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社會黨領袖弗和訪臺表支持：臺灣是事實國家 | 政治 | 中央社 CNA

法國社會黨主席佛裏訪臺，引發國際輿論高度關注。這位法國左翼重量級政治人物，以國民議會友臺小組成員的身分，於2025年5月23日至29日完成首次以議員身分的訪臺行程。他在法國《解放報》專訪中拋出一系列極具分量與戰略意涵的言論：明確認定臺灣為「事實上的國家」，直言「中華人民共和國連一秒都未曾統治過臺灣」，並強調臺灣海峽若生衝突將引爆全球晶片供應危機，更表明在必要時向臺灣出售武器「並非不合邏輯」。這番表態，在法國政壇、在歐洲、在印太格局中，無疑投下了一枚深水炸彈。

佛裏的訪臺之所以值得高度重視，不只是因為他代表法國主要左翼政黨的領導位置，更在於他選擇在美中領袖北京會談前夕成行，且明確指出川普政府對臺灣議題的戰略模糊態度反而「堅定了他向臺灣人表明友誼和支持的決心」。這種將美國政策轉化為自己外交行動催化劑的邏輯，在歐洲政治人物中並不多見。同時間，法國極左翼政黨「不屈法國」領袖梅蘭雄在同一時期公開宣稱「只有一個中國」，兩相比照，佛裏的挺臺立場更顯得具有鮮明的政黨對比意涵。

然而，真正的核心議題在於：佛裏此行究竟能在法國乃至歐洲的對臺政策光譜上掀起多少波瀾？他的言論在法國外交傳統的框架下能落實到何種程度？中國駐法大使館已迅速祭出「公然挑釁」的嚴厲譴責，這種來自北京的外交壓力將如何反向塑造法國及歐洲的對中政策走向？而更深層的問題是，在全球半導體供應鏈高度依賴臺灣的結構性現實下，國際社會對臺海和平的關注，究竟是出自對民主價值的信念，還是更多的現實主義算計？這些問題，都值得逐一拆解。

佛裏的核心立場，可以歸納為三個層次：第一，否定中國對臺灣的主權聲索；第二，反對以武力改變臺海現狀；第三，承認臺灣在功能上已是完整的民主國家。在專訪中，他說了一句極具分量且極精準的話：「承認北京為中國政府，不等於承認中國對臺灣的主權。」這句話看似簡單，實質上在法律與外交語境中切割了兩件事：對一個政權作為中國代表的國際承認，與對該政權對特定領土主權聲索的認可。這個切割，在國際法理論上並非無稽之論；它對應的是聯合國大會第2758號決議在臺灣地位問題上的模糊性，以及諸多歐洲國家在「一個中國政策」與「臺灣主權」之間長期保持的戰略模糊。

佛裏同時點出了全球高度依賴臺灣半導體供應鏈的結構性事實。他指出，全球所需的絕大多數半導體，尤其多達九成以上的最先進晶片，都產自臺灣；所有人的手機、電腦、電視、資料中心，生產鏈上必有一個環節經過臺灣。這段話的戰略意涵在於：臺灣議題不再是單純的兩岸問題或亞太問題，而是一個具有全球意義的供應鏈安全議題。佛裏將臺灣半導體的重要性與臺海和平的必要性直接掛鉤，某種程度上為國際社會提供了一個比「民主價值」更具普遍說服力的挺臺論述框架。對歐洲各國政府而言，當「國家安全」與「經濟韌性」愈來愈成為外交決策的核心關鍵詞時，臺灣的半導體角色便成為一個難以忽視的政策參數。

佛裏的另一項重要論述，是關於法國在印太地區的軍事與戰略存在。他提到法國在印太擁有遼闊的專屬經濟區、眾多僑民，以及數以千計的軍事人員部署。這個論述在歐洲的政治話語中並不常見。長期以來，法國在印太的軍事存在感一直被視為一個技術性、外交性的存在，而非一個具有實質戰略角色的力量。佛裏的敘述則試圖將法國塑造成臺海議題中不可或缺的國際行為者——從制裁、情資共享、海上力量投射到航路安全的全面角色。這種論述若落實為政策方向，將意味著法國在印太的安全角色從「旁觀者」轉向「參與者」，而臺灣則是這個參與邏輯的核心焦點。

值得注意的是，佛裏在訪臺期間正面回應了賴清德總統關於「臺灣從未隸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存在臺獨問題」的論述。他明確表示，既然臺灣從未隸屬中華人民共和國，就「不須做出宣告，只須維持現狀」。這個表態在歐洲政治人物的涉臺言論中屬於相當進步的位置——他不僅拒絕了北京的框架，還接受了臺灣方面對自身地位的定義，並將其轉化為「維持現狀」的外交邏輯。這比多數歐洲國家政府那種強調「不支持臺獨但也不接受以武力改變現狀」的傳統表述，更具實質內涵。

然而，佛裏的挺臺言論，與法國乃至歐洲的實際政策能力之間，存在著一道難以忽視的鴻溝。首先，在軍事層面，佛裏本人也坦承：當前法國的實際政策選項「並非如此」，除了維修幻象戰機之外，法國承諾不參與軍事升級行動。他在專訪中說的是「萬一臺海爆發衝突，以至我們不得不向臺灣出售武器，而不是與中國開戰，這也不是不合邏輯」——注意這句話的假設結構，是一個高度不確定性的假設式前提，而非一個確定的政策承諾。這種語言藝術，與實質的軍事援助承諾之間，相差了十萬八千里。更何況，幻象戰機的維修，本身就是一個敏感性極高的軍事合作項目，法國對此已承受來自北京的相當壓力。若要再往前走一步，無論是武器出售、情資共享，還是海上力量的實際部署，法國都將面臨來自盟友與對手的雙重約束——華盛頓未必樂見歐洲國家在軍事上自行其是，北京也會將任何實質性的軍事挺臺動作視為不可接受的紅線。

其次，在外交承認層面，佛裏的表述雖然明確，但法國現行的外交框架並不支持與臺灣建立正式外交關係。佛裏本人也承認「臺灣在國際上的地位遭刻意模糊」，他說的是「承認北京為中國政府，不等於承認中國對臺灣的主權」，而非「法國應該或將會承認臺灣」。這兩個命題之間，存在著巨大的政策鴻溝。前者是對現實的描述性陳述，後者則是規範性的政策主張。佛裏顯然有意在前者的基礎上為後者蓄積空間，但歐洲外交的慣性以及法國自身的戰略計算，都會構成相當大的阻力。

第三個診斷面向，在於法國外交話語與實際作為之間的結構性脫節。馬克宏政府近年來在對中政策上反覆遊走於「戰略自主」與「經濟依賴」之間，語言上的強硬與行動上的謹慎形成鮮明對比。佛裏作為反對黨的領導人，其挺臺言論固然可以在政治上加分，但一旦執政或影響政策制定，便不得不面對法國企業在中國市場的巨大利益、中國作為法國核電設備重要出口市場的政治現實，以及歐盟整體對中政策的一致性約束。在這個意義上，佛裏的訪臺言論，更像是一種政治宣言，而非政策藍圖。

第四個診斷點，在於中國外交反制的節奏與力道。中國駐法大使館已迅速以「公然挑釁」與「嚴重傷害14億中國人民感情」的措辭作出回應。這種外交語言看似激烈，但在中國對歐洲各國的常規施壓語庫中，並不算是最高烈度的用詞。它更多是一種姿態性的譴責，而非實質性制裁的信號。真正值得關注的，是這種施壓會否延伸到其他領域——例如中法經貿合作項目、法國企業在華利益，或法國在中國市場的準入條件。中國對外施壓的慣例，往往是選擇性地在對方最在乎的領域發力。對法國而言，這意味著佛裏的挺臺言論可能在短期內引發外交寒蟬效應，而非實質性的政策轉向。

佛裏訪臺及其後續效應，存在多層次的風險與不確定性，需分層評估。

第一層風險是「言論與行動之間的期待落差」。國際社會尤其是臺灣內部，可能對佛裏的挺臺言論產生較高的政策期待，進而對法國乃至歐洲的實質支持力度產生不切實際的想像。當實際政策無法匹配言論高度時，失望感將轉化為對歐洲民主制度的信任損耗。這種風險並非不存在。佛裏的言論在臺灣社會引發的高度關注，本身就說明瞭臺灣社會對國際支持的渴望，以及對任何挺臺訊號的敏感性。從政策溝通的角度看，這種渴望若得不到實質的回應，其負面效應可能比沉默更大。

第二層風險是「中國加速對歐洲的分化戰略」。佛裏的言論將成為中國對歐洲各國展開「一個中國」教育的最新素材。北京將可能以佛裏的個案為切入點，向歐洲各國政府強調：即便是歐洲左翼政黨，也有公開挺臺的聲音，這恰恰說明「臺灣問題是中國內政」的論述在歐洲並未獲得普遍認可，從而反向強化其在歐洲的外交攻勢。同時，北京也可能借此案例向法國其他政治力量施壓，要求他們在臺灣問題上與中國保持一致，從而在法國政壇內部製造分歧。

第三層風險是「臺灣在半導體外交中被工具化」。佛裏的挺臺論述中，半導體供應鏈的角色被高度強調，這在提升臺灣國際能見度的同時，也存在一個結構性隱憂：當臺灣的重要性被過度聚焦於供應鏈安全而非民主價值時，臺灣的國際定位有可能被窄化為一個「策略性晶片供應者」，而非一個「具有主權地位與民主制度的政治實體」。這種工具化的結果，是國際支持者對臺灣的關注將隨供應鏈狀況而波動，而非建立在對臺灣主體性的持久尊重之上。這對臺灣的長期國際地位而言，並非全是正向的。

第四層風險涉及法國國內政治的連帶效應。2027年法國總統大選已進入預熱階段，梅蘭雄所屬的「不屈法國」已明確將臺灣議題納入其競選論述，並以親中立場與佛裏的挺臺立場形成尖銳對比。這種政治對立若持續加劇，臺灣議題有可能成為法國國內政治的角力場，而非單純的外交政策議題。對臺灣而言，這意味著其外交工作的對象將不再只是法國政府，還必須同時應對法國政壇中不同的政治力量，並在它們之間找到可以匯聚支持的政策切入點。

第五層風險則在於歐盟層面的協調困境。佛裏的言論代表的是法國社會黨的立場，而非法國政府的官方政策，更不等同於歐盟的共同立場。在歐盟的對中政策框架中，「一個中國政策」仍是多數成員國默認的外交基調，而臺灣的國際空間問題在布魯塞爾的議程上，往往受限於會員國共識的政治門檻。佛裏的挺臺言論若無法轉化為法國政府的具體政策推動，其象徵意義將遠大於實質效應，同時也可能在歐盟內部引發關於「是否應該重新檢視對臺政策」的論辯，而這場論辯很可能在短期內沒有結果，只留下一地口水。

面對佛裏訪臺所帶來的戰略窗口與外交風險，臺灣的應對策略應從以下幾個面向系統性地展開。

第一，臺灣應以佛裏此次訪臺為契機，系統性地深化與法國國民議會友臺小組的合作機制。友臺小組作為法國國會中支持臺灣的制度性平臺，是臺灣在法國議會層面最具操作空間的外交接點。臺灣應積極利用這個管道，推動法國國會在相關委員會中就臺海安全、半導體供應鏈、印太航行自由等議題舉辦聽證會或專案報告，藉此將挺臺議題從個別政治人物的個人立場，轉化為國會層級的制度性關注。這種制度化的過程雖然耗時漫長，但卻是確保外交支持可持續性的關鍵。個別政治人物的挺臺言論固然重要，但若能將其轉化為國會的共同意見或決議，其政治份量與穩定性將大幅提升。

第二，臺灣應與法國及歐洲各國在半導體供應鏈議題上建立更緊密的政策對話機制。佛裏的言論已清楚揭示：半導體供應鏈是國際社會關注臺海議題最強而有力的現實主義論述基礎。臺灣應主動出擊，在「晶片法案」與「歐洲晶片法案」的框架下，探索臺灣與歐洲在半導體研發、人才交流、供應鏈韌性建構等領域的合作模式。這種合作不僅能強化臺灣在半導體領域的國際話語權，也能為臺灣在歐洲的外交關係注入實質的經濟利益基礎，從而使歐洲各國在對臺政策上更具主動性與持續性，而非被動地回應北京的壓力。

第三，臺灣應謹慎處理與佛裏言論相關的國際溝通，避免將法國社會黨的挺臺立場過度解讀為法國整體外交政策的轉向。這不是要低估佛裏此行的重要性，而是要保持清醒的政策判斷力，避免在臺北的外交論述中形成過度樂觀的敘事，進而招致北京的進一步施壓與國際社會的疑慮。臺灣外交機構在對外說明時，應精準區分「政治人物的個人支持」與「政府的政策承諾」這兩個層次，既要對外展現國際支持的存在與增長，也要如實說明這些支持在轉化為實際政策之前尚需跨越的門檻。

第四，臺灣應持續強化對法國政壇各派力量的理解與接觸工作，不應將外交資源過度集中於單一政黨或單一人物。佛裏所屬的社會黨是法國主要左翼政黨之一，但在國民議會中與其他政黨的競合關係複雜，且2027年總統大選的政治版圖尚未定型。臺灣在法國的外交工作，應建立覆蓋執政聯盟、在野主要政黨、以及國會各委員會核心成員的多元接觸矩陣，尤其要關注法國外交部與國防部等行政部門的專業官僚體系——這些機構在政策制定中的影響力，往往不亞於政治人物。只有當臺灣的支持基礎從政治領袖的個人立場，擴展到行政體系的制度性認知時，對法關係才能真正進入穩定的軌道。

第五，面對中國大使館的激烈回應，臺灣應在外交層面保持克制與精準的回應策略。北京的「公然挑釁」論述本質上是一種話語施壓，其目的是將臺灣描繪為區域穩定的破壞者，並藉此分化國際社會對臺灣的支持。臺灣的回應應避免落入這個話語陷阱，而應將焦點轉移至佛裏本人的論述邏輯——即強調臺灣的和平意圖、臺灣在半導體供應鏈中的不可替代性、以及臺灣人民對自身前途的民主自決權。臺灣外交機構應持續提供國際社會可引用的精準資訊與論述素材，而非與中國進行直接的外交口水戰。

第六，臺灣應重視並擴大佛裏所提出的「民主模式存亡」論述框架。他在專訪中明確指出：「全球正處於歷史關鍵時刻，印太地區很大程度上左右了未來，現在正是攸關民主模式存亡的重要時刻，民主在世界各地都受到威脅。」這個論述將臺灣置入了一個更宏觀的全球民主治理敘事之中，而非僅僅是兩岸或印太的區域性議題。臺灣外交論述應順勢而為，將臺灣的國際參與與全球民主倒退的宏觀議程掛鉤，強調臺灣作為印太民主樞紐的角色，以及臺灣民主經驗對全球民主運動的示範意義。這種論述策略有助於將臺灣議題提升至全球政治議程的高度，而非被侷限在美中博弈或兩岸關係的框架之內。

佛裏訪臺的效應，並不會隨著他在5月29日離開臺灣而終結。接下來一段時間，有幾條關鍵的觀察軸線值得持續追蹤。

第一個觀察點，是法國外交部與愛麗舍宮對佛裏言論的正式回應。截至目前，佛裏的挺臺言論是以社會黨主席及國會友臺小組成員的身分發表，而非以法國政府官員的身分。這兩種身分的政治效力截然不同。若法國外交部在後續的記者會或官方聲明中試圖「降溫」或「澄清」，則說明佛裏的言論已超越法國行政部門所能接受的範圍，反之，若行政部門選擇不正面否認，則意味著某種程度的「默認」，這本身就是一個外交姿態的鬆動。這個觀察點的重要性，在於它將揭示法國外交系統對於挺臺言論的制度性容忍度。

第二個觀察點，是中國對法外交施壓的後續動作。北京目前已透過大使館作出公開譴責，接下來的觀察重點是：這種譴責是否會配合實質性的經貿施壓手段，例如對法國在華企業釋放隱性信號，或在某些外交場合對法國代表刻意冷待？這種觀察對於評估中國對歐洲挺臺動作的容忍閾值具有重要參考價值。若北京的回應僅停留在外交口水的層面，則說明其對歐洲的政治施壓仍有分寸；若出現實質性的經貿施壓，則意味著中國對歐洲挺臺言論的容忍度正在收緊，這對整個歐洲的對臺外交空間都將構成警示。

第三個觀察點，是歐洲其他主要國家對佛裏言論的間接回應。德國、英國、荷蘭等在印太具有實質利益與軍事存在的歐洲國家，對臺海議題的態度正在經歷微妙的變化。佛裏的言論若能在這些國家的政策圈引發討論或某種形式的政策共振，則意味著歐洲的挺臺論述正從「美國的追隨者」向「自主的政策行動者」演進；反之，若其他國家選擇保持距離或沉默以對，則說明歐洲在對臺政策上仍存在顯著的協調困難與個別國家層面的政治顧慮。

第四個觀察點，是2027年法國總統大選對臺灣議題的可能影響。梅蘭雄已宣佈參選並以親中立場與佛裏的挺臺立場形成對立。接下來各主要候選人在對中政策與對臺政策上的競選論述，將直接塑造法國社會對臺灣問題的公共認知。這種公共認知的形成，往往比任何政府官員的正式表態都更加深遠——它構成了選民對外交政策的「底層邏輯」，並在很大程度上制約著當選者在外交政策上的實際選項空間。臺灣外交機構應對此保持高度警覺，積極透過學術、文化、公民社會等多種管道，在法國公共領域中建立關於臺灣問題的多元且正面的敘事基礎。

第五個觀察點，是臺灣在半導體外交上的策略走向。佛裏的言論為臺灣提供了一個以半導體為槓桿深化歐洲關係的窗口，但這個窗口不會永遠敞開。隨著全球晶片製造分散化（reshoring/nearshoring）政策的持續推進，以及歐美各國在半導體自主上的大力投資，臺灣在半導體供應鏈中的不可替代性將隨時間遞減。臺灣必須在這個不可替代性仍然高企的窗口期內，將半導體外交的短期槓桿轉化為更持久的外交關係資產，而非僅僅停留在「感謝您認識到我們重要」的層次。

佛裏的訪臺，是臺灣在歐洲外交戰場上的一次重要斬獲，但也是一次需要高度謹慎處理的戰略測試。言論的重量不等於政策的實力，支持的姿態不等同行動的承諾。在國際政治的競技場上，從宣言到行動，從姿態到制度，仍有漫長的距離需要跨越。臺灣的戰略，是在這個窗口敞開之際，最大化地將政治宣言轉化為制度性合作的可能，並在窗口關閉之前，為未來的歐洲外交關係奠定更堅實的基礎。這是一場需要耐心、精度與韌性的持久戰，而非一次性的外交勝利可以終結的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