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制毒駕　立委提加重毒駕刑責、同車連坐罰解方 | 政治 | 中央社 CNA

近期，我國交通安全議題又再度浮上檯面，然而這一次，並非傳統的酒駕問題，而是一種更為棘手的新型態犯罪——毒駕。更精確地說，是所謂「喪屍煙彈」所引發的公共安全危機。民進黨立法委員陳培瑜、吳思瑤與范雲於立法院召開記者會，攜手醫學、法醫及公共衛生領域的專家學者，向社會大眾與政府部門提出警示與改革訴求。這場記者會的核心訴求明確而堅定：提高毒駕刑責、法制化同車連坐罰、升級檢驗儀器，同時強化源頭管理。從記者會所揭露的種種跡象來看，我國當前對於毒駕的防制機制，存在著多重結構性的漏洞，不僅在刑事處罰的威懾力上有所不足，更在技術層面陷入了檢驗能量遠遠落後於毒品進化速度的困境。面對這場來勢洶洶的「新興毒品戰爭」，政府與社會都必須正視問題的嚴重性，並且以更為全面且系統性的方式，提出根本性的解決對策。

要深入理解這次立法委員與專家學者所提出的各項訴求，首先必須對「喪屍煙彈」的本質有清楚的認識。依託咪酯，作為一種臨牀上作為靜脈麻醉使用的藥物，其化學結構與作用機轉，使得吸食者在短時間內會出現意識模糊、判斷力下降、肢體協調性受損等症狀，這些症狀在駕駛交通工具時，將直接構成對其他用路人生命安全的嚴重威脅。而「喪屍煙彈」之所以得名，正是因為吸食者在藥物作用下所呈現出的神情恍惚、言行失控的狀態，猶如影視作品中的殭屍一般。更令人憂心的是，根據臺大法醫所所長翁德怡的分析，依託咪酯之所以難以遏止，首要原因在於其取得管道的高度便利化——透過網路即可輕易購買，這使得傳統的緝毒查緝模式受到根本性的挑戰。過去毒品交易往往依賴線下的人際網絡，容易遭到警方布線監控與破獲，但網路交易的去中心化特性，讓執法機關即使想要溯源追查，也往往只能抓到末端的小藥頭，而難以撼動整個供應鏈。

從法律層面來看，現行體制將酒駕與毒駕合併規範於刑法第一百八十五條之三及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三十五條之中，這樣的立法設計在過去或許足以因應傳統的酒駕問題，但面對日新月異的新興毒品挑戰，卻暴露出了適用上的困境。范雲立委在記者會中明確指出，酒駕與毒駕的危險成因、作用機轉、檢測方式以及成癮特性都有著根本性的差異，不應一概而論。這樣的見解可謂切中要害。酒精在人體內的代謝有著相對穩定的規律，血液酒精濃度的檢測技術已相當成熟，執法機關對於酒精代謝的科學數據亦有充足的掌握。然而，毒品的種類繁多，每一種毒品的化學結構、作用時間、半衰期都各有不同，以依託咪酯為例，根據翁德怡所長的說明，其半衰期甚短，從尿液排出的原型體僅佔全部排除量的百分之二，而現行的法定檢驗閾值訂為每毫升五十奈克，這樣的閾值設定偏高，只要延遲一段時間進行檢測，便可能無法呈現陽性反應。這意味著，現行法律所設計的檢驗機制，在面對依託咪酯這類短效型毒品時，存在著巨大的漏洞——一個吸食後經過數小時的駕駛者，即使其體內仍有足以影響駕駛能力的藥物殘留，卻可能因為檢驗時機的延遲而逃過法網。

更為嚴峻的是基層執法層面的技術困境。國防醫學大學醫學系教授黃三原在記者會中點出了一個關鍵問題：目前基層針對依託咪酯的檢測，缺乏便利且精準的工具。在實務上，若員警在路檢時懷疑駕駛人吸食了依託咪酯，進行唾液快篩是第一步，但問題在於，如果嫌疑人先行漱口，唾液樣本中的藥物濃度便會被大幅稀釋，導致快篩出現誤判或誤差，大大降低了檢出的機率。尿液檢測則面臨著時間窗口的問題——吸食後多久可以從尿液中驗出，目前我國仍缺乏符合新興毒品特性的本土研究數據，而這樣的數據缺口，對於執法機關制定標準作業程序、以及法院在審理案件時的證據採認，都構成了不小的障礙。吳思瑤委員因此語重心長地指出，當前防制的兩大破口，其一正是「驗毒的能力遠不及毒品進化的速度」，儀器必須更靈敏，檢驗標準也必須重新檢視，否則將持續讓毒販有可乘之機。

綜合這次記者會所揭露的訊息，我國當前面對毒駕問題，在制度面、技術面與執行面上，存在著環環相扣的多重缺陷，必須正視並一一加以克服。首先，在刑事政策層面，現行的罰則設計顯然不足以產生充分的威懾效果。將酒駕與毒駕合併規範的結果，使得兩種本質迥異的危害行為被等量齊觀，但毒駕的危害性往往更甚於酒駕——毒品對於神經系統的影響更為劇烈且不可預測，吸食者可能在瞬間失去對於車輛的控制能力，這也是為何近年來毒駕肇事致死的案件頻傳，且往往伴隨著極為嚴重的傷亡後果。范雲立委所建議的，將毒駕與酒駕分流規範、提高毒駕刑責、修正假釋門檻，並擴大沒收犯罪所用車輛的範圍，這些改革方向均是對症下藥的良方。唯有透過加重刑罰、提高犯罪成本，才能讓潛在的行為人產生足夠的風險意識，進而怯於以身試法。

其次，在技術層面，我國的毒品檢驗能力正面臨著嚴重的升級需求。翁德怡所長所提出的兩項具體建議——降低法定檢驗閾值，以及新增液相層析質譜儀等高端檢驗設備——正是瞄準了當前檢驗機制的兩大痛點。現行每毫升五十奈克的閾值設定，對於半衰期短、排泄量低的依託咪酯而言，無疑是設下了一道寬鬆的門檻，使得許多實際上已受到藥物影響的駕駛人得以逍遙法外。降低閾值能夠提高檢測的靈敏度，使執法機關在面對這類短效毒品時，不再陷入「有受害者卻無法緝兇」的無力窘境。而液相層析質譜儀的引進，則能提供更為精準的定量分析，不僅能確認是否含有依託咪酯，更能精確測量其在體內的濃度，為司法程序的證據力提供更為堅實的科學基礎。

第三，在教育宣導與源頭管理層面，我國同樣存在著巨大的改進空間。陳培瑜委員在記者會中回顧了前總統蔡英文任內針對K他命進行的大規模教育宣導經驗，指出這樣的成功模式應當被借鑒並推廣至依託咪酯的防治工作上。這樣的建議背後，其實隱含著一個重要的政策洞察：毒品氾濫的問題，不能僅靠事後的刑罰制裁與執法緝查來解決，更需要從預防教育與源頭管控兩端同步著力。在中小學教育中納入對於新興毒品的認識，讓年輕世代瞭解依託咪酯等毒品的危害性與法律後果，這是「向下紮根」的戰略思維。而在源頭管理方面，吳思瑤委員所提到的「新興毒品販售管道越來越多元」的問題，更需要數位時代的新型監管工具介入。運用AI系統來監控網路上的毒品交易行為，要求電子商務平臺強化違禁品審核與下架機制，都是從供給面減少毒品流通的可能選項。

第四，在同車乘客的連帶責任設計上，這次的記者會提出了一個具有創新性但也極具爭議性的主張——法制化同車連坐罰。范雲立委表示，對於知情的同車乘客，應研議給予連坐處罰，或以幫助犯的刑責予以裁罰。這樣的設計立意在於增加毒品使用的社會成本，讓身邊的人成為監督與遏制的力量，而非袖手旁觀的沉默者。然而，這樣的政策方向在執行層面與人權保障層面，都可能面臨著相當大的挑戰。如何界定「知情」的標準？如何避免連坐處罰被過度擴張適用？這些問題都需要在立法過程中進行更為細緻的沙盤推演。

在推動毒駕防制改革的同時，我們也必須審慎評估各項政策方向可能衍生的風險與副作用。首先，在加重刑責的面向，必須注意「刑罰過重」所可能帶來的負面效應。根據犯罪學的理論與各國的實證經驗，當刑罰超過了一定的門檻之後，其邊際嚇阻效果便會開始遞減，同時還可能衍生出其他社會問題。以毒駕為例，若將刑責一口氣拉高到過於嚴厲的水準，固然能夠形成一時的社會震懾，但也可能讓毒駕者抱持著「既然要被重罰，不如設法逃逸」的僥倖心態，反而增加了追逐過程中的危險性，或是讓他們在被查獲時選擇不合作、毀滅證據，對執法程序造成更大的困擾。因此，在刑度的設計上，必須尋找一個既能產生足夠嚇阻力、又不至於過度反效果的平衡點，而非一味的追求數字上的「加重」。

其次，在同車連坐罰的部分，其潛在的執行風險更值得關注。連坐制度在現代法治社會中，本身便存在著倫理上的爭議性。將處罰範圍擴張至「知情但未報案」的同車乘客，固然能夠產生一定的社會控制效果，但也可能傷及無辜——例如，在某些情境下，乘客可能是在極短的時間內被要求上車，對於駕駛人是否吸毒並無足夠的資訊來判斷；又或者，乘客本身可能是被脅迫或無力反抗的弱勢者。在這樣的情境下，若仍施以連坐處罰，不僅有失比例原則，也可能製造出新的社會矛盾。因此，若真的要推動同車連坐罰，就必須設計出嚴謹的構成要件與例外條款，確保處罰的對象確實具有可非難性，而非任意擴張。

第三，在檢驗技術升級的層面，亦存在著資源分配與公平性的問題。液相層析質譜儀等高端設備造價不菲，維護與操作也需要專業人員，若要全面性地在各縣市的檢驗單位進行布建，必然需要龐大的預算支持。在政府財政有限的情況下，如何優先配置資源，避免城鄉差距的擴大，將是一大挑戰。此外，降低檢驗閾值的決定，也必須配套建立完善的品質管制機制，避免因為閾值過低而產生大量偽陽性的結果，耗費司法資源並損及無辜民眾的權益。

第四，在AI監管毒品交易的層面，同樣有著隱私侵害與言論自由的潛在風險。運用AI系統監控網路言論與交易行為，若缺乏明確的法律授權與程序保障，很可能成為政府過度擴權的工具。因此，在推動AI緝毒的同時，必須同步建構完善的監督機制，確保這項技術工具不會被濫用，成為壓縮人民自由權利的另類武器。

基於上述的分析與風險評估，我對於我國當前毒駕防制工作，提出以下幾項具體的政策建議：

第一，在刑事政策改革方面，法務部應儘速啟動將毒駕與酒駕分流規範的專案研究。建議法務部成立跨領域工作小組，邀請刑事法學者、毒品成癮醫學專家、檢察實務工作者以及法官代表，共同研擬毒駕的專法草案或修法方向。在刑度的設計上，應區分不同類型的毒品危害程度，設立分級的處罰架構，對於像依託咪酯這類已造成嚴重公共安全危害的新興毒品，應適用較高的法定刑。此外，對於毒駕再犯者，應建立更為嚴格的強制戒癮治療與道路重新准入機制，唯有在完成療程並通過專業評估後，方能恢復其駕駛資格。假釋門檻的部分，則應考量毒品犯罪的特性，提高毒駕者的假釋門檻，使其無法太快重返社會，以確保社會安全。

第二，在檢驗技術升級方面，衛生福利部與法務部應共同推動「毒品檢驗能量倍增計畫」。具體措施包括：委託國家衛生研究院儘速進行依託咪酯在我國國人體內代謝特性的本土研究，建立起符合我國人口特質的藥物動力學數據資料庫；大幅度的降低法定檢驗閾值，參考國際先進國家的標準，將依託咪酯的閾值調降至更為敏感的區間；同步編列預算，優先在六都等主要都會區的刑事鑑識單位布建液相層析質譜儀，並培訓專業的檢驗人員。在基層路檢的便利工具方面，則應加速開發與引進新型的唾液快篩試劑，針對依託咪酯的特性進行優化，使其不受漱口稀釋的影響。

第三，在源頭管理與網路監控方面，數位發展部、衛生福利部與內政部警政署應建立跨部會的聯合打擊平臺。建議設立「網路毒品交易AI監控中心」，運用人工智慧技術，對主要的網路論壇、社羣平臺與暗網進行持續性的巡查，自動識別與標記可疑的毒品交易訊息，並即時通知執法機關進行查緝。同時，對於電子商務平臺應課以更重的法律責任，要求其必須主動運用AI工具進行違禁品審核，對於未能善盡把關責任的平臺，應課以巨額罰鍰甚至勒令停業。此外，應建立獎勵機制，鼓勵平臺業者主動通報與移除毒品相關內容，形成政府與產業協力合作的防制網絡。

第四，在教育宣導與預防工作方面，教育部與衛生福利部應聯手推動「毒駕預防向下紮根計畫」。具體而言，應在中小學的健康教育與法治教育課程中，系統性地納入新興毒品的辨識與危害資訊，讓青少年能夠在成長過程中建立起正確的認知與警覺意識。同時，應參考當年K他命防治的成功經驗，設計多元化的宣導策略，包括結合網紅與社羣媒體的網路傳播、製作淺顯易懂的懶人包與短影音，以及進入校園與社區進行實體宣講。在高等教育與社會教育層面，則應加強對於汽機車駕照考照族的宣導，將毒駕的法律後果與實際案例納入必考的知識範圍。

第五，在同車連坐罰的法制化方面，建議在立法設計上應格外謹慎，避免過度擴張處罰範圍。連坐責任的成立要件應限定為「明知駕駛人已吸毒或即將毒駕，仍刻意陪同乘車且未盡力勸阻」的明確情境，並應設計完善的免責事由，例如乘客已立即報案或設法阻止駕駛人上路等情況。此外，在罰鍰額度的設計上，亦應與毒駕者本人有所區別，避免造成比例失衡的處罰結果。在推行初期，可先以行政罰的形式進行試辦，觀察其實際效果與社會接受度，再決定是否進一步提升至刑事處罰的層次。

這場由民進黨立法委員所召開的記者會，在我國毒駕防制政策的發展歷程中，扮演著一個重要的催化劑角色。它將沉寂已久的毒駕議題重新拉回社會大眾的視線之中，並且以相當具體且多元的建議，為政府部門與社會各界提供了一個討論的基礎框架。然而，從政策推動的角度來看，這場記者會的召開，僅僅是一個開始，而非終點。未來的觀察重點，至少有以下幾個面向值得持續關注：

其一，法務部與交通部對於立委所提出各項建議的回應態度與具體時程。根據過往立法與行政部門互動的經驗，行政機關對於立法委員的修法倡議，往往抱持著相對保守的姿態，或是傾向於以「研議中」、「評估中」等模糊字眼來延緩立法壓力。對此，社會大眾應持續保持關注，並透過輿論壓力與國會監督的力量，督促行政部門拿出具體的行動方案與時間表。

其二，專家學者所指出的技術性問題，究竟能否在短時間內獲得實質性的改善。我國毒品檢驗體系的升級，需要耗費相當的時間與資源，不是短時間內就能一步到位。因此，我們應關注政府在年度預算編列中，是否將相關的儀器設備購置與人員培訓經費列入優先項目，以及衛福部對於本土研究數據的建置時程是否有明確的規劃。

其三，跨部會整合的機制是否能夠真正運作。毒駕防制涉及法務部、衛福部、交通部、數位發展部以及內政部警政署等多個機關，若缺乏一個強而有力的協調單位，恐怕很難避免部會之間的本位主義與相互推諉的情況發生。建議朝野各黨在後續的立法過程中，應討論是否需要設立一個專責的「毒品防制協調會報」，由行政院層級的主管副院長或政務委員召集，以確保各部會的資源與作為能夠有效整合。

其四，社會大眾對於毒駕防制的意識與參與程度。這場記者會雖然獲得了醫學與法醫領域專家的奧援，但如何在社會上形成更為廣泛的共鳴與討論，仍是政策能否順利推動的關鍵因素之一。媒體持續的報導與監督、公民團體的倡議與推動，以及一般民眾對於毒駕議題的關注與支持，都是不可或缺的社會資本。

最後，我們也應持續追蹤國內毒駕肇事的實際數據與趨勢變化。根據相關報導，屏東縣警方在選前掃黑行動中，五個月內移送了多達一百五十七件的毒駕案件；嘉義市警方則公佈了五名毒駕累犯的姓名照片，期望達到嚇阻效果；彰化地檢署更針對一名男毒駕者因逃避追緝而撞死婦人的案件，依殺人罪提起公訴。這些零星的個案或許只是冰山一角，卻足以顯示毒駕問題的嚴峻程度已經迫在眉睫。期盼政府與社會各界能夠正視這場危機，以務實的態度、科學的方法、以及堅定的決心，共同構築起一道有效的防護網絡，確保我國每一條道路上行的用路人都能夠安全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