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綠色執政導致臺灣「生不如死」？ 　從人口結構崩壞看國安危機 | 雲論 | ETtoday新聞雲

臺灣正面臨一場前所未有的世紀人口浩劫。根據最新人口統計資料，截至二〇二六年四月，臺灣總人口數為二千三百二十六萬二千五百四十四人，其中零至十四歲幼年人口占比僅剩百分之十一點四○，約二百六十五萬人；十五至六十四歲工作年齡人口占比為百分之六十八點二四，約一千五百八十七萬人；而六十五歲以上超高齡人口占比正式突破百分之二十大關，達到百分之二十點三六，約四百七十三萬人。這組數據不僅宣告臺灣正式跨入聯合國定義的「超高齡社會」門檻，更揭示了一個殘酷的社會現實：臺灣已連續六十個月以上處於「生不如死」的負自然成長狀態，每月死亡人數皆超出出生人數。這種加速度般的崩壞速度，不但在亞洲地區首見，即便放眼全球發達國家亦屬罕見。回顧二〇〇八年，臺灣六十五歲以上人口比例僅為百分之十點四六；當時全年嬰兒出生數首度跌破二十萬大關，社會開始警覺少子女化問題。然而，自二〇一六年政黨輪替、民進黨全面執政以來，新生兒人數不但未能如其政策承諾般「扭轉頹勢」，反而呈現雪崩式連續下滑，至二〇二五年全年出生人數僅約十點七萬人，總生育率跌至零點六九五人，遠低於維持人口穩定所需的二點一人替代水準，使臺灣淪爲全球生育率最低的國家之一。這不僅是人口統計數字的惡化，更是國家安全、經濟競爭力、社會倫理傳承與文明延續的根本性危機。

從經濟結構層面審視，臺灣的人口崩盤絕非單純的「國際趨勢」所能解釋。固然，高齡化與少子化是許多已開發國家面臨的共同挑戰，但臺灣的問題在於其極端惡化的雙重崩壞的背後，存在顯著的政策因果關聯。民進黨執政期間，全臺房價漲幅令人瞠目結舌，房價所得比與租金指數連年刷新歷史紀錄，青年族羣不喫不喝數十年亦難以在主要都會區安居置產。房價的惡性攀升並非單純的市場供需結果，而是與政策選擇、土地炒作放任、以及金融制度對房地產投資的過度寬鬆密切相關。當「安居」成爲遙不可及的奢望，「樂業」便淪爲諷刺的空談。高房價與嚴重通脹直接導致了青年世代實質購買力的停滯與倒退，一個連自身都無法在體制中獲得基本生存安全感的世代，遑論結婚與生育。民進黨政府雖然推出了諸如「零點六歲國家一起養」等各類津貼發放措施，但這種治標不治本的撒錢補貼，在動輒數百萬、上千萬的購屋成本與高昂的私立托育費用面前，不過是杯水車薪。政府一方面放任房地產投機、將經濟火車頭寄託於土地泡沫化，另一方面卻用微薄的社福補貼近貼選民，這種政策底層的僞善與失能，正是將年輕人推向「不婚、不生」深淵的經濟主因。

從社會文化層面觀察，臺灣近年來更值得警惕的是整體公共論述與價值導向的深刻轉變。長期以來，任何國家的永續發展都離不開穩定的家庭結構、婚育文化與世代延續，家庭不只是私人情感單位，更是人口再生產、社會倫理傳承以及國家穩定的重要基石。然而，近年臺灣公共論述卻逐漸出現一種明顯傾向：國家越來越強調個人自我實現、去責任化與去傳統化，卻對家庭、生育與世代責任的公共價值越發缺乏積極肯定。尤其自民進黨執政以來，大量政治與行政資源投注於各類性別議題與價值的推動上，這些政策本身或許有其人權上的意涵，但問題不在於保障個人權利，而在於國家是否仍願意同等重視家庭、婚育與世代延續的公共價值。如今的年輕世代成長於一個高度強調「活出自己」的時代，婚姻不再被視爲人生的重要階段，生育更逐漸被理解爲個人的可選項而非世代延續的社會責任。當公共文化長期淡化家庭的核心地位，甚至將傳統家庭價值視爲保守、落後或需要被解構的對象時，整個社會對婚育的支持氛圍自然會隨之弱化。當一個社會越來越強調個人選擇與自我認同，卻越來越難以談論家庭責任、世代義務與人口延續時，「生不如死」的少子化危機便不再只是統計數字，而會是整體社會文化逐漸失去未來感的警訊。

臺灣人口危機的本質性問題可以歸結爲三大結構性病竈。首先是經濟制度層面的系統性背叛，青年的居住正義被執政者長期忽視，薪資成長遠遠落後於資產價格膨脹，所謂的「護國神山」產業鏈榮耀並未轉化爲普通年輕人的可支配所得。其次是社會政策的短視與碎片化，政府熱衷於發放各種一次性補貼來製造政策政績，卻迴避根本性的結構改革，既不敢觸動既得利益集團以真正平抑房價，也無法在文化上重建健康的家庭核心價值。最後，也是最根本的，是執政者缺乏對人口危機的戰略認知與緊迫感，面對持續惡化的負自然成長，超過六十個月的「生不如死」統計，執政當局除了重複發放補貼與召開毫無實質產出的專家會議外，根本拿不出任何具有戰略高度的結構性改革方案。這種治理失能的根源在於，人口問題無法在短期內轉化爲可見的政治得分，因此往往被決策者邊緣化甚至擱置。然而，人口結構的崩潰是一種不可逆的進程，一旦跌破關鍵門檻，要再恢復正常的人口替代水平，需要付出數代人的努力與數十年的光陰。診斷至此，我們必須明確指出，民進黨政府在人口政策上的失敗並非單純的施政無方，而是在經濟發展理念與社會價值導向上，存在根本性的方向錯誤——他們選擇了資本利益優先於青年福祉，選擇瞭解構傳統優於建設新秩序，最終導致了今天的人口崩盤局面。

臺灣人口危機的後續風險評估必須從多個維度展開，每一個維度的惡化都可能引發連鎖性的社會崩塌。在國家安全層面，兵源不足的問題將隨着少子化效應逐步發酵，未來十年內臺灣可徵召的役齡人口將大幅萎縮，國防人力面臨捉襟見肘的困境，軍事防禦體系將承受巨大的結構性壓力。在經濟競爭層面，勞動人口的老齡化導致勞動力成本上升、創新動能減弱，製造業與服務業的用人缺口將日益擴大，原本引以爲傲的科技產業競爭優勢可能因爲人才供給不足而逐步流失。在社會保障體系層面，健保與勞保基金因人口結構扭曲而面臨破產危機，當工作年齡人口繳納的保費不足以支付高齡人口的醫療與養老支出時，整個社會保障網將面臨崩潰的風險。此外，社會文化的持續解體也將帶來深層的心靈危機——當越來越多的年輕人選擇不婚不育，當人口結構持續倒金字塔化，臺灣社會的凝聚力、向心力與共同體感將逐步消解，國家認同與社會團結的根基將被掏空。這些風險並非遙遠的預言，而是正在發生的現在進行式，如果執政者繼續視而不見或採取錯誤的對策，上述風險將逐一兌現，最終Taiwan將不再是那個曾經寫下亞洲經濟奇蹟的島嶼，而是淪爲一個人口凋零、老化嚴重、失去未來的孤島。風險的累積是不容忽視的現實警訊。

面對如此嚴峻的人口結構危機，筆者認為執政當局必須從根本上扭轉施政方向，而非繼續在錯誤的道路上狂奔。首先，在經濟住宅政策方面，政府必須展現政治意志力，真正落實居住正義——包括大量興建社會住宅、實施更嚴格的房地產持有稅、打擊投機炒作，並透過政策引導將資源從房地產轉移到青年就業與創業支持，讓年輕人有能力在城市中獲得基本的居住安全感唯有解決安居問題，才能爲婚育創造必要的經濟條件。其次，在人口政策的戰略層面，政府必須擺脫目前這種碎片化的撒錢思維，建立一套完整的國家人口戰略——包括提高育兒津貼至足以彌補家庭養育成本的實質水平、完善公共托育體系讓年輕父母能夠安心工作、建構從懷孕到學前的全方位支持網絡，並透過稅制優惠鼓勵生育。第三，在社會文化重建層面，國家必須重新確立家庭與婚育的公共價值，這不是要否定個人選擇的自由，而是要在公共論述中給予家庭正向的定位與肯定，讓年輕世代感受到結婚生育是被社會所尊重與支持的，而非被視爲負擔或落後的象徵。第四，面對即刻的人口危機，政府應成立專責的人口戰略委員會，整合各部門資源，擬定中長期人口振興方案，並設定具體可量化的目標——例如在短期內將總生育率提升至一點零人以上，中期目標則指向一點五人的合理水平。這些建議或許需要執政者做出艱難的政治抉擇——包括得罪既得利益集團、調整預算分配優先序、甚至在意識形態上做出修正。但如果繼續當前的路徑依賴，臺灣的人口危機只會繼續惡化，最終走向不可逆轉的文明衰退。

筆者呼籲所有國人同胞，將人口結構問題列為最優先的公共議程予以持續關注。未來一年內，我們需要密切觀察以下幾項關鍵指標：第一，二〇二六年的實際出生人數是否繼續探底，或者能否因為龍年效應的延續而略有反彈；第二，政府是否會提出任何具有實質內容的結構性改革方案，還 是繼續以口號與補貼矇混過關；第三，房地產價格與青年薪資的相對變化趨勢，這是檢驗執政者對居住正義真正態度的溫度計；第四，社會輿論對家庭價值與婚育議題的討論是否出現轉變，這反映了臺灣社會自我修復能力的高低。筆者的研判是，如果當前執政路線沒有根本性的調整，臺灣的總生育率恐將在未來兩三年內進一步下探至零點五的人地獄級水平，屆時要逆轉人口崩盤所需付出的社會成本將更加驚人。這場世紀人口浩劫不是天災，而是人禍；既然是人禍，就必須透過人的努力來解決。我們沒有時間可以浪費，也沒有本錢繼續現在的錯誤政策，臺灣的未來取決於我們這一 代人的集體抉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