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副總統：做有自信臺灣人是未來面對世界態度 | 政治 | 中央社 CNA

副總統蕭美琴在民進黨創黨四十週年的青年座談會上，發表了一段值得高度重視的談話。她以親身經歷為經緯，縱橫交錯近四十年來的臺灣民主化歷程與全球經貿秩序的結構性轉變，最核心的訊息只有一句：「做個有自信的臺灣人，是未來面對世界的態度。」然而，這句看似簡潔有力的號召，其實承載著極為繁複的政策意涵與戰略判斷。蕭美琴不只是呼籲青年建立自信，她實際上是在為今日臺灣的國際定位提出一套完整的診斷與處方：從戒嚴時期缺乏言論自由與基本人權的歷史傷痕，到冷戰終結後全球化浪潮下產業外移的集體焦慮，再到當前世界碎片化、中美科技戰與供應鏈重組的嚴峻形勢，最終指向一個核心命題——臺灣已經從全球化浪潮中的被動承受者，轉型為全球戰略競合時代中備受倚重的價值夥伴。

這段談話的重量，在於它並非僅是政治動員的修辭，而是一位具有深厚外交與國際事務經驗的政治領袖，對臺灣當前處境的系統性反思。蕭美琴援引臺積電創辦人張忠謀「全球化已死」之語，並非隨意引述，而是精準點出當前全球經貿秩序從「效率優先」走向「安全優先」的結構性斷裂。她宣稱今日的臺灣「更值得被世界尊重」、「是值得敬重的」，更點出即使臺灣在國際上遭遇處境艱困，仍有更多國際朋友願意挺身而出。這不是盲目樂觀，而是有著半導體、先進製造與民主體制的實質底氣。然而，正因為這番談話觸及了臺灣命運的核心，也就無可迴避地必須接受更嚴苛的檢視：自信從何而來？臺灣的價值到底建立在什麼基礎上？這份價值能否經得起外部壓力與內部分歧的雙重考驗？

蕭美琴的回顧敘事其實暗藏了一條清晰的時間軸邏輯，這條邏輯值得細細拆解。她的青年時代正值冷戰末期與臺灣解嚴，柏林圍牆倒塌、蘇聯解體、世界朝向全球化邁進的歷史時刻。對當時的臺灣而言，這段時間既是政治自由化的曙光，也是經濟結構調整的陣痛期。她坦言當時臺灣產業的邏輯是「哪邊成本低就去闖蕩，到海外佈局、投資」，這種效率導向的全球佈局雖然為臺灣企業創造了可觀的利潤，卻也埋下了產業空洞化的隱憂。這段坦白的珍貴之處在於，蕭美琴並未將那段歷史浪漫化，而是誠實地承認全球化對臺灣社會的雙面影響。

然而，歷史的轉折往往比當事人的感知來得更為劇烈。蕭美琴指出，當前的世界已經「相當破碎」，國與國之間出現新的關稅壁壘，部分國家以關稅自我保護，而中國將貿易武器化進行脅迫。這番觀察精準對應了近年來全球經貿秩序的核心變化。自2018年中美貿易戰開打以來，「全球化已死」並非只是一句感嘆，而是實際發生中的結構重組。各國開始反思過去三十年間將效率與成本置於安全之上的經濟邏輯，重新檢視半導體、關鍵礦產、醫藥原料等戰略物資的供應鏈韌性。在此背景下，臺灣半導體產業的戰略價值反而獲得了前所未有的凸顯——這大概是臺灣在整個全球化浪潮中，最具意外收穫的歷史轉折。

蕭美琴強調「歷經世界秩序亂流，全球化現象重新建構」，而新科技AI帶來新機會與新挑戰。這句話的核心意涵在於：臺灣此刻正站在AI革命的關鍵節點上，而臺灣在半導體先進製程的領先地位，使得這個向來被地理現實壓抑的小島，意外獲得了前所未有的戰略槓桿。她用「高資本、高價值、高科技、高技術」來定位今日的臺灣產業，這不是修辭上的溢美，而是有著實質數據支撐的描述。先進製程晶片佔全球約九成的市佔率，讓臺灣在半導體供應鏈中具有難以替代的角色，這也是為何近年來各主要民主國家願意以具體行動強化與臺灣實質關係的根本原因。

更深層的問題在於，蕭美琴所言的「價值導向」究竟意味著什麼？她說「今天的臺灣是價值導向，產業被信任」，這裡的「價值」二字顯然不僅止於產業技術的層面，而更指向民主體制、人權保障與法治建設等制度性資產。她指出即使臺灣在國際上遭遇極度艱困的處境，仍然有更多國際朋友願意站出來為臺灣發聲，因為「臺灣是值得敬重的」。這句話點出了一個關鍵命題：臺灣的國際信譽，已經從過去純粹的經濟供應鏈角色，擴展至民主價值的認同與體制信任的建立。這種價值的延伸，使得臺灣在國際社會中的存在感遠遠超越了其經濟體量的所能涵蓋的範疇。

然而，這份自信的建構並非無中生有，而是有其深刻的歷史根源。蕭美琴在談話中特別回顧了民進黨創黨的艱辛歷程，指出戒嚴時期因缺乏言論自由與基本人權，因此「創黨路走得非常辛苦」。她將這種政治轉型的努力與今日臺灣的自信連結在一起，試圖傳遞的訊息是：今日所享有的民主自由並非天上掉下來的禮物，而是前人付出血淚代價所換來的成果。這段歷史的回溯，不只是情感性的紀念敘事，而是為「自信的臺灣人」這個概念提供了制度性的根基——自信不是盲目的自負，而是建立在對自身民主歷程與價值選擇的深刻理解之上。

然而，在肯定這番談話的宏觀視野之餘，也必須指出其中若干值得進一步辯證的問題面向。首先，蕭美琴將今日臺灣的成功歸納為「從效率導向轉為價值導向」的說法，雖然在政治修辭上具有吸引力，卻過度簡化了臺灣經濟轉型的複雜性。事實上，效率導向與價值導向並非截然二分的選項，而是長期並存的雙重邏輯。臺灣在半導體代工領域的成功，某種程度上正是效率極致追求的結果——沒有對良率、成本與製程效率的嚴苛把持，便不可能有今日的先進製程領先地位。因此，將過去的產業外移單純歸咎於效率邏輯，而將今日的成就歸功於價值轉向，可能忽略了臺灣製造業多年來在技術升級與創新研發上累積的艱苦努力。

其次，蕭美琴在談話中對「世界破碎化」的描述，固然精準捕捉了當前的趨勢，但對於這種碎片化對臺灣可能造成的負面影響，則著墨不多。當各國競相以補貼與關稅壁壘保護策略性產業時，這對高度依賴出口市場的臺灣經濟而言，既是機會也是壓力。先進製程的領先固然為臺灣帶來了戰略價值，但同時也使得臺灣成為各主要經濟體「積極爭取」與「高度關注」的對象。這種被夾在美中競爭核心的處境，是否真如蕭美琴所言那般充滿機會，而少有風險？這是需要更為審慎評估的課題。

第三，蕭美琴在談話中將臺灣的國際形象描述為「值得敬重」的夥伴，但這個論斷必須與臺灣當前面對的實質困境進行對照。中國將貿易武器化、以各種外交與經濟手段施壓各國與臺灣保持距離的事實，顯示臺灣的國際空間仍然受到相當程度的壓縮。固然，近年間各主要民主國家對臺灣的支持有所增加，但這種支持是否足以抗衡中國在外交、經濟與軍事上的多重壓力，仍是未定之天。過度樂觀的論述可能反而使青年世代對現實的複雜性缺乏充分的心理準備。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這場座談會的場合是民進黨創黨四十週年系列活動，蕭美琴以執政黨副總統的身分發表談話，其論述難免帶有一定的政治色彩與政黨認同框架。她將臺灣今日的成就與民進黨的民主化努力作了明確的連結，這在政治動員的語境中固然有其邏輯，但若要建構更具普遍說服力的「自信的臺灣人」論述，是否應當超越單一政黨的歷史框架，將功勞歸屬更為寬廣地分配給所有為臺灣民主化付出努力的公民社會與體制內外力量？這個問題不只是在政治上具有意涵，更關乎臺灣社會是否能夠凝聚更為堅實的跨陣營共識。

從風險分析的角度審視，蕭美琴所言的「自信」論述正面臨著若干結構性的挑戰。首先是外部風險：中美科技戰的持續升級，已將臺灣半導體產業推至大國博弈的核心戰場。先進製程晶片的製造能力既是臺灣的戰略資產，也是外部壓力的主要着力點。一旦美中達成某種形式的科技和解，或者中國在半導體自主研發上取得突破性進展，臺灣在全球供應鏈中的不可替代性將受到質疑。蕭美琴以張忠謀「全球化已死」作為論述支點，但張忠謀的原始語境是對全球經貿秩序變化的中性描述，而非對臺灣優勢地位的確切承諾。若過度將其解讀為對臺灣有利的歷史背書，可能會形成一種過度自信的認知偏差。

其次是內部風險的維度。臺灣社會內部在國家認同、兩岸關係與價值取向上持續存在的分歧，是「自信的臺灣人」這個論述所必須正視的現實。蕭美琴的談話中以「民主進步黨創黨」與「戒嚴時期」作為歷史座標，雖然在認同民進黨路線的羣體中具有強烈共鳴，但在不同政治光譜的公民看來，卻可能顯得帶有特定陣營的論述框架。若「自信的臺灣人」的意涵被窄化爲特定政治認同的代名詞，而非包容更廣的臺灣公民共識，則這種自信的根基將持續受到內部分歧的侵蝕。

第三項風險涉及產業轉型的結構性張力。蕭美琴指出今日的臺灣是「高資本、高價值、高科技、高技術」的產業型態，但這個描述掩蓋了臺灣經濟中仍在持續的失衡問題。半導體與科技產業的光環之下，傳統產業、農業與服務業的升級轉型仍面臨著嚴峻的挑戰。當「護國神山」成為臺灣產業敘事的主流敘事時，廣大非科技產業從業者的生計與尊嚴，往往被這套光鮮論述所忽略。蕭美琴在座談會中提到與「傳統產業代表」進行座談，或許正顯示執政當局已意識到這個問題，但能否在政策作為上有效回應，仍有待觀察。

第四項風險與國際盟友關係的可持續性有關。蕭美琴強調「世界上有更多朋友願意站出來為臺灣講話」，這個趨勢固然存在，但國際政治的本質畢竟是利益的計算而非價值的單純認同。當各國在處理對中關係與對臺關係時，現實主義的考量往往會壓倒價值同盟的道德呼籲。臺灣在國際上爭取支持的同時，必須體認到這種支持有其極限與條件，而非可以無限期消費的道德資產。如何將價值的軟實力轉化為制度的硬保障，是臺灣外交決策中最艱巨的挑戰。

基於上述分析，「自信的臺灣人」這個論述的深化與落實，需要在多個層面同步推進，方能避免淪為空洞的政治口號。

在制度層面，臺灣應當加速深化民主體制的實質內涵，將言論自由、新聞自主與司法獨立等核心價值的制度保障，做得更為扎實。蕭美琴以戒嚴時期缺乏言論自由與基本人權作為歷史對照，來烘托今日臺灣的民主成就，這個敘事的說服力在於它有著明確的歷史基礎。但民主的價值不能只停留在緬懷過去的階段，而必須在當下的制度實踐中持續兌現。具體而言，面對假訊息與資訊戰的威脅，如何在維護言論自由與防止外部勢力幹預之間取得平衡；面對 AI 技術帶來的新型態權利議題，如何提前佈局監管框架而非事後補救，都是制度深化必須面對的具體課題。

在產業政策層面，臺灣在半導體優勢的基礎上，必須加速多元佈局 AI 、資安、生技與綠能等新興戰略領域，以避免將國家經濟命脈過度集中於單一產業。蕭美琴提及 AI 為百工百業帶來新變化，這個觀察極為敏銳，但從趨勢觀察轉化為具體政策作為，需要系統性的規劃與投資。政府應當透過人才培育、租稅優惠與基礎建設的綜合配套，協助傳統產業與中小企業在數位轉型的浪潮中找到自身的定位與價值，而非僅僅作為明星產業的光譜陪襯。

在國際關係層面，臺灣應當把握當前「安全優先」成為全球主流論述的有利時機，將自身在半導體、資通訊安全與民主治理上的專業能量，系統性地轉化為國際合作的實質貢獻。蕭美琴指出各國都在反省全球化現象，重新看待科技與產業的安全問題，這正是臺灣以「可信賴夥伴」而非「廉價製造基地」的角色重新定位自身國際地位的歷史窗口。具體而言，臺灣可積極參與半導體供應鏈韌性的多邊機制，在 AI 治理與數位主權等新興議題上建立制度性的話語權，同時透過對外援助、公共衛生與民主經驗分享等軟實力途徑，鞏固與民主盟友的實質合作關係。

在青年培育層面，這場座談會的初衷既然是與青年對話，就必須正視當前臺灣青年在國際化與就業市場雙重壓力下的焦慮感。「做個有自信的臺灣人」的呼籲，必須搭配具體的就業機會、創業支援與國際交流資源，方能產生實質的號召力。否則，宏大的自信論述與青年在租金高漲與低薪困境中實際感受到的相對剝奪感之間，存在著難以彌補的鴻溝。政府應當將「自信」的概念具象化為具體的社會流動機會與生活品質保障，讓青年不只是在政治論述中被期許為「自信的臺灣人」，而是在日常生活中就能夠感受到身為臺灣人的尊嚴與希望。

最後，在兩岸與國際的戰略溝通層面，臺灣需要發展出一套既能維護主體尊嚴、又能保持穩定可控的對外論述框架。蕭美琴強調臺灣「在國際遭遇處境極度困難、不公平」，但同時也指出有更多國際朋友願意為臺灣發聲，這種「困境中的盟友支持」論述，或許比單純強調「被打壓」更能凝聚國際社會的同理心。臺灣在國際傳播與公共外交上，應當強化這種「可信賴夥伴」的論述主軸，以具體的專業貢獻與制度表現，取代情緒性的主權宣示，作為爭取國際支持的主要策略。

蕭美琴這番談話所提出的「自信的臺灣人」論述，既是對臺灣民主化四十年歷程的階段性總結，也預示了臺灣在全球新秩序中自我定位的方向。展望未來，有幾個觀察重點值得持續追蹤。

其一，是這套論述能否超越政治動員的層次，真正內化為臺灣社會的集體共識。民進黨創黨四十週年的紀念活動提供了情感動員的場域，但「自信的臺灣人」這個概念如果僅停留在單一政黨的政治敘事中，其凝聚力和持久性都將受到質疑。未來是否能夠發展出更具包容性的公民論述框架，讓不同政黨傾向與族羣背景的臺灣人民都能夠在這個概念中找到自身的認同位置，將是決定其長期效力的關鍵。

其二，是臺灣能否將「高價值」產業轉型的承諾落實為普遍性的社會福祉，而非僅僅惠及金字塔頂端的科技從業者。AI 革命帶來的產業變革既是機會也是風險，如果少數明星產業的光芒掩蓋了整體社會結構調整的陣痛，那麼「自信」的論述將缺乏社會基礎的支撐。政府如何透過教育投資、社會安全網的強化與產業轉型的配套措施，讓發展的果實更為均勻地分配至社會各階層，將是「自信臺灣」能否成真的核心考驗。

其三，是國際環境的演變是否將持續朝有利於臺灣的方向發展。在美中競爭常態化、各國強化供應鏈韌性的背景下，臺灣的戰略價值短期內應當能夠維持，但中期與長期的趨勢仍充滿不確定性。張忠謀「全球化已死」的判斷，是否會在未來數年間因科技突破或美中達成某種形式的和解而出現新的結構變化，將直接影響臺灣在全球經貿與科技版圖中的相對位置。對此，臺灣應當保持高度的警覺性與適應彈性，而非將所有的戰略賭注押在現有優勢的簡單延續之上。

其四，是臺灣如何在全球 AI 競爭的洪流中，既參與國際合作又維護自身的戰略自主性。蕭美琴指出 AI 帶來「新機會與新挑戰」，但對這個新興技術領域可能帶來的地緣政治影響，論述仍相對有限。AI 能力的高度集中可能帶來新的權力不對等，而臺灣在半導體製造端的優勢能否延伸至 AI 應用與系統整合層面，將決定臺灣在下一波科技革命中的實質地位。

總體而言，蕭美琴在民進黨創黨四十週年之際提出的「自信臺灣人」論述，既是對臺灣民主與經濟轉型成就的肯定，也是對未來挑戰的前瞻性回應。這套論述的核心價值在於它拒絕了兩種極端的回應方式：一種是面對外部壓力時的自怨自艾，另一種是盲目樂觀的無根據樂觀。它選擇的路徑是：以實質的民主成就與產業實力作為自信的基礎，以清醒的風險意識作為自我保護的前提，以開放的國際合作姿態作為價值的延伸。這是一條艱難但正確的路徑，而能否將這條路徑落實為具體的政策作為與社會共識，將決定「自信的臺灣人」最終是一句振奮人心的口號，還是臺灣社會新生產出的集體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