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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記者 吳書緯 臺北2日電）針對臺美國防產業合作，美國國防廠商日前在美國在臺協會所主辦的「產業日」分享，當越多廠商投入國防產業，力量就會出來，也能真正落實全社會防衛韌性，另提到臺灣廠商是世界上最好的供應商。
美國在臺協會（AIT）日前舉辦美國國防廠商「產業日」活動，數家美國國防廠商於AIT內湖總部對媒體分享與臺灣廠商的合作前景與潛力。
Shield AI共同創辦人暨總裁曾國光（Brandon Tseng）表示，2年前Shield AI產品，零組件由臺灣製造的佔比不到1%，目前為16%，預期2年後將能達到25%，他形容臺灣廠商是全球最好的供應商（best supplier in the world）。
曾國光指出，Shield AI目前在臺灣優先挑選前十大的無人載具廠商優先合作，6月也將協助臺灣廠商所研發的無人載具進行測試，目前Shield AI也協助臺灣主權AI發展，並且和無人載具廠商雷虎科技、中光電合作發展。
針對軍售（FMS）和商售（DCS）哪一個纔是對臺灣最佳途徑，曾國光表示，Shield AI會依據客戶的需求，他強調臺灣已經許久沒有採取商售的方式籌獲軍備，但臺灣的軍政領袖已意識要有商售的管道可以獲取軍備，並且應該善用這種途徑，盡早籌獲軍備。
美國雷達廠商IMSAR全球商務資深總監、也是退役美國海軍少將Philip Yu指出，臺灣周邊海域覺知（Maritime domain awareness, MDA）是臺灣防衛重中之重，而IMSAR和安捷航空的合作，是將IMSAR的合成孔徑雷達裝載於安捷航空的飛機，雙方的合作從概念到飛機起飛僅耗費12個月，可以提供政府部門全天候海洋情監偵的服務，讓軍方的防衛壓力減輕。
Yu表示，如同IMSAR和安捷航空的合作，美臺國防產業合作不僅僅是在「製造」層面，提供「服務」也是合作另一種模式，當有越多廠商投入國防產業時，力量才會展現，也才能達到全社會防衛韌性。
針對防止共諜滲透，Yu說，以IMSAR和安捷航空的合作為例，目前已聘請4名來自國軍P-3C反潛機和E-2T預警機的退役雷達工程師加入團隊，美國的理念是當提供越多機會給退伍軍人，為退伍軍人創造職涯與就業機會，將能降低因財務問題被利誘、收買的風險。（編輯：翟思嘉）1150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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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商籲臺灣廠商多投入國防產業 落實全社會防衛韌性 | 政治 | 中央社 CNA
說明事件的人事時地物與核心背景
美國在臺協會（AIT）日前在內湖總部舉辦美國國防廠商「產業日」活動，多家美商對媒體分享與臺灣廠商的合作進展與前景。Shield AI共同創辦人暨總裁曾國光（Brandon Tseng）表示，兩年前Shield AI產品中臺灣製造零組件佔比不到1%，目前已提升至16%，預期兩年後可達25%；該公司目前優先與臺灣前十大無人載具廠商合作，6月將協助臺灣廠商研發的無人載具進行測試，並與雷虎科技、中光電合作，同時協助臺灣發展主權AI。美國雷達廠商IMSAR全球商務資深總監、退役美國海軍少將Philip Yu則指出，IMSAR與安捷航空合作，將合成孔徑雷達裝載於安捷航空的飛機，從概念到飛機起飛僅耗時12個月，提供全天候海洋情監偵服務。
美國近年積極推動與盟友及夥伴國的國防產業合作，在臺灣方面除傳統軍售（FMS）模式外，也鼓勵透過商售（DCS）管道加速軍備籌獲。本次AIT舉辦「產業日」，邀集美商來臺與臺灣供應鏈與系統整合商對接，涵蓋無人載具、人工智慧、雷達與情監偵等領域，呼應臺灣推動「全社會防衛韌性」政策方向。
Shield AI曾國光認為，軍售與商售並無絕對優劣，應依客戶需求決定；臺灣已許久未採商售方式籌獲軍備，但軍政領袖已意識到應善用此管道，以盡早取得所需裝備。IMSAR的Philip Yu則強調，美臺國防產業合作不僅止於「製造」層面，「服務」也是重要模式；當愈多廠商投入國防產業，力量才會真正展現，進而落實全社會防衛韌性。
若臺廠持續擴大在美商全球供應鏈中的佔比，並從零組件供應延伸至系統整合與後勤服務，將有助於提升臺灣國防自主能量與產業韌性；對美商而言，則可分散供應鏈風險並就近取得關鍵技術支援。在海洋情監偵方面，合成孔徑雷達搭載於民用機的快速部署模式，預期可分擔軍方偵巡壓力，形成軍民協力的預警網絡。
曾國光形容臺灣廠商是「全球最好的供應商（best supplier in the world）」，凸顯臺灣在精密製造與快速打樣能力上獲得美商高度肯定。Philip Yu則以自身與安捷航空合作為例指出，美方理念是為退伍軍人創造職涯與就業機會，降低其因財務問題遭利誘、收買的風險，被視為防止共諜滲透與強化供應鏈安全的人力資源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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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商籲臺灣廠商多投入國防產業 落實全社會防衛韌性 | 政治 | 中央社 CNA
分析影響、風險與後續觀察方向
近日美國在臺協會於內湖總部舉辦美國國防廠商「產業日」活動，這場看似尋常的產業交流會議，實際上揭示了臺美國防合作邁入嶄新階段的關鍵訊號。從 Lockheed Martin 到 Raytheon 的傳統軍火巨頭之外，如今更具體地呈現了美國民間國防科技企業對臺灣供應鏈的高度興趣與戰略佈局。Shield AI 與 IMSAR 兩家美商的案例，不僅展示了臺灣製造能力在全球國防產業供應鏈中的快速崛起，更呈現了「商售」作為新型態軍備籌獲管道的可行性。這場活動所釋出的訊息，既是對臺灣國防產業能力的國際背書，也是對我國推動「全社會防衛韌性」政策的外溢助攻。然而，在充滿期待的同時，我們也必須審慎檢視其中隱含的結構性挑戰與潛在風險。
從產業數據來看，Shield AI 產品中臺灣製造零組件的佔比，從兩年前不到百分之一的低谷，到目前已攀升至百分之十六，預期兩年後將達到百分之二十五。這組數字的背後，代表的不僅是供應鏈「去美化」或「友岸化」的商業決策，更是對臺灣精密製造與快速打樣能力的實質認可。Shield AI 共同創辦人曾國光明確表示，臺灣廠商是「全球最好的供應商」，這句話出自一家以軍用人工智慧與自主導彈系統聞名的美國國防新創企業掌門人之口，其分量自然不容小覷。臺灣電子產業長期累積的 IC 設計、先進封裝、精密加工等能力，在這個數據中得到了驗證。
更值得關注的是合作型態的多元化。IMSAR 與安捷航空的合作案，展示了一條截然不同於傳統軍售模式的路徑：從概念發想到飛機起飛，僅僅耗時十二個月，便將合成孔徑雷達系統整合至民用飛機上，提供政府部門全天候海洋情監偵的服務。這種「軍民兩用」、「快速部署」的模式，不僅大幅縮短了傳統軍備研發與部署的時程，更在某種程度上迴避了複雜的政治審查與法規限制。對於亟需強化預警能量的臺灣國防而言，這類「服務」模式的出現，提供了傳統軍售之外的替代選項。
Phillip Yu 所強調的「當越多廠商投入國防產業時，力量才會展現，也才能達到全社會防衛韌性」，基本上呼應了我國近年推動的「國防自主」與「產業韌性」政策。但在歡迎之餘，我們必須追問：「這個力量從何而來？又將往何處去？」臺灣廠商在這張美商繪製的宏偉藍圖中，扮演的究竟是主導者、合作夥伴，還是單純的代工角色？
首要的核心問題在於：臺灣在這波美臺國防產業合作熱潮中，是否已做好充分的戰略定位？從 Shield AI 的合作模式來看，臺灣廠商目前主要參與的是「零組件供應」環節，最多延伸至「系統整合」層面的協力開發。這種角色固然能為臺灣帶來訂單與技術 transfer 的機會，但距離真正的「國防自主」仍有一段距離。當美商掌控核心演算法、AI 模型與關鍵系統架構時，臺灣廠商的角色終究較接近「硬體代工」而非「技術輸出」。這會不會形成另一種形式的「依賴結構」，值得我們警惕。
其次，「商售」（Direct Commercial Sales）模式雖然看似提供了加速軍備籌獲的便利管道，但其背後隱藏的法規、風險與責任歸屬問題，同樣不容忽視。傳統「軍售」（Foreign Military Sales）模式下，美國政府作為買賣雙方的橋樑，提供了一定程度的政治保證與品質把關；但在商售模式中，臺灣廠商或政府需要直接與美商簽約，其中的價格談判、技術移轉、後勤維保等議題，都需要我方具備更專業的談判與履約能力。正如曾國光所言「臺灣已許久沒有採取商售的方式籌獲軍備」，我方在這個領域的人力資源與制度準備，是否已經充分？
第三個結構性問題是人才與技術安全的平衡。IMSAR 聘用了四名來自國軍 P-3C 反潛機與 E-2T 預警機的退役雷達工程師，Philip Yu 將此舉詮釋為「防止共諜滲透」的人力資源策略——透過為退伍軍人創造良好的職涯與待遇，降低其因財務問題遭利誘、收買的風險。這種論述在邏輯上固然有其道理，但我們也必須追問：這些具有高度敏感知識的退役軍人，是否受到充分的安全審查？他們在美商企業中所接觸的技術與業務範圍，是否存在國家安全風險？
第一層風險是「過度依賴單一市場」的產業脆弱性。當越來越多的臺灣國防產業產能投入美商供應鏈時，若美方政策轉向或國防預算排擠，臺灣廠商將面臨訂單驟減的衝擊。特別是在當前美國總統選舉週期充滿不確定性的背景下，任何政策風向的變化都可能對臺美國防產業合作產生連鎖效應。
第二層風險是「技術洩漏」與「間諜滲透」的雙向疑慮。雖然美方強調要防止共諜滲透，但同樣的邏輯也適用於臺灣對美商的防範。我們必須確認：來臺合作的美商是否受到相應的安全審查？我國提供給美商的關鍵技術、產能資訊，會不會在無意間成爲對岸情搜的目標？
第三層風險是「軍民混淆」所帶來的定義模糊。安捷航空的案例展示了「民用飛機執行軍事任務」的創新模式，這種模式在戰術上或許有其價值，但在法理上卻產生了若干灰色地帶：當民用航空器執行海上監偵任務時，其法律地位如何界定？，若是發生誤擊或是意外損傷，責任歸屬爲何？這些都是需要在制度層面進一步釐清的問題。
第四層風險是「產業競爭」與「市場排擠」的潛在威脅。當美國國防廠商挾帶着技術與資本優勢來臺尋求合作時，會否擠壓本土國防產業、特別是已經投入國艦國造、潛艦國造等政策方向的本國廠商？臺灣政府在招商引資的同時，能否確保本土產業獲得公平的發展機會？
就戰略層面而言，我國政府應該儘速建立一個跨部會的「美臺國防產業合作協調平臺」，由經濟部、國防部與國家安全會議共同參與，統籌評估所有來臺合作美商的技術層級、產業危害程度與安全風險。這個平臺不應該只是被動等待美商「敲門」，而應該主動制定《臺灣國防產業合作指導原則》，明確規範哪些層級以上的核心技術不允許外資參與、哪些產業環節必須保留本土業者的最低持股比例、以及違規時的處罰機制。
在制度建設層面，我國應該重新審視並強化「商售」的人才與制度準備。曾國光的發言提醒了我們：臺灣已經太久沒有透過商售管道獲取軍備，相關人才的培養與制度的建立都已經出現斷層。建議國防部應該設立專門的「商售事務辦公室」，配備具備國際貿易、工程管理與法律背景的專業人員，專門負責談判、簽約、履約管理與爭議處理等工作。
在產業輔導層面，政府應該把握這個難得的契機，將美商的合作需求轉化爲臺灣國防產業升級的槓桿。具體而言，經濟部與國發會可以參考勞動署的職業訓練模式，設立「國防產業人才培育計畫」，針對無人載具、人工智能、雷達系統與感測技術等關鍵領域，提供專業證照補助與在職訓練補貼。更重要的是，政府應該鼓勵本土廠商從「代工思維」轉向「系統思維」，扶植有能力進行系統整合與原始設計的本土企業，而不是永遠停留在零組件供應的配角位置。
在安全防護層面，針對 Philip Yu 所提出的「employment-based 反情報」概念，我國政府可以與其展開對話，瞭解 IMSAR 用人審查的具體做法，並據此檢視我國退役軍人轉任外國企業的安全管理機制是否充分。建議國防部應該建立一套「退役軍人就業追蹤管理系統」，對於轉任涉及敏感技術的民間或外國企業的退役人員，持續進行定期訪談與風險評估。
在法規完善層面，針對軍民兩用飛機執行軍事任務的法規空白，立法院相關委員會應該主動啓動修法作業，明確界定民用航空器執行非戰爭軍事任務時的法律地位、責任歸屬與交戰規則。同時，也應該在《兩岸人民關係條例》與《國家安全法》的架構下，強化對關鍵產業技術人員赴陸的管制，防止我方在不經意的情況下爲對岸作了「嫁衣」。
展望未來，有幾個關鍵指標值得持續追蹤：第一、Shield AI 預期兩年後達到的百分之二十五臺製零組件佔比，能否如願實現？這將直接檢驗臺灣供應鏈是否具備承接更高階任務的產業能力；第二、IMSA與安捷航空合作的海上前方監偵服務，是否能穩定運作並獲得軍方採用？這種「服務」模式是否會複製到其他領域；第三、臺灣是否能成功複製 IMSAR 的案例，吸引更多美商以相同或類似模式與本土企業合作；最後、在我國政府積極推動「國防自主」的政策方向下，如何在「藉助外力」與「自主發展」之間取得平衡，將是決定臺灣國防產業長期走向的關鍵課題。
美臺國防產業合作的熱潮，固然為臺灣帶來了難得的戰略機遇，但機會與風險永遠是一體的兩面。唯有在充滿期待的同時，保持清醒的風險意識與務實的制度建設，臺灣才能在這場沒有硝煙的產業戰役中，真正站穩腳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