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美國防產業論壇　黃志芳：為印太打造韌性國防產業 | 政治 | 中央社 CNA

臺美國防產業論壇的再度舉辦，不僅標誌著美臺軍事合作從傳統的武器採購與人員交流，朝向更深層的產業供應鏈整合邁進，更映照出印太區域安全架構正在經歷結構性的重組。當前臺海局勢詭譎多變，北京對臺軍事威脅持續升溫，華盛頓戰略圈對臺灣防衛能力的關注程度，已從檯面下的默契轉化為檯面上的制度性安排。這次論壇匯集了逾四十名美方產業界人士，由前美國太平洋陸軍司令佛林率團來訪，本身即釋出明確訊號：美國國防產業界已將臺灣視為印太供應鏈韌性佈局中不可或缺的環節，而非僅是政治表態的樣板。

然而，願景的宏偉與現實的骨感之間，往往存在巨大落差。臺灣要在國防產業領域從「可信賴夥伴」進化為「實質貢獻者」，需要跨越法規限制、技術落差、人才缺口與資金規模等多重障礙。韓儒伯與黃志芳在論壇中的發言，勾勒出美臺合作的宏觀藍圖，但具體落實的路徑圖仍模糊不清。臺灣社會必須深刻認知，這次論壇所開啟的，不僅是商機的延伸，更是臺灣安全戰略的根本轉型節點。本文將從產業現況、風險結構、制度障礙與策略選擇等面向，進行系統性的深度剖析。

從產業結構的角度觀察，臺灣的優勢與劣勢在國防領域呈現高度矛盾的特徵。一方面，臺灣在半導體、先進製造與精密零組件供應鏈累積數十年的能量，確實構成與美國國防產業接軌的技術基底。黃志芳在論壇中強調， 臺灣業者在流程化製造、可靠供應鏈與生產能力上的優勢，「不再只是商業優勢，而是具有戰略意義的產業能力」，此番陳述並非空泛的自我吹噓。臺積電與輝達、超微的合作模式，已經證明臺灣能夠在高度複雜的製造生態系中，承擔關鍵供應商的角色，而這種能力若能複製到國防科技領域，其戰略價值將難以估量。

然而，國防產業與商業科技產業之間存在本質性的差異。商業電子產品講求快速迭代、成本優化與規模經濟，國防系統則強調可靠度、長效壽命、低維護率與供應穩定性。臺灣電子業過去的成功模式，是透過高度彈性的供應鏈與快速的生產節奏，滿足消費電子市場的需求；但國防採購體系講究的是長期承諾、批次一致性與可追溯性，這與臺灣業者熟悉的商業邏輯存在相當距離。更關鍵的是，國防產業的核心價值不在於製造效率，而在於系統整合與認證能力。臺灣目前在大型雷達系統、作戰飛機、飛彈推進系統等核心國防科技領域，技術積累仍相對有限。

韓儒伯在論壇中特別點出「時間」因素的重要性，這是理解臺美國防合作急迫性的關鍵。他指出，中共威脅迫在眉睫， 美臺沒有時間像臺積電那樣花四十年慢慢成長，必須加速建立合作關係、獲得資金以及建立合適的製造平臺。這番話聽來務實，卻也暴露出一個根本矛盾：信任的建立需要時間，但威脅的逼近不等人。美臺商業關係的信任基礎，源自於企業之間長期合作所累積的互信網絡，但國防領域的合作涉及國家安全核心利益，勢必面臨更嚴格的審查與更漫長的磨合過程。

從地緣政治的角度分析，這次論壇的舉辦時機與背景值得深入解讀。近年來，美國在印太區域推動的「韌性供應鏈」戰略，本質上是試圖重構一個不以中國為中心的區域經濟與安全秩序。臺灣在半導體、先進製造與科研人才上的優勢，使其成為美國供應鏈重組計畫中極具價值的夥伴。然而，這種價值的實現，取決於臺灣能否克服在國防出口管制、法規框架與技術認證上的結構性障礙。以色列之所以能成為美國國防產業的重要合作夥伴，不僅是因為其技術能力，更因為其擁有完整的國防出口管制體系與國際認證機制。臺灣要在國防產業國際化上有所突破，法規制度的現代化將是無可迴避的前提。

黃志芳提出的三項策略方向，為美臺國防產業合作勾勒出具體路徑。首先，「軍民兩用技術」的路徑，確實是臺灣最具優勢的切入點。臺灣在人工智慧、無人系統、衛星通訊、先進材料等商業技術領域，已有相當基礎，若能有效轉化為國防應用，不僅可降低開發成本，更能借助商業市場的規模經濟加速技術成熟。其次，「更緊密的合作關係」對應的是國防合作從危機導向轉向制度化運作的必然要求。韓儒伯強調，夥伴關係需要持續合作，而不是危機時才碰面，這對臺灣國防外交的體制化能力提出挑戰。第三，「韌性區域供應鏈」的建構，則涉及更廣泛的盟友生態系整合，而非僅限於美臺雙邊框架。

臺灣欲深化與美國的國防產業合作，首先必須面對的是制度性障礙。現行臺灣的國防物資出口管制法規，源自於戒嚴時期的管制思維，不僅缺乏與國際接軌的一致性，更存在主管機關權責分散、審查標準模糊與行政效率低落等問題。當美國國防產業界評估合作夥伴時，法規透明度與執法可預測性是基本前提；在這方面，臺灣仍有相當大的改善空間。更根本的問題在於，臺灣缺乏類似美國國際武器貿易條例（ITAR）的完整法規框架，使得外銷軍事用途物資時，面臨複雜的法規不確定性，這將阻礙外國合作夥伴與臺灣建立長期供應關係的意願。

技術能力的落差是另一項關鍵挑戰。臺灣國防產業界過去的發展模式，主要倚賴政府國防預算支持與軍方技術移轉，民間企業參與國防科技的深度與廣度均相對有限。這種情況導致幾個結構性問題：首先，臺灣缺乏足以與美國國防承包商競爭的系統整合業者；其次，關鍵零組件的品質一致性與可靠度驗證機制尚未完全建立；第三，國防產業人才培育與商業科技人才之間存在嚴重的搶才競爭，政府與民間對國防科技領域的投資意願均有待提升。

供應鏈韌性與安全的平衡問題，同樣構成診斷上的難點。美臺國防產業合作的核心邏輯之一，在於建立不依賴中國的韌性供應鏈，但臺灣製造業對中國市場的高度依賴，卻形成戰略上的脆弱性。北京手中握有的經貿槓桿，足以在必要時對臺灣業者施壓，這使得美方在評估合作深度時，必然將此一變數納入考量。如何在不大幅衝擊臺灣既有經貿利益的前提下，展現供應鏈重組的決心與能力，將是臺灣必須嚴肅面對的課題。

組織架構與協調機制的不足，同樣不容忽視。目前臺灣國防產業的對外窗口分散於經濟部、國防部、外交部與外貿易協會等多個機構，缺乏統合性的協調機制。這種碎片化的管理架構，在面對美國龐大且複雜的國防產業體系時，難以有效彙整資源與談判能量。相較之下，南韓與以色列均有專責的國防產業出口推廣機構，能夠以單一窗口的模式與外國合作夥伴對接。臺灣若欲提升國防產業國際化的效率，組織能力的強化將是必要條件。

美臺國防產業論壇所揭示的合作藍圖雖然引人矚目，但潛在風險同樣不容小覷。首要風險在於中國的政治與經濟反制。臺北與華盛頓在國防產業領域的深化合作，必然被北京解讀為「以武拒統」戰略的具體實踐，並據此加大對臺施壓力道。這種壓力可能體現在幾個層面：軍事層面，北京可能藉口軍演或戰機艦艇繞臺等方式，展示實力震懾；外交層面，北京可能加大力度打壓臺灣的國際空間，限縮臺灣與其他國家的實質合作關係；經濟層面，北京可能動用其市場影響力，要求在中國設廠的臺灣業者選邊站。這三層壓力的交互作用，可能對臺灣國防產業的供應鏈韌性構成嚴峻考驗。

技術洩密的風險，則是美國國防產業界高度關切的議題。臺灣在半導體與資通訊領域的深度參與，不可避免地涉及敏感技術的交流與移轉。美國國防產業的合規要求極為嚴格，任何可能暴露關鍵技術的環節，都將受到最嚴厲的檢視。臺灣業者若欲進入美國國防供應鏈，必須建立完整的內部合規機制與技術保護措施，這對中小型企業而言將是沉重的負擔。更棘手的是，來自中國的間諜滲透與技術竊取威脅，始終是臺灣產業界必須面對的風險因子。

美臺國防合作的時間壓力與成效期待之間，存在顯著落差。韓儒伯坦言，沒有時間像臺積電一樣花四十年成長；但建立國防產業的合作信任與技術能力，偏偏需要時間沉澱。這種時間矛盾可能導致兩種負面結果：其一是過度樂觀的期待與過快的推進，犧牲了必要的風險管控與合規程序；其二是因為過程中的挫折與延誤，導致美方合作夥伴的耐心耗盡，轉而尋求其他替代夥伴。如何在速度與品質之間取得平衡，將考驗美臺雙方的戰略智慧與執行能力。

臺灣內部的政治分歧，構成另一項風險來源。國防產業合作涉及國家安全核心利益，必然成為政黨競爭的焦點議題。執政當局推動的美臺國防產業深化合作，可能被在野陣營解讀為「選邊站隊」或「製造兩岸緊張」，進而在立法與預算層面設置障礙。更根本的問題在於，臺灣社會對於國防支出與軍事合作的公共支持度，存在明顯分歧。如何在凝聚社會共識與推進實質合作之間取得平衡，將是臺灣決策者必須面對的政治考驗。

面對美臺國防產業合作的機遇與挑戰，臺灣的因應策略應當涵蓋法規、制度、技術與資源等多個層面，同時避免過度依賴單一路徑或過度樂觀的期待。

首先，法規制度的現代化是當務之急。臺灣應借鏡國際最佳實踐，逐步建立與美國ITAR接軌的國防物資出口管制框架。這不僅是與美國國防產業界建立信任的制度基礎，更是臺灣國防產業國際化的必要條件。具體而言，應當整合現有分散的法規依據，制定統一的國防物資出口管制法；設立專責的審查機構，明定審查標準與時限；建立業者合規輔導機制，降低中小型企業的參與門檻。同時，應參與「飛彈技術管制建制」與「瓦聖納協議」等國際管制框架的相關對話，逐步建立與國際接軌的法規誠信。

其次，技術能力的策略性厚植至關重要。臺灣在軍民兩用技術領域的優勢，應成為國防產業化的優先切入點。具體建議包括：建立軍民兩用技術的轉譯機制，由國防部與經濟部共同設立技術對接平臺；優先發展不敏感的國防科技領域，例如後勤自動化、網路安全、先進材料與感測技術等；鼓勵民間企業參與國防科研計畫，建立長期的人才培育與技術積累機制。同時，應強化與美國國防先進研究計畫局（DARPA）等機構的合作，藉助美國的技術研發能量加速臺灣的技術能力提升。

第三，供應鏈韌性的結構性提升不可或缺。臺灣應以這次論壇為契機，逐步推動國防供應鏈的分散佈局，減少對單一市場的過度依賴。這不僅是回應美方夥伴的安全期待，更是強化臺灣自身經濟韌性的必要措施。具體作為包括：協助臺灣業者在美國與其他盟友國家設立生產據點，建立多元化的供應網絡；強化關鍵物資的戰略儲備機制，降低供應中斷的衝擊；建立供應鏈風險評估與監控系統，實時掌握潛在的脆弱環節。同時，應積極參與「四方安全對話」（QUAD）與「澳英美聯盟」（AUKUS）等多邊安全框架的經濟合作項目，拓展臺灣的國際合作夥伴網絡。

第四，組織架構的統合與協調能力的強化，是提升談判能量的關鍵。臺灣應設立統合性的國防產業國際合作專責機構，整合經濟部、國防部、外交部與外貿易協會的相關功能，以單一窗口的模式對接外國合作夥伴。該機構應具備足夠的專業能量與談判授權，能夠在第一時間回應外國合作夥伴的需求，同時有效協調國內各相關部門的資源配置。此外，應建立國防產業國際化的常設性諮詢機制，納入產業界、學界與國安相關部門的代表，確保政策制定的全面性與可行性。

第五，風險管控與危機處置能力的建立，同樣不可忽視。臺灣應與美方建立常設性的國防產業合作風險管控機制，定期檢視合作過程中的各項風險因子，並據以調整合作策略。同時，應建立模擬演練與應變計畫，確保在中國加大施壓力道時，能夠有效維護臺灣的核心利益與合作夥伴的信心。更重要的是，應建立多元化的溝通管道，確保美臺之間的國防產業合作，不會因為偶發事件或外部壓力而全面停滯。

臺美國防產業論壇的舉辦，為美臺安全合作開啟了新的扉頁，但這僅是漫長旅程的起點而非終點。未來數月間，有幾項關鍵觀察指標值得密切關注。

其一，論壇之後是否有具體的合作項目啟動。這次論壇簽署的MOU或合作意向書，是否能夠轉化為實質的合約或專案，是檢驗論壇成效的最直接指標。韓儒伯與黃志芳在論壇中勾勒的合作願景，能否在接下來的數月間逐步落實，將決定美方產業界對臺灣合作意願與能力的評估。

其二，臺灣法規制度的調整動向。經濟部與國防部是否會提出國防物資出口管制相關的法規修正案，是觀察臺灣當局決心的重要參照。若法規調整進展順利，將有助於提升美方合作夥伴的信任；若法規調整受阻或進展緩慢，則可能反映出臺灣內部對於國防產業國際化的共識仍待凝聚。

其三，印太區域安全環境的演變。中國對臺軍事施壓的強度與頻率、南海與東海的緊張態勢，以及美國在印太區域的軍事部署與外交作為，都將直接影響美臺國防產業合作的政治空間。若區域緊張態勢進一步升級，可能為美臺合作創造更有利的政治氛圍，但也可能增加不可預測的風險；若緊張態勢趨緩，則可能削弱美方國防產業界加速佈局臺灣的急迫感。

其四，臺灣主要盟友的態度演變。日本、南韓、澳洲與印度等主要民主盟友，對美臺國防產業合作的態度，將影響臺灣的國際合作深度與廣度。若其他盟友國家願意參與印太國防供應鏈的共建，將為臺灣提供更多的戰略縱深；若盟友國家過度顧忌北京的態度而保持距離，則臺灣的合作空間將相對受限。

其五，臺灣內部政治生態的走向。九合一大選後的地方政治版圖變化，以及接下來可能的總統大選，都將對臺灣的國防與外交政策走向產生深遠影響。若執政當局能夠在國防產業國際化議題上與在野陣營達成一定程度的共識，將有助於確保政策的延續性；若國防產業合作成為政黨競爭的焦點議題，則可能增加政策推動的不確定性。

臺灣在全球供應鏈重組與印太安全架構重塑的歷史進程中，正站在關鍵的十字路口。這次論壇所揭示的美臺國防產業合作藍圖，既是機遇也是責任。臺灣能否把握此一契機，從而被動的夥伴轉變為主動的貢獻者，端賴產業界、政府與社會各界的共同努力。在一個充滿不確定性的時代，唯有持續深化自身的能力與國際合作基礎設施，方能在變局中站穩腳步、開創新局。這不僅是國家安全的需要，更是臺灣產業轉型升級的戰略契機，其深遠影響將遠遠超越國防產業本身，而及於臺灣在印太區域的整體戰略地位與長期發展願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