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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 要如何理解白宮為何限制Fable 5模型？這對臺灣有什麼啟示？要理解這場事件，要放在這幾個月美國與中國的一系列AI發展脈絡來看。
▲最近幾天，美國政府下令Anthropic AI公司，限制其剛釋出給全球使用者的Fable 5模型，改只能給美國公民使用，而禁止任何國內外的外國人使用。（圖／路透社）
●王宏恩／內華達大學拉斯維加斯分校政治系副教授
最近幾天，美國政府下令Anthropic AI公司，限制其剛釋出給全球使用者的Fable 5模型，改只能給美國公民使用，而禁止任何國內外的外國人使用。根據報導，原因是因為功能強大的Fable 5模型，儘管Anthropic已經在其上加上了一系列的限制避免作惡，但仍被認為可以被輕鬆繞過限制「越獄」（jailbreaking），因此美國政府基於國家安全考量（national security concern，可見Anthropic公告），去信要求Anthropic禁止把Fable 5模型（以及Mythos 5模型）給非美國公民使用。筆者撰文當下，Anthropic主管們也正在飛往白宮，試圖討論相關禁令。
要如何理解白宮為何限制Fable 5模型？這對臺灣有什麼啟示？要理解這場事件，要放在這幾個月美國與中國的一系列AI發展脈絡來看。
首先，從今年2月開始，ChatGPT的母公司OpenAI以及其他高層，就開始跟美國國會作證，控訴中國的AI公司以蒸餾的方式，將美國公司的AI模型蒸餾後納為己用。
今年4月，Stanford最新AI產業報告指出，中國與美國的AI模型正逐漸縮小差距中。接著，今年5月，中國正式公告，Facebook母公司Meta剛買下從中國轉移到新加坡的AI代理人公司Manus，其交易不算數，Manus回歸中國，而且中國在五月底更進一步限制AI相關資金、公司與研究人員離開國境。
同時，美國政府也釋出報告，特別研究中國的DeepSeek V4模型，認為與美國的模型仍有八個月左右的差距，而JP Morgan解釋其差距部分來自於中美的晶片差距。最後，在六月初，由川普簽署的新規定，說美國政府可以審查最新的模型，來檢查是否有國安問題。
事實上，當Anthropic在6月9日釋出時，就有特別發文公告說，Fable 5因為功能太過強大，已經基於三個領域來特別加強安全性，分別是網路安全、生物化學安全、以及避免蒸餾。
其中，在避免蒸餾上，Anthropic甚至還特別指出是威權國家在蒸餾其模型（We’ve previously identified large-scale attempts to extract （“distill”） Claude’s capabilities to train competing models in authoritarian countries.）。
但從結果來看，美國政府目前仍對Anthropic的安全嚴謹度不滿意。但美國政府選擇的限制不是全面禁止其模型，而是隻讓美國公民使用。從公開資料來看，美國政府的禁令有以下含意。
第一，美國政府已經認為，目前AI發展造成的潛在危害可能已經逐漸追上商業利益。 事實上，根據一些網路流量的分析資料，過去幾個月雖然美國AI在全球市佔率仍逐漸攀升，但主要的人數提升都是由Anthropic的旗下模型所帶動的，ChatGPT或Grok目前都陷入掙扎，這在今年AI Agent爆發的年代來說是個不好的信號。
但美國政府在可能打擊Anthropic以及美國AI模型全球市佔率的情況下，仍選擇祭出禁令，意謂著國安因素的考量已經超越了純商業利益。甚至，當限制各國使用者時，也代表Anthropic也將收到更少、更不多元的使用者互動資料來進行未來的訓練，因此不利推動下一代的模型。
第二，美國政府認為，國安因素更可能來自非美國人，因此限制非美國公民使用。 這可能有幾種含意，例如美國政府覺得其法律管轄權更能妥善適用在美國公民而非其他國家公民（真的嗎?）、美國政府覺得其他國家公民更可能拿Fable 5來網路攻擊或生化攻擊美國（真的嗎?）。或者，美國政府可能認為其他國家的公民會拿Fable 5來蒸餾，而進一步縮短美國跟其他國家在AI上的差距。
筆者無意也無法猜測美國政府是覺得哪一個面向的國安問題是更容易發生在其他國家公民上，也可能三者同時成立。單純以為Anthropic是因為跟五角大廈的合作衝突而導致禁令，顯然是過於天真的推論。
美國政府下了這個禁令，代表美國政府開始把AI使用的界線畫得越來越清楚：因為AI越來越強大，所以只有信得過的羣體纔可以使用。這跟中國近年來積極推動的AI開放、普世使用的宣稱是完全相反的方向。不過，中國雖然嘴巴上說開放，但實際上也禁止了Manus被Meta收購、也限制了AI工程師出國，開放的也只是經過中國政府審查後的產品，而非知識或技術。
因此，從今年初開始到如今的整段發展，都顯示了美國在整體AI發展策略上越來越敵我分明，不只自己要繼續向前邁進，也要阻止其他對手向前邁進，對於競爭且要勝出的意識是遠大於尋找合作可能的。這也是為何中國喊了無數次，希望在川普政府時期可以與美國合作的領域從全球暖化變成AI安全，但美國目前在動作上並沒有太多反應。
對於臺灣政府與企業來說，臺灣從流量來看，是使用中國AI模型很頻繁的國家，而臺灣企業也剛被抓到走私AI晶片給中國。在美國的敵我意識高昂的詮釋中，這些臺灣的行為會被視為短視近利、而不利長期合作與國家安全的。
但反過來說，假如臺灣持續證明是可以被信任的夥伴，那則更有機會被納入可信任而安全風險較低的羣體中，有利於未來AI的長期合作與使用。未來各國在與美國討論AI合作或管制等議題時，也需要注意到美國政府的敵我意識以及非商業邏輯的重要性。
▼從今年2月開始，ChatGPT的母公司OpenAI以及其他高層，就開始跟美國國會作證，控訴中國的AI公司以蒸餾的方式，將美國公司的AI模型蒸餾後納為己用。（圖／路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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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限制Fable 5模型 對臺灣的啟示 | 雲論 | ETtoday新聞雲
說明事件的人事時地物與核心背景
美國政府近日要求 Anthropic 限制其新釋出的 Fable 5 模型與 Mythos 5 模型，改為僅供美國公民使用，禁止國內外非美國公民存取。原文指出，這項要求與國家安全考量有關，因為 Fable 5 功能強大，即使 Anthropic 已加入多項安全限制，仍被認為可能遭使用者透過「越獄」方式繞過，進而產生網路安全、生物化學安全或模型蒸餾等風險。
這起事件並非孤立發生，而是延續近幾個月美中 AI 競爭升溫的脈絡。原文提到，OpenAI 等美國 AI 產業高層曾向國會作證，指控中國 AI 公司以蒸餾方式取得美國模型能力；同時，產業報告也顯示中美 AI 模型差距正在縮小。中國方面則限制 AI 相關資金、公司與研究人員離境，並介入 Manus 被 Meta 收購一事，顯示雙方都已把 AI 視為戰略資產。
因此，美國此次限制 Fable 5 的重點，不只是單一模型安全問題，而是反映其 AI 政策正從商業擴張轉向更強烈的國安管制。當美國願意犧牲全球使用者規模與資料多樣性，也要縮小模型開放範圍，代表其逐漸把「可信任使用者」與「潛在風險來源」區分得更清楚。對臺灣而言，這也構成未來參與 AI 合作時必須面對的背景。
文章指出，美國政府要求 Anthropic 限制剛釋出的 Fable 5 與 Mythos 5 模型，改為僅供美國公民使用，核心理由是國家安全疑慮。雖然 Anthropic 已宣稱針對網路安全、生物化學安全與避免模型蒸餾加強防護，但美方仍擔心強大模型可能被「越獄」繞過限制，進而被用於網攻、生化風險或能力萃取。從美國政府角度來看，這不只是企業產品管理問題，而是 AI 能力外流與戰略競爭的一部分。
原文也把此事放在近月美中 AI 競爭脈絡下觀察：OpenAI 等美國業者曾向國會指控中國公司透過蒸餾取得美國模型能力；Stanford AI 產業報告則指出中美模型差距正在縮小；美方研究中國 DeepSeek V4 後，認為雙方仍約有八個月差距，且部分差距與晶片有關。另一方面，中國也限制 Manus 被 Meta 收購，並收緊 AI 資金、企業與研究人員外流，顯示兩國都在用非純商業邏輯處理 AI 技術。
對臺灣而言，文章提醒，美國禁令代表其 AI 政策正朝「可信任羣體」分流，國安考量可能優先於市場擴張。臺灣若頻繁使用中國 AI 模型，或出現企業走私 AI 晶片給中國等事件，可能被美方視為安全風險；但若能持續證明自身是可信任夥伴，反而更有機會被納入低風險合作圈，爭取未來模型使用、技術合作與管制協調上的有利位置。
美國限制 Fable 5 模型給非美國公民使用，顯示 AI 已不再只是商業產品或技術服務，而是被納入國家安全與戰略競爭的核心範圍。原文指出，美方擔憂的不僅是模型可能被越獄後用於網路安全或生物化學風險，也包括被其他國家以蒸餾方式取得能力，縮短與美國模型的差距。因此，即使禁令可能影響 Anthropic 的全球市佔、使用者資料回饋與下一代模型訓練，美國政府仍選擇優先處理安全疑慮，代表 AI 治理的重心正從開放擴張轉向可信任使用。
對臺灣而言，這項變化的影響在於，未來能否取得先進 AI 模型與合作機會，可能更取決於是否被美國視為可信任夥伴，而不只是市場規模或技術需求。原文提到，臺灣使用中國 AI 模型頻繁，且曾出現企業走私 AI 晶片給中國的情況，這些行為在美國敵我意識升高的脈絡下，可能被解讀為不利長期合作與國安互信。相反地，若臺灣能在 AI 使用、供應鏈管理與出口管制上展現一致性，降低被視為技術外流或安全漏洞的疑慮，反而有機會被納入低風險、可信任的合作圈。這也意味著，臺灣政府與企業未來面對 AI 政策時，不能只從便利性與短期利益出發，而必須把國際信任、技術來源與安全規範一併納入判斷。
這起事件凸顯，AI 模型已不只是科技產品或商業服務，而是被美國政府納入國家安全與地緣競爭的核心工具。原文提到，美國限制 Fable 5 與 Mythos 5 供非美國公民使用，理由包括模型可能被越獄、用於網路或生化安全風險，以及遭威權國家蒸餾能力。這代表美國對先進 AI 的管理邏輯，正從「擴大市場與累積使用資料」轉向「控制能力外流與界定可信任對象」。即使此舉可能削弱美國模型的全球市佔與資料多樣性，政府仍選擇以國安優先，顯示 AI 競爭已進入更明確的陣營化階段。
對臺灣而言，啟示不只在於能否使用最新模型，更在於如何被主要技術供應國看待。原文指出，臺灣使用中國 AI 模型相當頻繁，也曾出現企業走私 AI 晶片給中國的情況；在美國敵我意識升高的脈絡下，這些行為可能被解讀為安全風險，而非單純商業選擇。若臺灣希望在未來取得更穩定的 AI 合作、模型使用與供應鏈信任，就必須建立更清楚的治理規範，包括企業合規、敏感技術流向管理，以及政府對外合作立場的一致性。換言之，臺灣的關鍵不是在中美之間模糊操作，而是證明自身是可信任、可問責、能共同承擔安全風險的合作夥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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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限制Fable 5模型 對臺灣的啟示 | 雲論 | ETtoday新聞雲
分析影響、風險與後續觀察方向
美國限制 Anthropic 最新 Fable 5 模型供非美國公民使用，表面上是一項針對單一模型的安全管制，實際上卻揭示了 AI 競爭進入新階段後，技術、國安與盟友信任之間的重新排序。原文指出，Fable 5 被認為即使加上安全限制，仍可能遭到越獄，並被用於網路安全、生物化學安全風險，或遭威權國家以蒸餾方式吸收能力。這代表美國政府已不再只把先進模型視為商業產品，而是逐漸把它納入高敏感戰略資產來管理。當模型能力愈強，開放使用本身就可能被視為擴散風險；誰能使用、誰被排除，便成為國家安全政策的一部分。
值得注意的是，這項限制並非完全禁止模型，而是以「美國公民」作為使用邊界。這個設計凸顯問題的核心不只是技術安全，而是信任分類。美國政府可能認為，對本國公民的法律管轄、責任追究與風險控管相對可行；相較之下，外國使用者一旦將模型能力用於攻擊、蒸餾或移轉，美國較難有效約束。這種邏輯未必完美，也可能犧牲市場擴張與資料多元性，但它反映出華府在面對中國 AI 追趕時，已將「防止能力外流」放在「擴大商業影響力」之前。
對臺灣而言，真正需要診斷的問題不是能不能使用某一個美國模型，而是臺灣在美中 AI 競爭中被如何定位。原文提到，臺灣是使用中國 AI 模型相當頻繁的國家，也出現企業走私 AI 晶片給中國的案例；在美國敵我意識升高的脈絡下，這些行為可能被解讀為風險訊號。臺灣若只從成本、便利或短期商機出發，忽略 AI 供應鏈與模型使用背後的戰略意涵，未來不只可能失去先進技術合作機會，也可能在信任名單中被邊緣化。因此，臺灣的課題是建立可信任的 AI 治理與產業自律，讓美國相信臺灣不是技術外流的破口，而是安全合作的夥伴。
這起限制 Fable 5 模型的事件，表面上是美國政府對單一模型的安全疑慮，實際上反映的是 AI 已被納入戰略競爭框架。原文指出，Anthropic 已針對網路安全、生物化學安全與避免蒸餾加強防護，但美方仍認為風險不足以被控制，甚至要求限制非美國公民使用。這代表在華府的判斷中，先進模型不再只是商業產品，而是可能影響國家安全、技術優勢與國際權力分配的關鍵資產。當模型能力越強，開放使用所帶來的市場擴張與資料回饋，反而可能被視為技術外流或能力擴散的風險。
更值得注意的是，美國並未選擇全面下架，而是以「可信任羣體」作為使用邊界，這透露出未來 AI 治理可能走向分層准入。美國對中國模型追趕、蒸餾技術、AI 人才與資金流動的關注，已使其政策邏輯從促進創新逐步轉向保護優勢。對臺灣而言，這不是單純的美中科技新聞，而是提醒臺灣必須思考自身在 AI 供應鏈、模型使用與資料流動中的定位。若臺灣企業或使用者大量依賴中國模型，或在晶片、算力等敏感領域出現管制破口，便可能被美方解讀為安全風險，而非單純的商業選擇。
因此，臺灣的啟示在於，AI 政策不能只看效率、成本與市場需求，也要納入信任、合規與國安評估。未來能否取得先進模型、算力合作與技術交流，可能取決於臺灣是否能證明自己是可預期、可管制、可合作的夥伴。這也意味著政府需更清楚界定敏感技術管理，企業則要建立供應鏈與模型使用的風險治理。當美國的 AI 戰略越來越敵我分明，臺灣若要維持關鍵位置，就不能只做被動使用者，而必須成為可信任生態系的一部分。
這起限制 Fable 5 模型的事件，首先反映的不是單一產品安全爭議，而是美國已開始把先進 AI 能力視為高度敏感的戰略資產。原文指出，美國政府的憂慮集中在模型可能被越獄、被用於網路安全與生物化學相關風險，以及遭威權國家蒸餾以追趕美國技術。若此判斷成立，風險核心便不只是「誰能使用 AI」，而是「誰能透過使用、測試、繞過與模仿，取得下一階段 AI 能力」。因此，美國即使可能犧牲 Anthropic 的全球市佔、使用者資料多樣性與商業成長，仍選擇限縮非美國公民使用，顯示國安邏輯已明顯壓過一般市場擴張邏輯。
對臺灣而言，最大風險在於被美國納入「可信任夥伴」或「高風險外部使用者」的判斷，未必只取決於政府表態，也會受到企業行為、技術流向與實際使用習慣影響。原文提到臺灣使用中國 AI 模型頻繁，也曾出現企業走私 AI 晶片給中國的案例；在美國敵我意識升高的背景下，這些行為可能被解讀為管制不足、商業短利優先，甚至削弱對美合作的可信度。風險不一定立刻表現為全面制裁，而可能是更嚴格的審查、更有限的模型存取、更高的合規成本，或在關鍵 AI 合作案中被要求提出更清楚的安全保證。
同時，臺灣也面臨兩難：若過度依賴美國封閉體系，可能在模型、雲端與算力取得上受制於美國政策變動；若為了成本或便利大量採用中國模型，又可能增加資料外流、供應鏈疑慮與政治信任風險。較合理的風險管理方向，是建立可被外部驗證的 AI 治理制度，包括敏感資料使用規範、企業採購與模型部署審查、晶片與算力流向管理，以及跨境合作的透明紀錄。換言之，臺灣需要把「可信任」從外交口號轉化為制度能力，否則在 AI 安全逐漸國安化的環境中，將更容易被大國規則牽動。
對臺灣而言，這起事件不宜只被解讀為美國單一模型的臨時管制，而應視為美國AI政策從「鼓勵擴散」轉向「可信任使用」的重要訊號。政府首先應建立更清楚的AI安全與供應鏈治理框架，特別是針對高階模型使用、資料流向、算力取得與晶片轉售等環節，避免企業因短期商業利益踩到美國國安紅線。臺灣若一方面高度依賴美國技術與晶片，另一方面又被認為是中國取得AI能力的破口，將削弱自身在美國可信任夥伴名單中的位置。
企業也需要調整風險思維。過去採用中國AI模型或服務，可能主要被視為成本、效能與便利性的選擇；但在美中AI競爭升高後，這類選擇也會被放進地緣政治與國安框架中檢視。企業應盤點內部是否使用中國模型處理敏感資料，是否存在模型蒸餾、資料外流或第三方服務不透明等風險，並建立可稽覈的AI使用政策。這不只是合規問題，也關係到未來能否參與美國主導的AI合作、雲端服務與高階算力生態。
後續觀察重點有三。第一，美國是否會把限制從單一模型擴大到更多前沿模型，甚至建立以國籍、所在地或機構信任等級為基礎的使用門檻。第二，Anthropic與白宮協商後，是否會出現更細緻的安全措施，例如身分驗證、用途審查或針對高風險功能的分層開放。第三，中國是否會以更強的開源敘事或產業補貼回應，進一步吸引包括臺灣在內的海外使用者。臺灣的關鍵不在於選邊口號，而在於用制度與實際行動證明自己不是風險轉運站，而是能共同維護AI安全的可靠夥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