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牆內的少年：遲來的人生必修課　更保臺北分會少觀所關懷活動 | ETtoday法律新聞 | ETtoday新聞雲

，少年觀護所所承載的，往往是社會最不願面對的議題。當我們談論那些身陷高牆之內的青少年時，多數人的第一反應是恐懼、排斥甚至標籤化。然而，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與法務部矯正署臺北少年觀護所共同推動的「愛、學習、成長系列講座」，為我們打開了一扇不同的窗。這不僅是一項個案輔導計畫，更折射出臺灣當前青少年司法處遇制度的困境與出路。透過每月邀請不同領域的專業講師，以職涯規劃、情緒調節、性別關係與法律衛教為核心內容，更保臺北分會試圖在有限的時間內，為這些迷途少年補上他們本該在家庭與校園中習得的人生必修課。這項行動的意義遠比表面上看得更為深遠——它挑戰了我們對「犯罪」與「偏差行為」的簡化理解，也迫使社會必須正視：那些被高牆隔絕的青少年，究竟是如何走到這一步的？而更重要的是，我們是否真的做好了準備，接納他們重新回到社區之中？

要理解這項計畫的價值，必須先回到青少年犯罪與偏差行為的根本成因。根據犯罪學與發展心理學的研究，未成年人的犯罪行為往往不是單一因素造成，而是家庭功能失調、學校適應困難、經濟弱勢與同儕壓力等多重因素交織的結果。許多進入少年觀護所的青少年，在成長過程中缺乏穩定的依附關係與正向的成人楷模，他們不曾有人一步一步地教導如何處理情緒、如何面對人際衝突、如何規劃自己的未來。當道德發展理論指出，兒童與青少年需要在安全的環境中逐步內化社會規範與道德判斷能力時，這羣青少年卻因為種種結構性因素，被剝奪了這樣的機會。正是這種「發展債」（developmental debt）的累積，使得他們在面對生活中的各種挑戰時，選擇了偏差甚至違法的因應方式。

而「愛、學習、成長系列講座」的存在邏輯，正是對應這種「補課」需求而設計。傳統的，少年觀護所管理往往過度強調秩序維護與紀律約束，卻忽略了這些青少年作為「未完成的個體」所需要的心理支持與能力建構。更保臺北分會的切入角度與眾不同之處，在於它跳脫了單純的「管控」框架，將焦點放在「復歸」（reintegration）——也就是如何幫助少年在離開觀護所之後，能夠順利回到家庭、學校與社會之中。這個理念與國際間推動的「修復式司法」與「少年刑事司法正義」趨勢相呼應，都強調處遇的核心目的不是「處罰」而是「轉化」。

值得特別注意的是，這次計畫特別強調「感官體驗」與「實務分享」的教學方法。在傳統的課堂式教學中，青少年往往處於被動接收資訊的位置，而無法真正內化所學。更保人員觀察到一個關鍵的轉變：當少年感覺自己能夠掌握一點點主導權時，生命力便會重新回到他們身上。這句話看似簡單，卻觸及了青少年輔導工作最核心的動力議題。許多長期處於體制邊緣的青少年，早已在一次又一次的挫敗中習得「無助感」，認為改變是不可能的。透過讓他們參與主導的體驗式活動，重新建立「我能做得到」的自我效能感，纔是真正翻轉生命的關鍵。這種方法呼應了社會學習理論中「自我效能感」的建構歷程——人需要透過成功的經驗與正向的回饋，才能相信自己有能力改變未來。對這些少年而言，過去的人生經驗大多充滿失敗與否定，要打破這個惡性循環，需要系統性地提供「成功經驗」的機會。

此外，講座內容涵蓋職涯規劃這件事，同樣具有深刻意涵。許多處於觀護所中的青少年，往往因為學業中斷、行為問題或家庭因素，對自己的未來感到茫然無措。當一個人不知道自己能做什麼、適合做什麼的時候，最容易受到同儕不良行為的影響而被吸納進犯罪網絡。透過職涯規劃課程，讓這些少年有機會接觸不同職業的可能性，探索自己的興趣與能力，不僅是為了預防再犯，更是協助他們建立正向的自我認同。當一個人有了想追求的目標，有了對未來的想像，改變的動機才會真正萌芽。

然而，在肯定這項計畫價值的同時，我們也必須誠實面對臺灣少年司法處遇體系中深層的結構性問題。首先是資源不足與專業人力匱乏的問題。更生保護會與少年觀護所的合作計畫雖然值得稱許，但每個月一次的講座，在頻率與深度上是否足夠？是個必須正視的疑慮。少年觀護所內的青少年來自不同背景，有着不同的創傷經驗與需求層次，一次性的講座難以提供持續性、個別化的協助。更重要的是，當少年離開觀護所回到社區之後，是否有足夠的後續追蹤資源與支持系統承接他們？許多研究指出，少年觀護所與社區之間的「銜接鴻溝」是再犯率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之一。短短的處遇期間內建立的正向改變，如果沒有社區端的資源持續支持，往往會在回到原本充滿壓力與誘惑的環境後迅速瓦解。

其次是社會大眾對觀護所少年的污名化問題。報導中提到，「社會大眾眼中的少觀所少年，可能是兇狠、不羈的。然而在實務現場中，走進高牆後看見的真相卻有所不同——那些刺青與保護色背後，更多的是膽怯與黯然。」這段描述精準地點出了一個廣泛存在卻少被討論的現象：社會對犯罪者（包括未成年犯罪者）的刻板印象，往往成為他們復歸社會的最大障礙。當這些少年離開觀護所，帶着「更生人」或「前觀護所」的標籤回到社區，他們面臨的不只是就業與就學的困難，更是整體社會的排斥與歧視。即便是有心改過的少年，也很難在這樣的環境中找到正向的支持力量。

第三個問題是性別關係與法律衛教課程的不足。雖然這次計畫將「性別關係與法律衛教」列為核心主題之一，但從新聞內容的呈現方式來看，這部分着墨甚少。在臺灣的少年觀護所中，性別議題往往是最被忽略的領域之一。許多進入觀護所的青少年，對於健康的人際關係與性別互動缺乏正確的認知，而這正是他們陷入偏差行為或遭受剝削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講座內容在這方面的著墨不夠深入或缺乏實務操作層面的演練，將難以產生實質的預防效果。此外，性別暴力的預防與處理，在少年觀護所的處遇中也有其特殊性——過去的研究顯示，相當比例的少年觀護所收容人是性暴力的受害者，他們自身的創傷經驗需要被好好處理，而非被進一步忽略或掩飾。

第四個問題涉及傳統「機構式處遇」的侷限性。少年觀護所作為一個封閉式的機構環境，雖然提供了基本的安全保障與生活管理，但與真正的社區環境之間存在巨大差異。在觀護所內，少年所面對的人際互動情境、生活壓力來源與決策選擇，都與外部世界截然不同。當他們在機構內學習了新的 coping skills（因應技巧）與行為模式，回到現實社會後可能發現，這些能力在真實生活中難以施展。原因是真實世界的誘惑與壓力遠比機構環境複雜，而且缺乏即時的專業支持。這意味着，我們不能僅僅依靠觀護所內的處遇計畫來達成復歸社會的目標，更需要在社區端建立完整的支持網絡，包括就業輔導、居住安置、心理諮商與同儕支持團體。

在推動類似計畫的過程中，有幾項關鍵風險必須持續關注與監測。首先是「計畫成效能否量化」的風險。更生保護會這類型計劃的成功與否，很難用簡單的指標來衡量。如果過度強調可見的「成果」（如多少人參與、舉辦多少場講座），而忽略質性的「改變」（如自我效能感的提升、健康人際關係的建立），將導致計畫變成形式化的執行，而偏離了真正的輔導目標。更糟的是，如果政府主管機關或社會大眾只願意資助「看得見的成效」，那些更重要但更難量化的工作（如創傷修復、依附關係重建）將缺乏資源支持。

其次是「替代性創傷」的風險。參與青少年輔導工作的專業人員與志工，本身也可能因為長期接觸創傷個案而產生secondary trauma（替代性創傷）。如果工作人員自己沒有獲得足夠的支持與督導，他們的輔導品質將受到影響，甚至可能無意間複製了機構式的控制關係，而非提供真正的支持與陪伴。這是一個在第一線工作人員中常被忽視的議題，卻直接影響了處遇計畫的執行品質。

第三是資源分配不均的風險。這項計畫目前僅在臺北區域推動，合作的對象也集中在臺北、新北與士林分會。然而，臺灣其他縣市的少年觀護所與更生保護會分會，是否也能獲得同樣的資源與關注？如果優質的處遇計畫僅限於特定區域，那些在其他縣市、同樣需要幫助的青少年將被邊緣化，形成另一種形式的「區域不平等」。

第四是政治與經濟壓力下的計畫永續性風險。任何社會福利與犯罪防治相關的計畫，都面臨着政策優先序變化與預算編列的不確定性。當執政者視「嚴刑峻法」為治安問題的唯一解答時，用於「教育與輔導」的資源往往首先被刪減。「愛、學習、成長系列講座」這類看似「柔軟」的處遇計畫，在政治光譜的右翼眼中可能被視為「對犯罪太寬容」而遭受抨擊。如何在政治壓力下維持計畫的穩定性與持續性，是所有相關團體必須思考的課題。

綜合上述的問題診斷與風險評估，我們可以提出幾項具體的改善建議與策略方向。這些建議不僅適用於這項特定的計畫，更可作為臺灣整體少年司法處遇制度改革的參考方向。

第一項建議是擴大社區端的銜接服務強度。補足了機構內的講座與課程只是第一步，更艱鉅的挑戰在於，當少年離開觀護所之後，如何確保他們能夠持續獲得支持。更生保護會應與衛生福利部、勞動部以及地方政府的社會局處建立更緊密的合作機制，確保每一位離開觀護所的少年，都能被納入社會安全網的追蹤體系中。這包括就業輔導服務、居住安定方案、心理諮商資源以及法律扶助等多元服務的整合。更重要的是，這些服務不應該只是消極的「監督」或「管控」，而應該以「支持與陪伴」為核心精神，讓少年在感受到被接納的環境中，逐步建立自主生活的能力。

第二項建議是建立常態化的專業督導機制。無論是更保分會的工作人員還是少年觀護所的輔導人員，都需要定期接受專業督導，不只是技術面的督導，更包括情緒支持與替代性創傷的處理。建議比照心理諮商師的執業規範，建立少年觀護所輔導工作者的督導時數要求與倫理指引。同時，應鼓勵工作人員維持工作與生活的平衡，避免長期過度投入而燃燒殆盡。唯有保護好工作者本身，才能確保他們有持續提供優質服務的能力。

第三項建議是開發更多元、差異化的處遇方案。雖然「愛、學習、成長系列講座」已經涵蓋了職涯規劃、情緒調節、性別關係與法律衛教等多元主題，但這些通用的課程內容，是否真的能滿足不同背景、不同需求層次青少年的需要，值得進一步檢視。建議針對不同類型的收容少年（如暴力犯罪、財產犯罪、藥物濫用、性偏差行為等）設計差異化的處遇模組，並導入更強調實務操作與情境演練的教學方法，例如角色扮演、團體動力工作坊、社區服務學習等。此外，對於有創傷經驗或心理困擾的少年，應提供更具治療性的服務，而非僅僅依賴通識性的講座。

第四項建議是擴大社會教育與污名破除的力度。既然這項計畫的核心理念是「帶領少年回歸社會」，那麼改變社會大眾對這些少年的負面觀感，就是成功的關鍵前提。建議更生保護會與相關NGO合作，運用更多元的方式向社會大眾傳達正確的訊息：這些觀護所少年絕大多數不是「天生壞種」，而是成長過程中缺乏支持與機會的孩子。他們需要的不是譴責與排斥，而是理解與機會。在這個基礎上，我們才能談論真正的社會共融。在具體策略上，可以考慮拍攝紀錄片、舉辦體驗營隊、邀請更生人現身說法，甚至在學校與社區中推動預防性的教育課程，從源頭減少青少年偏差行為的發生。

第五項建議是爭取更穩定、制度化的經費來源。社會福利與犯罪防治計畫最怕的就是「年年不確定」的政治經費環境。建議更生保護會積極推動相關立法或制度建立，將少年觀護所的輔導與處遇經費納入法制化的軌道，而非每年依靠不穩定的預算或私人捐助。同時，應擴大與企業社會責任（CSR）計畫的合作，引入更多民間資源，分散政治風險。但也要注意避免過度依賴單一企業或捐助者，以防資源來源過度集中而影響計畫的自主性。

第六項建議是強化跨部門、跨縣市的協調機制。目前臺灣的少年司法處遇涉及法務部（少觀所管理）、衛生福利部（社會安全網）、教育部（教育資源）與勞動部（職業訓練）等多個部會，但各部會之間的橫向協調並不順暢。一個少年從進入觀護所到最終回歸社會，可能需要來自不同部會的資源整合，但缺乏統一窗口的情況下，家屬與少年自己往往要在各單位之間疲於奔命。建議在中央與地方層級建立跨部會的個案管理機制，由專責人員統籌協調各方資源，確保每位少年都能獲得完整、沒有漏縫的服務。

這項「愛、學習、成長系列講座」計畫，絕非只是單一企業或單一分會的慈善之舉——它是臺灣整體少年刑事司法政策走向人道化與處遇化的一個重要指標。長期觀察這項計畫的演進與影響，可以從幾個關鍵面向著手。

首先，應持續追蹤參與計畫的少年在離所後一年、三年甚至五年的實際生活情形。他們的就業穩定度、就學延續性、再犯率與整體生活品質，都是檢驗計畫成效的核心指標。特別是「再犯」與「再觀護」的比例，是外界最容易理解的計分牌；然而，我們也必須避免過度簡化這些指標的意義。有些少年可能因為環境因素而無奈再次進入觀護所，但這並不一定代表他們當初在所內的改變是假的。真正的成效評估，應該同時包含量化的統計數據與質性的生活敘事。

其次，應關注這項計畫的「可複製性」與「可持續性」問題。臺北區域的資源相對充沛，這項計畫在這裡或許可以順利運作；但相同的模式如果移植到資源匱乏的偏鄉或離島，是否仍能發揮相同效果？過去臺灣有太多美好的政策示範案，最後因為無法與偏鄉的現實條件接軌，而變成「只在臺北有效」的政策。建議更生保護會在計畫設計之初，就將可複製性列為核心考量，發展出能夠因地制宜、彈性調整的通用方案，而非僅適用於都會區的luxury program。

第三，應持續關注國際少年司法改革的發展趨勢與臺灣的接軌程度。近年來，聯合國與歐美各國大力推動「以發展為中心的少年刑事司法」（developmental juvenile justice），強調青少年的「大腦發育尚未完成」與「可塑性高」的特點，倡議以更人道、更多元的方式對待涉法少年。這與臺灣近年推動的「修復式司法」與「多元處遇」方向相呼應。未來，臺灣是否能夠在實務層面更深化這些理念，還是停留在口號階段，將決定我們的少年司法制度在全球的定位。

第四，必須持續關注社會大眾對於少年觀護所議題的關注度與態度變化。近年來，因為幾起重大少年犯罪案件的社會矚目，「少年犯罪」議題在媒體與政治舞臺上獲得前所未有的關注。然而，這種關注往往伴隨着「強化管制」與「提高刑罰」的輿論壓力，而非「理解成因」與「預防治療」的理性討論。更生保護會與所有關心這個議題的團體和個人，都肩負着「化關注為理解」的責任——讓社會大眾看見高牆內那些「膽怯與黯然」的靈魂，而非僅僅是「兇狠與不羈」的媒體形象。唯有如此，這項計畫所代表的價值與方向，才能真正在臺灣的土壤中生根發芽。

高牆之內的少年，他們的人生才剛剛開始起步。他們的迷途或有千百種原因，但他們的重生之門不應就此關閉。透過更保臺北分會與少觀所的這項合作，我們看見了一絲微光——或許不是所有的補課都為時過晚，或許在迷途的終點，他們仍能預約重生的起點。這個起點的存在，取決於社會是否願意投資於這些看起來最不值得投資的人。更取決於每一個讀到這篇報導的你我，是否願意放下成見，回頭看看那些被我們遺忘在陰暗角落裡的少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