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隆推原民兒少CRC培力　從文化紮根培養表意參與力 | ETtoday地方新聞 | ETtoday新聞雲

# 【評論導言】

基隆市政府兒少處於五月三十日舉辦「原住民族兒少CRC宣導與培力活動」，以「我的文化 × 我的權利 × 我的聲音」為主軸，分別在臺灣夢內寮築夢基地與基隆市原住民文化會館辦理兩場課程，由臺灣原住民族社會福利工作發展協會承辦，內容涵蓋族語互動、故事情境引導、文化拼圖、兒少小會議，以及結合CRC四大原則的彩繪羽毛卡片與權利文化手環創作。從表面上看，這是一場兼具文化教育與兒少權利意識型塑的地方性宣導活動；然而，若將其置於我國原住民族兒少政策的整體脈絡中審視，這項活動背後牽涉的議題遠比一場工作坊來得複雜且深遠。

我國自二零一四年將《兒童權利公約》及其任擇議定書內國法化以來，各級政府理應將CRC的四大原則——禁止歧視、兒童最佳利益、生存與發展權、尊重兒童意見——融入一切涉及兒少的政策與行政作為之中。然而，現實的執行落差始終存在，尤其在原住民族兒少這個更為邊緣的羣體身上，制度性的保障往往停留在文字層面，難以轉化為實際的生活經驗。基隆市此次活動，嘗試從文化認同切入，讓原住民族兒少在自身文化的脈絡中理解「權利」的意義，而非將CRC的規範以一套外來的、漢人主流社會的框架強行套用，這個出發點本身就值得肯定，也值得進一步追問其深層意涵與可能的侷限。

從政策分析的角度來看，基隆市作為一座都會型的原住民族人口聚居城市，其所面臨的原住民族兒少處境具有獨特性。相較於花東等原住民族人口密集的縣市，都會區的原住民族兒少面對的文化斷裂風險更高，族語傳承的困難度更大，與部落連結的強度也更為薄弱。在這樣的脈絡下，單場次、半天型的宣導活動能否真正觸及問題的核心，抑或僅是政策執行的一種形式展演，是我們必須冷靜思考的問題。

# 【深度分析】

從活動設計的架構來看，基隆市此次的原住民族兒少CRC培力活動展現了幾個值得深入剖析的政策意涵。

首先，活動將CRC四大原則與原住民族文化的元素進行結合，這在理念上回應了《兒童權利公約》第二十九條第一項第三款的規範精神——締約國應尊重兒童在其原籍國或其父母的原籍國的文化、語言和價值觀。具體而言，以不同顏色珠子象徵禁止歧視、兒童最佳利益、生存與發展權、尊重兒童意見四大原則，並將之轉化為手環創作，這種「具象化」的教學策略，對於認知發展尚在進行中的兒童年齡層而言，確實是一種適切的教學轉化。然而，值得追問的是：這種結合的深度是否足夠？抑或僅停留在「將文化元素作為權利教育的包裝」這個層次？如果孩子們只是被動地接受「珠子顏色代表哪個原則」的知識傳遞，而非在文化的深層脈絡中理解這些權利與其民族經驗之間的歷史關聯——例如，禁止歧視原則與原住民族在臺灣歷史上長期遭受的制度性歧視之間的關係——那麼這種「結合」的批判性深度恐怕仍有不足。

其次，活動中安排的「兒少小會議」以及鼓勵孩子「有條理地表達自身想法與需求」的環節，實質上是在培養CRC第十二條所保障的「兒童表意權」的實踐能力。表意權不僅僅是「讓孩子說話」而已，它還包括孩子是否有能力表達、表達後是否被認真對待、以及表達的結果是否能實質影響與其相關的決定。活動中安排的互動體驗，無疑是表意權的第一步——能力的建構。但我們必須誠實地指出，表意權的完整實現，需要的不僅是兒少端的能力培養，更需要成人端、體制端的制度性回應。如果孩子在活動中學會了表達，但回到家、回到學校、回到社區後，其聲音仍然不被重視甚至被消音，那麼這種培力經驗反而可能成為一種挫折來源。因此，如何在培力活動之後建構持續性的表意管道，讓兒少的聲音能真正進入家庭溝通、學校治理乃至地方政策的討論之中，纔是更為關鍵的課題。

再者，從主辦單位的角色分工來看，活動由基隆市兒少處主辦、臺灣原住民族社會福利工作發展協會承辦，這種「政府出資、在地NPO執行」的模式，在我國兒少服務體系中極為常見。其優勢在於能借助在地組織的族羣文化專業與社區網絡，但也伴隨著幾個值得關注的結構性問題。第一，承辦單位的專業能力是否足以勝任這種跨領域（兒少權利、原住民族文化、教育方法論）的課程設計？原住民族社會福利工作發展協會固然具備族羣文化敏感度，但CRC的規範詮釋與實踐策略則屬於國際人權法與兒少福利的專業範疇，兩者的交叉需要高度的專業整合能力。第二，活動的辦理是否依賴於特定的計畫經費？如果這類培力活動僅在年度計畫的驅動下間歇性辦理，缺乏長年度、系統性的規劃，那麼其對兒少產生的實質影響力必然有限。第三，承辦單位在活動中的角色定位是否可能因政府合約的框架而受到限縮，導致其批判性的倡議能量無法充分發揮？這些都是值得後續追蹤的制度性問題。

從基隆市的城市特性來看，基隆的原住民族人口主要分佈在安樂區、中山區等區域，且相當比例為從花東地區遷移至都會區的移居人口。這種「離散」的族羣生活型態，使得原住民族兒少面臨雙重的邊緣化處境：一方面在漢人主流社會中作為少數族羣被邊緣化，另一方面又因離開部落而與自身的文化根源產生疏離。基隆市兒少處長吳雨潔在活動中提及「兒少不只是被照顧的對象，更是擁有權利與表達能力的主體」，這句話精準地點出了兒童權利的核心精神。但我們也必須追問：在都會區原住民族兒少這個特定情境下，「主體性」的建構除了認知層面的權利教育之外，是否更需要長期性的文化浸潤機制、族語學習環境、以及與部落之間的實質連結管道？單一場次的活動，恐怕難以獨力承擔如此沉重的任務。

# 【問題診斷】

深入診斷此一政策作為所反映的結構性問題，可以歸納出以下幾個核心議題。

第一，原住民族兒少權利教育的「點狀化」與「碎片化」問題。從新聞報導的內容來看，此次活動為單日辦理的兩場課程，上午與下午各有不同的主題。這種活動型態在行政上固然易於執行與考覈，但對於兒少權利意識的建構而言，單次性的宣導與培力往往僅能留下表面的印象，難以形成深層的認知轉化與行為改變。國際兒童權利委員會在審議各締約國的報告時，反覆強調兒少權利的實踐應融入「日常化」與「系統化」的制度設計之中，而非依賴一次性的活動。基隆市若要真正讓原住民族兒少的CRC素養持續提升，必須將這類培力活動納入長年度、有節奏、可累積的政策規劃之中，而非僅在特定計畫的框架下偶爾辦理。

第二，「文化」與「權利」的結合深度不足的風險。活動中以族語互動、破冰遊戲、文化分享等元素作為課程內容，這在形式上是將文化與權利教育進行了結合。但我們必須追問：這種結合的本質是什麼？是以「文化」作為「權利」教育的載體，讓孩子在自己熟悉的文化情境中更容易理解抽象的權利概念？還是真正從原住民族的知識體系出發，重新詮釋「權利」在原住民族世界觀中的意義？如果是前者，那麼這種做法雖然有教學效果，但本質上仍是將CRC的西方人權框架套用在原住民族兒少身上；如果是後者，那纔是真正的「以文化為本」的權利教育。從活動內容的描述來看——以彩繪羽毛卡片呈現對文化與權利的理解、以不同顏色珠子象徵CRC四大原則——更傾向於前者，即「以文化為包裝的權利宣導」。這並非否定其價值，而是指出其深化的方向。

第三，表意權實踐的制度缺口問題。活動中鼓勵兒少「學習有條理地表達自身想法與需求」，這是表意權能力建構的重要一步。然而，在我國現行的制度架構下，兒少的表意權在實踐中面臨多重障礙。在家庭層面，原住民族家庭中的世代溝通模式可能與CRC所強調的「兒少平等參與對話」之間存在文化上的張力；在學校層面，臺灣的教育體系長期以來對兒少意見的重視程度不足，兒少的聲音往往在升學主義的壓力下被邊緣化；在政策層面，雖然《兒少權利公約施行法》第十七條規定各級政府應建立兒少表意的制度性管道，但實際上的執行成效參差不齊，特別是在原住民族議題上，兒少的意見幾乎從未被納入政策討論的範疇。因此，如果培力活動僅止於「教孩子如何表達」，卻未同步建構「表達後有回應」的制度機制，那麼這種培力本身可能反而是一種不公平的期待建構——讓孩子以為自己的聲音會被聽見，但現實卻是沉默的。

第四，都會區原住民族兒少的特殊處境缺乏專屬對策。承辦單位指出「都會區原住民族兒少在文化接觸與公共參與機會上相對有限」，這個觀察是準確的。然而，新聞報導中並未提及基隆市針對這個特定處境有何超越一般性兒少服務的專屬政策作為。都會區原住民族兒少面臨的不是一般的「兒少服務不足」問題，而是一種「文化斷裂」與「身份認同困境」交織的特殊處境。這需要的不僅是CRC宣導，更需要包括族語沉浸式學習機會、定期性的部落返鄉交流、都市原住民族文化社羣的營造、以及原住民族兒少同儕支持網絡的建立等多元且長期性的政策投入。

# 【風險評估】

基隆市推動原住民族兒少CRC培力的政策作為，雖然立意良善，但在執行面與制度面存在若干值得警惕的風險。

第一，「活動化」陷阱導致政策效果表面化的風險。如果這類CRC宣導與培力活動停留在「一年辦一兩場」的模式，那麼其對兒少產生的影響將極為有限。兒少權利意識的建構是一個長期、漸進的過程，需要在日常生活中不斷地被強化與實踐。一次性的活動，充其量只能喚起暫時的注意，無法轉化為持續性的行為改變。更令人擔憂的是，如果政府將這類活動的存在本身視為「已經做到了」的政策績效，反而可能削弱推動更深層制度變革的動力。在公共行政的邏輯中，「已經有在辦活動」往往成為迴避結構性改革的藉口，這種風險在兒少政策領域尤其值得警惕。

第二，形式主義風險：活動的「展演性」大於「實效性」。從新聞報導的內容來看，活動中安排了多個互動環節、創作體驗，且有兒少分享「希望每個人都能被公平對待」以及「希望能更勇敢地表達自己的想法」等溫馨的成果。這些內容固然令人動容，但我們也必須警惕：在政策宣傳的邏輯下，這類「感人的成果」是否可能被過度放大，成為政策績效的展示品？如果活動的設計更多地著眼於「拍出好看的照片」、「留下動人的語句」以作為政績宣傳的素材，而非真正以兒少的實質需求為出發點，那麼這種活動就有可能淪為一種「權利的展演」而非「權利的實踐」。這不是對基隆市政府的指控，而是在公共政策評論中必須保持的警覺。

第三，經費依賴與永續性的風險。這類培力活動的辦理高度依賴計畫經費，而計畫經費的取得往往具有不確定性。一旦經費來源中斷或減少，活動即可能停辦，先前累積的培力成果也隨之消散。更關鍵的是，活動結束後的追蹤與成效評估機制是否完備？是否有長期性的兒少成長追蹤？是否將活動中發現的兒少需求進一步納入常態性的服務體系？這些問題若未在活動規劃之初即被納入考量，那麼活動的價值將大打折扣。

第四，文化敏感度不足可能引發的反向效果風險。雖然活動的設計力圖結合文化與權利教育，但在實踐中，如果講師或工作人員對原住民族文化的理解不夠深入，或是在互動過程中無意間強化了某些刻板印象（例如將所有原住民族的文化混為一談，或將文化簡化為羽毛、珠飾等符號），反而可能對兒少的文化認同產生負面影響。特別是在都會區的脈絡下，許多原住民族兒少對自身文化的認識本就有限，如果活動中的文化呈現過於表面化或同質化，可能反而固化了兒少對自身文化的片面理解，而非拓展其文化深度。

第五，缺乏數據基礎的政策盲區風險。從新聞報導中，我們無法得知基隆市在推動此類活動之前，是否對都會區原住民族兒少的CRC認知水平、文化認同程度、表意能力等進行過系統性的基線調查。如果缺乏這類基礎數據，那麼活動的設計是否真正回應了兒少的實際需求？活動的成效是否可被科學性地評估？這些問題都將無從回答。在缺乏數據基礎的情況下，政策作為容易陷入「憑經驗判斷」的主觀模式，難以精準地配置資源與調整策略。

# 【應對建議】

針對上述的問題診斷與風險評估，以下提出若干具體且可操作的政策建議，供基隆市政府及相關單位參考。

第一，建立原住民族兒少CRC培力的長年度系統性規劃。建議基隆市政府兒少處將原住民族兒少的CRC宣導與培力，從單次性的活動模式升級為長年度、分階段、有節奏的系統性規劃。例如，可以按照兒少的年齡層（學齡前、國小低年級、國小高年級、國中、高中職）設計不同深度與形式的課程，形成一個從認知建立到實踐參與的完整學習歷程。每年度的課程內容應有累積性與遞進性，而非每年重複辦理類似的單次活動。同時，應將此類培力活動與學校的課程體系進行更緊密的結合，例如與原住民族相關課程、公民與社會科、以及校園民主實踐機制進行整合，讓CRC的教育不只發生在工作坊中，更滲透到日常的學習環境裡。

第二，深化文化與權利教育結合的批判性深度。建議在活動設計中加入更多歷史脈絡的元素，讓兒少理解其自身權利與民族歷史之間的關聯。例如，可以透過口述歷史的方式，邀請長輩分享其在不同年代面對的制度性歧視經驗，讓兒少在自身的文化脈絡中理解「為什麼需要禁止歧視」、「為什麼兒童最佳利益原則對我們的族羣特別重要」。同時，應避免將所有原住民族的文化混為一談，而是根據基隆市原住民族人口的族別組成（如阿美族、泰雅族、布農族等），呈現各族別自身的文化特色與權利經驗，讓兒少在「我屬於哪個族羣」的具體認同中建立文化自信。

第三，建構表意權的制度性實踐管道。活動中培養的表意能力，必須有相應的制度性出口才能發揮真正的價值。建議基隆市政府兒少處在全市範圍內推動以下機制：一是設立「原住民族兒少意見委員會」或類似的參與平臺，定期聽取原住民族兒少對公共事務的意見，並將其意見納入相關政策的考量；二是在學校層面推動「兒少參與式預算」或「兒少議會」的實踐，讓兒少有機會針對與其生活相關的資源分配做出實質的參與決定；三是在家庭層面推動「家庭對話工作坊」，協助原住民族家庭建立親子間平等對話的溝通模式，讓表意權的實踐從活動場域延伸到日常生活。這三個層次的制度建構，才能讓活動中所培養的能力找到實踐的舞臺。

第四，針對都會區原住民族兒少的特殊處境設計專屬服務方案。建議基隆市政府在現有的一般性兒少服務之外，另行設計針對都會區原住民族兒少的專屬服務方案。此方案應至少包含以下幾個面向：族語沉浸式學習營隊（非一般性的「學幾句族語」，而是系統性的族語能力培養）、定期性的部落返鄉交流計畫（讓都會區的原住民族兒少有機會回到部落，與部落中的同齡族人交流，深化對自身文化的體驗）、都市原住民族兒少支持團體（建立同儕互助的網絡，讓在都會區成長的原住民族兒少有互相支持與分享經驗的空間）、以及原住民族兒少數位敘事計畫（鼓勵兒少以影像、文字、繪畫等方式記錄自身的文化經驗與成長故事，在數位平臺上分享，同時建立文化檔案）。

第五，建立科學性的基線調查與成效評估機制。建議在推動任何培力活動之前，先進行系統性的基線調查，瞭解基隆市都會區原住民族兒少在CRC認知、文化認同、表意能力、公共參與經驗等方面的現況與需求。活動結束後，應進行結構性的成效評估，包括短期的滿意度調查、中期的知識與態度變化追蹤、以及長期的行為改變與制度影響評估。這些數據不僅能作為政策調整的依據，也能作為向中央政府爭取更多資源的實證基礎。同時，建議基隆市兒少處將這些數據與中央兒少福利及心理健康司的政策研究體系進行連結，讓地方經驗成為全國原住民族兒少政策的重要參照。

第六，強化承辦單位的專業能量與角色定位。建議基隆市政府在委託在地原住民族組織承辦這類活動時，除了提供經費支持之外，也應同步提供專業培力資源，包括CRC的深化培訓、課程設計的方法論指導、以及成效評估的技術支援。同時，在合約設計上應保留承辦單位一定的自主空間，允許其根據在地的脈絡與兒少的實際需求，彈性地調整活動內容與形式，而非僅僅依照政府的規格書執行。在地組織的族羣文化敏感度與社區網絡是寶貴的政策資產，應善加運用而非限制其能量。

# 【後續觀察】

基隆市此次原住民族兒少CRC宣導與培力活動，可以視為我國都會區原住民族兒少政策實踐的一個觀察切片。其意義不僅在於活動本身的內容與成效，更在於它所投射出的制度性問題與政策發展方向。

後續值得密切觀察的第一個面向是：基隆市政府是否會將此類活動從單次性、計畫性的模式，提升為制度性、常態性的政策作為？兒少處長吳雨潔的發言中提到「希望透過CRC宣導與培力活動，協助孩子從小建立正確的權利觀念」，這個「從小」的意涵如果要真正落實，就需要一套從幼兒園到高中階段的長期性教育規劃，而非偶爾辦理的工作坊。後續應觀察基隆市政府的年度施政計畫中，是否將原住民族兒少的CRC教育納入常態性的預算編列與業務推動。

第二個值得觀察的面向是：活動中所培養的表意能力，是否能找到制度性的實踐出口？活動中鼓勵兒少「有條理地表達自身想法與需求」，這是值得肯定的。但表意權的完整實現，需要的是從「教孩子說話」到「讓孩子說話有人聽」的制度性跨越。後續應觀察基隆市是否在學校、社區、乃至市府的政策討論中，為原住民族兒少建構具體且可及的表意管道。例如，市議會或市政會議是否曾邀請原住民族兒少列席並發表意見？學校的校務會議或家長會中，是否有兒少代表的制度性參與？這些纔是表意權從概念走向實踐的關鍵指標。

第三個面向是：中央層級的政策環境是否能提供更有力的支持？目前原住民族兒少的CRC教育主要仰賴各地方政府自行規劃辦理，中央的統籌與支持相對有限。內政部及原住民族委員會是否有針對都會區原住民族兒少的專屬政策方案？《原住民族教育法》與《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的交叉運用是否足夠？這些宏觀面的制度問題，將深刻影響地方政府在第一線的作為空間與資源配置。基隆市的經驗，應被收集、整理並向上反映，作為中央政策調整的實證依據。

第四個面向是：承辦單位——臺灣原住民族社會福利工作發展協會——在活動結束後，是否能持續扮演倡議者與監督者的角色？在地組織的價值不僅在於執行政府委託的計畫，更在於其作為族羣利益代言者的獨立性與批判性。如果承辦單位在長期的合作關係中，逐漸喪失了獨立發聲的能力，那麼原住民族兒少的利益反而可能在行政體系中被稀釋。後續應觀察該協會是否在活動之外，持續針對基隆市原住民族兒少的處境發表獨立的評估報告與政策倡議。

最後，也是最根本的一個觀察面向是：這場活動所服務的對象——那些在基隆市成長的原住民族孩子們——他們在離開活動現場之後，生活是否真的發生了變化？他們是否更理解自己身為原住民族兒童所享有的權利？他們是否更勇於在家庭、學校、社區中表達自己的聲音？他們的族語能力是否因此有所提升？他們與自身文化的連結是否因此更加緊密？這些問題的答案，無法在一場活動的結案報告中找到，需要更長時間的觀察與追蹤。兒童權利的實踐從來不是一蹴可幾的事，它需要政策的堅持、制度的建構、專業的投入，以及——最根本的——整個社會對「兒少是權利主體」這一信念的真誠信奉。

基隆市的這一步，不論其當下的深度與廣度如何，至少標示了方向。接下來的問題是：這個方向是否能走得夠遠、夠深、夠持久，直到每一個在基隆市成長的原住民族孩子，都能真正地以自己的文化為根、以自身的權利為翼、以自己的聲音為劍，在這個社會中自由而尊嚴地成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