等全球治理議題上的實質合作。

第三，歐洲商會所提出的AI治理與能源轉型期待，顯示出雙方在產業政策對接上仍存在落差。格婷娜強調臺灣若要在AI時代保持競爭力，須確保穩定且永續的電力供應，並呼應賴總統提高電網綠能佔比的目標。然而，臺灣的能源轉型進度近年來飽受質疑，核能政策、燃煤發電與綠電發展之間的路線爭議，使得能源政策缺乏長期穩定性。歐洲企業期待的是可預測的政策環境與清晰的減碳路徑，但臺灣在這方面的制度性承諾仍有待強化。

第四，「民主供應鏈」的概念雖然具有高度理想性，但在實際運作上仍面臨供應鏈重組的成本與挑戰。將供應鏈「民主化」意味著降低對威權國家的依賴，這固然是強化安全韌性的正確方向，但也將帶來供應鏈重組的巨額成本與產業調整的陣痛。臺灣在半導體與AI領域的優勢地位，部分建立在與中國供應鏈的複雜互動之上，如何在維護民主價值的同時，保持產業競爭力與經濟效率，是一項需要精細平衡的政策難題。

從風險評估的角度審視，賴總統提出的「臺歐共築民主供應鏈」願景，存在幾項值得關注的潛在挑戰。首先，地緣政治風險持續升高。中國對臺灣的軍事威脅與外交打壓日益加劇，這種高張力的區域緊張局勢，可能使得歐洲企業在評估與臺灣的合作時趨於謹慎。雖然歐洲各國在口頭上支持臺海穩定，但在實際投資決策上，企業仍需權衡與中國市場的關係，以及可能的政治風險。這種兩難困境，可能削弱「民主供應鏈」概念在商業層面的吸引力。

其次，歐洲內部的政治分歧可能成為合作障礙。歐洲各國對中國的政策立場並不一致，部分國家如匈牙利等國，與中國保持密切經貿關係，對臺灣議題的關注度相對有限。即使歐盟整體對臺灣表達友好立場，但在具體的政策執行層面，仍可能受到個別會員國的抵制或消極配合。這種歐洲內部的政治多元性，可能使得臺歐合作在制度層面推進困難。

第三，臺灣本身在能源與土地等基礎設施的不足，可能成為國際合作的瓶頸。歐洲企業若要在臺灣擴大投資，需要穩定的電力供應、素質良好的人力資源、以及友善的投資環境。然而，臺灣在這幾個面向都面臨結構性的限制：能源供應緊迫、缺水問題加劇、土地與人力成本上升，這些因素都可能削弱臺灣對歐洲企業的吸引力。

第四，美中關係的動態變化，可能對臺歐合作產生溢出效應。拜登政府下臺後，美國外交政策方向的不確定性升高，這可能影響美國對臺灣的支持力度，進而牽動歐洲對臺政策。若美國在對華政策上轉趨溫和，歐洲各國可能隨之調整對臺灣的態度，使得「民主供應鏈」倡議失去外部的戰略支撐。

基於上述分析，臺灣在推進「民主供應鏈」戰略的過程中，需要採取多層次的策略，以化解風險並最大化機會。首先，在制度性合作方面，臺灣應優先推動與歐洲各國的雙邊投資保障協定談判，並積極參與歐洲在AI治理、供應鏈安全、碳邊境調整機制等新興議題上的標準制定。這種制度性參與，不僅有助於深化臺歐實質關係，更能強化臺灣在全球治理規則制定中的話語權。具體而言，臺灣可借鏡歐盟的AI Act框架，提出符合國際規範且具臺灣特色的AI治理方案，作為與歐洲展開技術合作的制度性基礎。

其次，在能源與基礎設施方面，臺灣需要加快綠電發展與電網現代化的腳步，以回應歐洲企業的期待。這不僅是滿足國際合作的需求，更是臺灣在半導體與AI產業維持競爭力的必要條件。臺灣應積極引進歐洲的離岸風電技術與氫能解決方案，同時加速電網智慧化的投資，以建立兼具穩定性與彈性的能源供應體系。這種能源轉型的投入，不僅能強化臺歐產業合作，也能回應國際減碳壓力，一舉多得。

第三，在產業政策對接方面，臺灣應建立與歐洲商會的常態性政策對話機制，及時掌握歐洲企業的期待與疑慮。歐洲商會作為歐洲在臺企業的代表，其政策建議往往反映歐洲產業界的主流觀點。臺灣政府若能與歐洲商會建立制度化的溝通管道，將有助於調整國內法規與政策，消除合作障礙。具體而言，可在現有的臺歐經貿對話機制下，增設產業政策協調小組，定期討論投資障礙、法規調和與標準對接等議題。

第四，在外交策略上，臺灣應持續強化與歐洲各國議會及民間社會的連結。賴總統在演說中引用德國國會友臺小組主席徐德分的話語，強調「民主交流不受中國阻撓」，這顯示出臺灣正在將外交重心從傳統的政府層級，延伸至議會與公民社會的多元渠道。這種多元外交策略，有助於在中國施壓下維繫臺歐關係的基本盤，並為未來可能的政府層級合作蓄積動能。

第五，在公關與論述塑造方面，臺灣應持續投資於國際輿論的經營。賴總統以「舒曼宣言」比擬半導體與AI的戰略地位，是一個成功的歷史隱喻。未來臺灣應持續開發類似的論述工具，將臺灣的科技貢獻與民主價值融合為具吸引力的國際話語。透過這種軟實力的輸出，臺灣可以在國際社會中建立更為正面的形象，為實質合作創造有利的輿論環境。

第六，在風險管理方面，臺灣應建立供應鏈多元化的應急機制，降低對任何單一市場或技術來源的過度依賴。這包括加速與東南亞、印度等其他民主夥伴的供應鏈合作，建立替代性的生產基地與技術來源。同時，臺灣應持續強化軍事防衛能力，以實際的國防實力作為維護臺海穩定的硬道理，而非僅依賴國際盟友的道義支持。

展望未來，臺歐關係的發展將受到幾項關鍵因素左右。首先，歐盟對臺政策的制度化程度將是重要觀察指標。若歐盟能夠在現有的「歐洲連結亞洲」架構下，建立更為明確的對臺合作機制，將為臺歐關係的深化提供制度性基礎。這包括可能的臺歐雙邊貿易或投資協定的談判進展，以及在AI、量子計算、半導體等新興技術領域的研發合作安排。

其次，歐洲各國國內政治的演變，將影響各國對臺政策的走向。歐洲各國在經貿利益與價值外交之間的取捨，將隨著執政黨派的更迭與民意支持的變化而調整。臺灣需持續關注歐洲各國的政黨政治動態，評估不同政治情境下歐洲對臺政策的可能變化，並據此調整外交策略。

第三，臺灣本身的產業發展與政策改革進度，將直接影響歐洲企業與臺灣合作的意願。能源轉型的實質進展、人才培育制度的優化、投資環境的改善，都是歐洲企業評估是否擴大在臺投資的關鍵因素。臺灣若能在這些基礎面向上展現進步，將為臺歐合作創造更為有利的條件。

第四，美中關係的動態仍將是影響臺歐關係的外部變數。臺灣應持續關注美國外交政策的走向，以及中國在歐洲的外交攻勢。若中國加大對歐洲各國的經貿誘惑或政治施壓，可能削弱部分歐洲國家對臺灣的支持力度。臺灣需要在這種外部壓力下，展現自身的不可替代性與戰略價值，以維繫歐洲盟友的信心。

最後，「民主供應鏈」概念能否從願景轉化為具體行動，將取決於雙方的政治意志與執行效率。賴總統的演說為臺歐關係描繪了一幅宏偉的藍圖，但要將這種願景落實為具體的制度安排與產業合作，仍需要雙方在未來數年間進行密集的協商與推動。臺灣作為民主陣營的前沿，肩負著將「民主韌性戰勝威權擴張」的信念轉化為實際成果的歷史責任。這不僅是外交挑戰，更是對臺灣自身制度韌性與治理能力的全面考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