邀韓國瑜訪捷克　韋德齊：拜訪臺灣立法院長完全沒問題 | 政治 | 中央社 CNA

臺灣與捷克的國會外交互動，再度寫下民主夥伴合作的新頁。捷克參議院議長韋德齊（Miloš Vystrčil）於二〇二六年六月一日率領約四十人代表團旋風訪臺，不僅創下他個人睽違近六年後第二度訪臺的紀錄，更在訪問期間公開表態，反對將「一個中國」政策視為各國必須服從的單一標準，並正式邀請立法院院長韓國瑜回訪捷克。這一連串外交動作，既是臺灣近年在歐洲民主陣營中獲得制度性支持的重要訊號，也為臺灣在中國全面打壓下的國際突圍策略，提供了可操作的具體參照。

然而，此次訪問並非沒有政治張力。中國駐捷克大使館在代表團出發前即發表措辭強烈的批評，企圖以外交施壓阻撓訪問行程。面對這樣的外部壓力，韋德齊在出發前特意尋求捷克參議院的支持表態，獲得大多數參議員支持持續發展對臺合作，以制度性授權回應外部幹預。這種做法與二〇二〇年他首度訪臺時的高度政治象徵意義相比，本次訪問更強調實質合作的延續與制度化。這一轉變值得深入探討：它究竟代表什麼層次的國際支持？對臺灣當前外交處境又能提供哪些啟示？

首先，從結構面來看，韋德齊此行的核心意義在於，他以捷克參議院議長的官方身份，明確拒絕將「一個中國」政策視為各國外交行為的唯一框架。他受訪時的表述極具分量：「有些國家推動一個中國政策，但不是『我們一定要遵守』。」這句話看似語氣平實，實質上卻是對中國數十年來試圖將「一中原則」國際法化、將其作為各國與中國交往前提條件的做法，進行了最直接的法律與政治反駁。韋德齊的意思再清楚不過：一中政策是特定國家基於自身利益的外交選擇，而非國際習慣法中的強行規範，其他主權國家沒有義務將其內化為本國外交政策的邊界線。

這種論述在外交語境中具有相當重要的義涵。長期以來，北京方面在與各國建交公報或外交聲明中，慣以「認知（acknowledge）」或「注意到（note）」臺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作為關係正常化的條件。這個模糊且充滿操作空間的措辭，後來被北京延伸解讀為各國默認中國對臺的主權宣稱，甚至成為對第三國與臺灣交往進行外交勒索的工具。韋德齊此次的發言，恰好戳破了這一論述的邏輯漏洞：他承認有些國家推動一中政策，但拒絕接受這套政策框架對捷克的拘束力，等於是在國際舞臺上公開挑戰北京「一中」話語的普遍性宣稱。

其次，從實質合作的面向觀察，臺捷關係的深化正逐步從象徵性訪問走向制度性交流。韋德齊此行除傳統的國會外交儀節之外，更具體落實在航線加密的實質成果上。自二〇二六年八月一日起，臺北至布拉格的航班將增加一倍，這看似是交通便利化的措施，實質上則是雙邊經貿、文教、觀光交流需求累積到臨界點的量化呈現。代表團成員涵蓋經貿、學術與文化領域，訪問天數為期四天，充分顯示此次行程的設計並非僅著眼於政治宣示，而是試圖建立多軌並行的合作機制。

韓國瑜在立法院設宴款待時的談話，同樣透露了此次訪問在臺灣內部政治脈絡中的特殊性。韓國瑜表示對外交困擾感到歉意，並強調中華民國已「在世界堅強存在一一五年」，這個表述在藍綠對立向來激烈的臺灣政治場域中，不失為一種試圖超越內部政黨紛爭、團結對外的一致論述。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朝野各黨團均派員出席這場宴會，在臺灣政治高度極化的當下，能在國會外交場合展現起碼的對外團結姿態，本身即具有一定政治訊號意義。

然而，這並不意味著臺灣的國會外交就此一路順遂。媒體在訪問中提問韓國瑜日前訪問英國期間拒絕與「對中政策跨國議會聯盟」（IPAC）會面的決定，韓國瑜的回應是「所有行程都照表操課，沒有一個漏掉」，但並未正面解釋拒絕會面的原因。這個細節的重要性在於，IPAC是由各國國會跨黨派議員自願組成的聯盟組織，其核心立場是對中國的威權擴張提出集體性的議會監督與回應。臺灣國會議長在英國訪問期間拒絕與此類民主價値性組織互動，與韋德齊在捷克國會公開支持臺捷合作的立場形成微妙對比，也為臺灣國會外交的價値取向投下了一個值得追問的問號。

在肯定此次臺捷外交成果的同時，有幾個結構性問題值得正視。第一個問題是，臺灣的國會外交長期依賴個人領袖魅力與政治意向，而非制度化的對外交流機制。從韋德齊兩度訪臺的時間跨度觀察，儘管他個人對臺友善立場明確，但臺捷國會合作的制度化程度仍屬有限。每一次訪問幾乎都需要依賴特定政治人物推動，一旦主事者更迭或政治環境變化，交流機制的延續性即面臨考驗。這與臺灣在國際場域中缺乏正式外交管道的大背景密切相關，但更深層的問題是，臺灣內部對國會外交的戰略定位尚未形成跨黨派的長期共識。

第二個問題在於臺灣方面應對外部壓力的準備與韌性明顯不足。韋德齊此次出發前遭遇中國駐捷克大使館的批評，這並非單一事件，而是中國對歐洲各國與臺灣交往常態化後的反制策略升級。北京的外交施壓手段已從單純的言語警告，逐步演化為對訪問國家的經貿關係暗示性威脅、對相關企業與機構的間接施壓，以及透過大使館系統在地主國的輿論操作。面對這種系統性的外部幹預，韋德齊選擇以參議院表決的形式來對衝政治壓力，這是一個相當聰明的制度路徑——以議會多數授權將訪問行為從個人政治冒險轉化為機構集體決策，讓北京難以將其定性為特定政治人物的「挑釁行為」。

對臺灣而言，這個策略值得認真研究與借鏡。臺灣自身的國會外交如果能建立類似的制度化機制——例如透過立法院的正式決議支持對特定友好國家議會的交流合作——就能將雙邊往來的合法性基礎從行政部門或個人意向，提升到最高民意機關的集體意志層次。這不僅能增強談判時的對等性，也能在面對外部施壓時擁有更強的政治緩衝。

第三個診斷課題涉及臺灣國會外交的價値取向一致性問題。韓國瑜拒絕與IPAC會面一事，與他積極接待韋德齊代表團之間存在明顯的策略矛盾。IPAC的組織性質與韋德齊所代表的捷克參議院，在支持民主價值、反對威權擴張的核心立場上高度重疊。如果國會外交的指導原則是「民主國家之間的互利合作」，那麼沒有理由在接待歐洲民主盟友的同時，迴避與另一個由民主國家議員自發組成的對中監督聯盟互動。這個矛盾背後，可能反映的是臺灣內部政治對「抗中」話語與「和陸」話語之間尚未整合的戰略模糊，也可能是特定政治人物出於選舉考量而刻意保持的策略彈性空間。不論是哪一種原因，它都不利於臺灣在民主盟友眼中建立一個具有一貫價値立場的穩定夥伴形象。

從短期風險觀察，此次的最大變數在於中國是否會對捷克進行具體的反制措施。根據過去的紀錄，北京對於歐洲國家與臺灣提升實質交往的做法，通常不會停留在言語批評層次，而會轉化為實質的經貿或外交代價。例如在經貿層面，北京可能以非關稅壁壘、檢驗標準升級、投資審查收緊等方式，對捷克相關產業施加不對稱壓力。在外交層面，則可能透過雙邊或多邊場合貶低捷克在特定國際組織中的發言權，或是在文化交流項目上進行軟性抵制。

另一個值得關注的短期風險，是臺灣方面如何將此次訪問的象徵性成果轉化為可持續的實質機制。這裡存在一個常見的外交陷阱：將高峯訪問的象徵意義過度放大，卻忽略後續具體合作項目的跟進與落實。從航班加密的安排來看，雙方已有實質合作的跡象，但這僅是第一步。如何在後續六個月內催生具體的經貿代表團互訪、科技合作 MOU 的簽署、以及學術與文化領域的制度性交流協議，纔是真正檢驗此行成效的關鍵指標。

中期風險則涉及臺灣在歐洲外交佈局的整體戰略架構。韋德齊此次訪問固然是重要突破，但單一國家的善意難以支撐臺灣在歐洲的整體外交佈局。臺灣如果過度依賴少數政治盟友的人脈與意向，而非建立與歐洲各主要國家國會的常態化交流機制，那麼外交成果將高度集中且脆弱。此外，歐洲各國即便在民主價值層面對臺灣抱持好感，但在經貿利益上與中國的深度捆綁，仍是制約各國對臺政策升級的根本因素。捷克本身與中國的經貿往來規模有限，這也是韋德齊能較無顧忌地公開挺臺的結構性原因之一，其他與中國經貿依賴度較高的歐洲國家，是否能複製這種模式，仍是極大的未知數。

長期風險則與臺灣內部政治環境對外交路線的持續性直接相關。臺灣國會外交的成敗，最終取決於國內能否形成一個超越政黨輪替的長期外交共識。如果每任立法院院長的外交取向隨政黨更迭而大幅擺盪，那麼國際夥伴在評估與臺灣交往的長期成本與收益時，必然會將這個政治不確定性納入考量。這對臺灣建構穩定的民主盟友網絡而言，是一個根本性的結構弱點。

基於以上診斷與風險評估，以下提出若干策略性建議，供政策制定者與社會各界思考。

第一，建立制度化的臺捷國會合作機制。具體做法包括：推動立法院與捷克參議院簽署定期交流備忘錄，建立年度互訪的制度化安排；設立雙邊國會友好協會，由跨黨派立委共同參與，避免特定政黨把持對外交流的話語權；利用此次航班加密的契機，推動國會幕僚人員的常態性互訪與培訓，建立基層外交人員的橫向連繫網絡。制度化的核心要義在於，即使面臨政治環境變化，交流機制本身已內化為雙邊慣例，不易因個人好惡或政黨傾向而中斷。

第二，發展以經貿實力為基礎的國會外交敘事。韋德齊強調臺捷合作基於「互利互惠」的基礎，這個論述框架極具外交智慧，也為臺灣的對歐外交提供了一個可操作的核心框架。具體而言，臺灣在歐洲的國會外交論述應逐步從「民主價值同盟」的單一維度，轉向「民主價值與經貿利益並重」的雙軌論述。臺灣在半導體、精密製造與生技產業的優勢，與歐洲各國尋求供應鏈韌性化的戰略需求高度契合，這是臺灣在歐洲外交中最具說服力的硬實力基礎。國會外交的經濟論述越扎實，就越能在面對中國經貿施壓時展現替代性利益空間。

第三，正面回應IPAC等跨國民主議會聯盟的角色，系統性地建立與歐洲各國國會跨黨派組織的合作關係。臺灣國會作為民主盟友網絡的一環，應積極參與IPAC等組織的活動，而非在訪問民主盟友時刻意迴避同類組織。這個建議的核心邏輯在於：臺灣在民主同盟體系中的可信度，取決於它能否展現一貫的價值立場。如果一邊接待支持民主的歐洲盟友，一邊迴避監督威權擴張的跨國議會組織，這種選擇性接觸的策略，在長期會侵蝕臺灣作為民主價值守護者的信用。

第四，臺灣應借鏡韋德齊此次的策略邏輯，主動在歐洲各國國會推動類似的制度性支持決議。具體做法包括：透過友好的歐洲國家國會友臺協會，在各國國會推動支持臺灣參與國際組織、強化臺捷實質合作的相關決議；利用訪問行程與各國國會建立制度性的連繫渠道，讓臺捷模式具有可複製性。韋德齊的做法提供了一個重要啟示：讓民主國家的國會透過正式決議支持對臺合作，是將雙邊友好關係從行政部門個人意向轉化為國家機構集體意志的最有效手段。這種制度化路徑同時能為訪問國的行政部門提供政治掩護，降低其面對北京壓力時的決策成本。

第五，正視臺灣國會外交論述的一貫性問題，重建跨黨派外交共識。這不是要求各黨派在所有外交議題上保持一致，而是在基本價值立場上建立共同底線——即支持民主自由、支持臺灣以主權國家身份參與國際事務、支持與民主陣營深化實質合作。這一共識的形成，需要朝野雙方在具體外交議題上逐漸積累互信，而非僅依賴領導人的個人意願。國會外交作為臺灣最重要的非官方外交管道，其成效最終取決於臺灣內部能否團結一致對外。

韋德齊此行對臺灣外交格局的影響，將在未來數個月的具體發展中逐步顯現。首先，韓國瑜是否正式接受邀請訪問捷克，以及此行的實質成果為何，將是檢驗臺捷國會外交能否從象徵走向實質的第一道試金石。如果韓國瑜順利成行且在布拉格簽署具體合作協議，那麼此次訪問將不只是外交宣示，而會成為臺灣國會外交制度化建設的重要資產。

其次，捷克新政府上任後對中的整體政策走向，值得持續追蹤。報導指出，捷克與中國關係在新政府上任後「有明顯的改變」，但「改變」的具體內涵是什麼？是戰略性減低對中依賴，還是僅為特定政策領域的技術性調整？這個背景因素直接影響臺捷合作的可持續性上限。韋德齊個人對臺友善的立場，能否轉化為捷克整體外交政策的結構性調整，仍有待觀察。

第三，北京對此次訪問是否會進行實質性的反制，同樣值得高度關注。中國駐捷克大使館在代表團出發前的批評言論，目前看來尚未升級至具體的經貿或外交制裁層面。但這並不意味著北京會就此罷休。接下來數週內，如果布拉格感受到來自中國的經貿壓力信號，韋德齊如何回應、以及捷克國會是否會有進一步的挺臺行動，將是觀察歐洲民主國家面對中國壓力時究竟有多大韌性的重要指標。

第四，臺灣內部政治對國會外交的角色定位，是否會因這次訪問而有所調整？特別是韓國瑜拒絕與IPAC會面的爭議，是否會在立法院內部引發朝野之間的公開討論，乃至形成對外交路線的實質性辯論，這將決定臺灣國會外交能否從當前的「各黨各搞」走向更制度化的運作模式。一個成熟的民主國家，其國會外交不應淪為政黨政治的工具，而應成為國家整體外交戰略的重要支撐。臺灣距離這個目標仍有相當長的路要走，但韋德齊此行或許能成為推動這項改革的催化劑。

總體而言，此次臺捷國會交流的核心價值，不僅在於一位外國議長的挺臺宣言，更在於他提供瞭如何在外部壓力下以制度性授權維護國家自主外交選擇的具體範例。對臺灣而言，這是一個寶貴的參照，也是一個嚴肅的提醒：在國際舞臺上爭取空間，不能僅依賴單一事件的象徵性突破，而必須建立制度性的長期佈局，才能在變動的國際局勢中站穩腳跟。中華民國在艱困的國際處境下走到今天，已經展現了非凡的韌性；而未來能否在民主盟友的支持下持續走向世界，端視臺灣能否將每一次外交機會轉化為制度性的長期資產，而非曇花一現的政治亮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