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議員訪臺談去中依賴　稱臺灣AI供應鏈關鍵夥伴 | 政治 | 中央社 CNA

當德國經濟部長萊謝本週率團前往北京，就公平競爭環境與產能過剩問題向中國表達關切之際，德國國會友臺小組主席徐德分卻在臺北同步接受德國廣播電臺專訪，明確宣示臺灣作為德國發展人工智慧與建立替代供應鏈的關鍵夥伴地位。這一南一北的外交節奏對照，恰如其分地折射出當前國際政治經濟格局的深刻變遷：歐洲最大經濟體正在被迫重新審視其數十年來對中國市場的深度依賴，並開始將目光轉向被視為半導體與AI供應鏈樞紐的臺灣。

徐德分的談話之所以值得高度重視，不僅因為他代表德國國會跨黨派友臺小組的官方立場，更因為他的論述觸及了當代地緣政治與經濟安全交匯的核心議題。從電池供應鏈的多元佈局，到臺灣在全球半導體產業不可替代的角色；從對中國經濟脅迫風險的示警，到對臺海一旦生變可能引發的經濟衝擊評估，這位德國政治人物的言論代表著歐洲主要國家正在形成一股重新校準對中關係、深化對臺合作的趨勢。這一趨勢的內涵為何？臺灣在其中又能扮演什麼角色？臺灣社會應如何理解並把握這一歷史性的戰略機遇？這些問題，值得我們深入剖析。

徐德分的論述首先揭示了德國乃至整個歐洲面臨的戰略困境：過度依賴單一市場所帶來的系統性風險。眾所皆知，德國製造業過去三十年的繁榮，很大程度上建立在與中國市場的深度整合之上。無論是汽車產業的供應鏈佈局，還是電池與電網儲能系統的核心元件進口，德國企業在這些關鍵領域都高度依賴中國供應商。徐德分不諱言指出，目前德國在這些領域「多數供應商幾乎都來自中國」，這種結構性的單一依賴關係，在正常時期或許看似無礙，但當北京開始將經濟關係武器化、用以施壓各國政府調整政策時，這樣的依賴就成為一把懸在德國頭上的利刃。

這種擔憂並非空穴來風。近年來，北京已多次展現其運用貿易與投資作為外交武器的意圖與能力，從對澳洲龍蝦與葡萄酒的進口禁令，到對立陶宛的經濟施壓，再到近期對關鍵稀土資源的出口管制，每一個案例都在提醒歐洲決策者：與中國的經貿往來不能只計算商業利益，還必須計入政治風險與供應鏈安全成本。徐德分引用中國近期限制稀土出口的舉措，作為歐洲在原物料供應上脆弱性的明證，正是這一認知深化的具體體現。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臺灣的戰略價值開始被歐洲決策者以全新的眼光審視。徐德分的表態堪稱直白：德國若想參與AI產業的全球競爭，臺灣是「極佳合作夥伴」。這句話的內涵遠比表面字義更加深刻。在AI時代，算力的基礎是晶片，晶片的基礎是半導體製造，而全球最先進的半導體製造產能，有超過六成集中於臺灣一島之上。這種格局使得臺灣在半導體供應鏈中的地位，不是「重要」二字所能形容，而是具有某種程度的「不可或缺性」。

值得注意的是，徐德分提到的德臺合作內容並非僅限於抽象的夥伴關係宣示，而是有具體的產業合作藍圖。他透露，兩國正推動新世代電池技術的合作研究計畫，希望未來相關產品能在德國或臺灣生產。這一訊息的重要性在於，它標誌著臺德合作正在從傳統的經貿往來，邁向更深入的技術合作與供應鏈共建階段。臺灣在電池管理系統、功率半導體等領域累積的技術能量，加上德國在汽車工業與能源轉型的應用場景優勢，兩者之間的合作潛力遠未充分開發。

更具指標意義的是臺積電在德國德勒斯登的晶圓廠建廠案。這個投資數十億歐元的超大型半導體製造投資，不僅是臺灣企業赴歐洲直接投資的重大突破，更是歐洲在半導體自主方面邁出的實質步伐。徐德分強調，這只是起點，未來半導體供應鏈將自德國延伸至波蘭與捷克，形成一個涵蓋中東歐的區域性半導體產業聚落。這一願景的實現，將深刻重塑歐亞之間的產業分工格局，也為臺灣與歐洲的經濟連結奠定更堅實的基礎。

徐德分論述中另一個值得關注的面向，是他對臺海軍事衝突經濟後果的坦率評估。他明確警告，若中國未來武力接管臺灣，其對全球經濟的衝擊將「比烏俄戰爭、COVID-19與波灣危機更嚴重」，因為「全球半導體產業中心就在臺灣」。這樣的論斷出自一位歐洲主要國家國會議員之口，意義非凡。這意味著，在歐洲的政治話語中，臺灣問題已不再只是臺海兩岸的內部事務，而是具有全球性影響的戰略議題。維持臺灣能夠持續自主運作，已被提升至符合「全球共同利益」的高度。

這種話語框架的轉變，對臺灣的國際地位與外交空間具有深遠意涵。當臺灣的安全與穩定被論證為與全球經濟命脈息息的公共財時，外國政府就有更充分的理由將臺海和平列入其外交政策的優先考量，而非袖手旁觀。這也是為什麼徐德分在美國對臺軍售問題上的發言格外引人矚目。他直指，美國若對臺發出混亂訊號，將削弱自身可信度；而美國自身同樣高度依賴臺積電供應鏈與AI晶片生態系，若臺海生變，美國自身也將承受巨大代價。這番言論的潛臺詞是：在臺灣問題上，美國的國家利益與臺灣的安全緊密相連，任何試圖將臺灣議題當作談判籌碼的做法，最終都會傷及美國自身。

然而，在歡迎這一新趨勢的同時，我們也必須冷靜審視其中的結構性挑戰與潛在風險。首先，德國乃至整個歐洲在供應鏈「去中化」的道路上，面臨著巨大的產業慣性與利益結構障礙過去數十年來，德國企業在中國市場投入了巨量資本與人力資源，建立了複雜的供應鏈網絡與商業人脈。這些既有投資不會因為幾句政策宣示就自動撤出或重新佈局。許多德國企業，特別是大型跨國企業，在中國市場仍有深厚的利益基礎，短期內很難下定決心進行根本性的供應鏈調整。

徐德分本人也承認這一困境。他提到，「德國許多工作機會仰賴對中經濟關係」，訪臺決定「是否正在危及德國經濟利益」是合理的質疑。這種坦白值得肯定，但也凸顯出德國在對中政策調整上所面臨的國內政治制約。工會組織依賴中國市場的德國企業、仰賴對中出口的地區經濟，都會對任何激進的「去中化」政策形成阻力。這種結構性制約意味著，德國的對中政策轉向很可能是一個漫長、漸進的過程，而非一夜之間的戲劇性轉變。

其次，臺灣在與歐洲深化合作的過程中，也必須面對自身的瓶頸與挑戰。臺灣半導體產業的競爭力毋庸置疑，但臺灣同時也面臨著人力資源短缺、土地與能源供應緊張、成本持續上升等結構性問題。臺積電赴美設廠後傳出的人力招募困難與成本超支問題，正是這些瓶頸的具體體現。若臺灣企業要同時支撐在美國、歐洲與臺灣本土的產能擴張，如何有效配置有限的工程人才與管理資源，將是一大考驗。

此外，臺灣在歐洲的形象建設仍有相當的提升空間。歐洲一般民眾對臺灣的認識有限，往往停留在模糊的地理概念或對少數科技品牌的印象。臺灣若要深化與歐洲的實質合作關係，不能只依賴官方外交與半導體產業的「硬實力」，還需要透過文化外交、公共外交與民間社會的互動，來建立歐洲民眾對臺灣的認知與好感。徐德分的來訪是一個好的開始，但臺灣在歐洲的社會基礎設施建設，仍然任重道遠。

第三，我們也必須正視美中科技競爭對臺灣形成的戰略約束。臺灣在半導體供應鏈中的核心地位，既是臺灣的戰略資產，也可能成為一種戰略困境。在美中對抗加劇的背景下，美國必然會持續施壓臺灣，要求臺積電等臺灣企業在赴美投資、華為禁令執行等議題上選邊站隊。這種外部壓力考驗著臺灣在大國博弈中的平衡能力，也可能在某種程度上限制臺灣與歐洲深化合作的自主空間。如何在服從美國戰略利益的同時，維護與歐洲的實質合作關係，將是臺灣決策者面臨的持續性挑戰。

展望未來，臺灣在把握歐洲戰略轉向帶來的機遇時，必須對以下幾類風險保持高度警覺。

第一類風險是中國的報復與施壓行動。北京對臺灣與歐洲國家發展實質關係必然保持高度警覺，並可能運用各種手段進行幹擾與破壞。這可能包括對德國企業的市場準入施壓、對訪問臺灣的國會議員實施制裁、透過認知作戰操作歐洲內部的親中勢力、以及在國際組織場域阻撓臺灣的參與機會。這些手段的成本相對較低，但效果可能相當顯著。臺灣在深化與歐洲合作的同時，必須協助歐洲夥伴建立應對中國壓力的韌性與決心。

第二類風險是歐洲政治的變遷可能影響對臺政策的延續性。德國現任政府的對中與對臺政策走向，能否在政權更替後維持？其他歐洲國家的政策又將如何演變？這些問題存在相當的不確定性。歐洲各國的對中政策長期存在分歧，德國、法國、義大利等主要國家在對中經貿利益上的考量差異巨大。若未來歐洲政治鐘擺擺向更重視商業利益、對人權與價值議題相對淡漠的方向，當前有利於臺灣的戰略氛圍可能逆轉。

第三類風險是全球AI產業格局的快速變化。AI技術與應用正在快速演進，美國、中國、歐洲都在加緊佈局自主可控的AI生態系統。若未來AI運算架構發生根本性典範轉移，例如光子計算、量子計算等新技術取得突破，或者各國成功建立不依賴最先進製程晶片的替代方案，臺灣在半導體供應鏈中的核心地位就可能被削弱。這種「超越摩爾」或「繞過摩爾」的技術演進路徑雖然短期內不會成真，但從長期戰略視角而言，仍是不可忽視的尾部風險。

第四類風險是臺海軍事衝突的可能性及其對經濟合作的衝擊。徐德分的警告雖然提升了臺灣問題的全球能見度，但也凸顯了這一風險的真實性。若臺海爆發軍事衝突，無論最終結果為何，當前的這些供應鏈合作藍圖都將被迫中斷或徹底重構。臺灣必須在深化合作的同時，持續強化自身的防衛能力，並與理念相近國家建立更緊密的 安全合作機制，以確保臺海和平穩定，這是所有經濟合作的前提與基礎。

基於上述分析與風險評估，本文對臺灣的決策者提出以下建議。

在外交層面，臺灣應該把握當前歐洲戰略氛圍有利於臺灣的窗口期，積極推動與歐洲各國的制度性合作機制。這包括爭取在歐盟「全球門戶」計畫中扮演更積極的角色、推動臺歐盟投資協定的實質談判、以及在具體產業領域建立常態性的政策對話平臺。這些制度性安排的建立雖然需要時間，但一旦成型，將為臺歐經貿關係的長期發展奠定法律與制度基礎。徐德分提到未來供應鏈將自德國延伸至波蘭與捷克，臺灣應該積極參與這一區域整合進程，在歐洲的心臟地帶建立更緊密的產業與人文連結。

在產業層面，臺灣應該將與歐洲的新世代電池技術合作視為戰略優先項目，傾注充分的資源與人才。這一領域不僅關乎電動車與能源轉型等萬億美元市場的產業主導權，更具有極強的供應鏈重組象徵意義：若臺灣與歐洲能夠在電池這一關鍵領域成功建立不依賴中國的替代供應鏈，將為全球供應鏈的多元化樹立標竿，大大增強各國「去中化」的信心與決心。臺灣在電池管理系統、功率半導體、儲能系統整合等領域累積的技術能量，與歐洲在材料科學、化學工程、汽車製造的優勢具有高度互補性，雙方合作的成效可以期待。

在公共外交層面，臺灣應該大幅提升在歐洲的存在感與能見度。除了官方外交管道之外，臺灣應該積極協助科技產業、文化機構、學術單位與公民社會團體赴歐洲交流與長期佈局。歐洲民眾對臺灣的好感與支持，是臺歐合作關係的社會基礎，也是在北京施壓時歐洲政治人物可以倚靠的底氣。臺灣應該學習以色列、韓國等小國在歐洲公共外交方面的經驗與方法，建立更系統化、更精準的對歐洲社會溝通策略。

在國防安全層面，臺灣應該持續強化不對稱作戰能力，並積極與歐洲安全防衛機構建立更緊密的對話與合作關係。歐洲國家雖然不太可能直接軍事介入臺海衝突，但在情報分享、軍事科技、網路安全、灰色地帶威脅應對等領域，雙方合作潛力巨大。臺灣應該透過各式多邊論壇與雙邊對話，深化與歐洲國家在安全領域的實質合作關係。

最後，在風險管控層面，臺灣的決策者必須清楚認知：與歐洲的合作越深入，北京的疑慮與報復也會越強烈。臺灣必須在合作收益與風險成本之間取得精細的平衡，不能只看到機遇而忽略了潛在的代價。特別是在涉及敏感技術與戰略資產的領域，更需要審慎評估可能引發的外部反應與內部爭議。同時，臺灣也必須持續強化自身體質，包括經濟競爭力、社會凝聚力、政治穩定性與軍事防衛能力，唯有自身強大，才能在任何外部環境變化中屹立不搖。

展望未來數月至數年，本文建議持續關注以下幾個觀察指標。

首先，應持續追蹤德國新政府的對中政策走向，以及萊謝訪中後的具體成果。萊謝提出的公平競爭環境訴求，北京將如何回應？是否會有實質的政策調整，還是隻是外交場面話？這些後續發展將為德國的對中政策基調提供重要參照。

其次，應關注臺積電德勒斯登晶圓廠的建廠進度與初期營運狀況。這是臺灣與歐洲在半導體製造領域最具指標意義的合作項目，其進展是否順利、成本控制是否得宜、人才招募是否順暢，都將影響後續歐洲是否會對臺灣企業發出更多的投資邀請。

第三，應觀察歐洲各國在美國川普政府不確定性升高背景下的對臺政策調整。徐德分的言論已點出美國對臺政策混亂可能帶來的負面影響，其他歐洲國家是否會在對臺關係上填補美國留下的戰略空缺？這將是臺灣拓展國際空間的重要切入點。

第四，應持續關心中國對臺灣與歐洲深化合作的回應方式。北京是會加大打壓力道、實施更多制裁與施壓？還是會選擇在某種程度上容忍甚至尋求接觸？這些動態將影響臺歐合作的外部環境。

總而言之，這則新聞所揭示的，是一個正在形成中的歷史性轉折：歐洲主要國家正在重新審視對中依賴的風險，並開始將臺灣視為戰略合作的重要選項。這一趨勢為臺灣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戰略機遇，但也伴隨著複雜的風險與挑戰。臺灣能否把握這一機遇，在區域與全球供應鏈重組的歷史進程中佔據有利位置，取決於臺灣社會能否凝聚共識、政府能否制定長遠戰略、產官學研能否協調一致。在此一關鍵時刻，每一個關乎臺灣未來的決策都值得我們高度關注與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