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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臺北26日綜合外電報導）臺灣新南向政策進入第10年，美智庫分析外交部長林佳龍推動的總合外交並提6項建議，包括善用臺灣不對稱優勢、與理念相近夥伴整合資源以及因應區域現實調整民主價值訊息傳遞。
華府智庫「戰略暨國際研究中心」（CSIS）近日發布題為「 南向外交：新南向政策10週年之際評估臺灣『總合外交』 」的分析報告。
林佳龍2024年就任外長不久後宣佈一項旨在應對動盪地緣政治局勢的「總合外交」新策略，聚焦價值外交、同盟外交和經貿外交三大支柱；這三者旨在促進民主、和平與繁榮三大核心理念。
根據報告，總合外交範圍雖涵蓋全球，但成功與否很大程度上可透過該策略對臺灣周圍的影響力來衡量，尤其是南亞與東南亞地區。
自前總統蔡英文2016年推動新南向政策以來，這些地區對臺灣的重要性持續提升。總統賴清德去年在「新南向政策加強版」（NSP+）主軸下延續這項政策，並更重視臺灣先進技術和民間交流。
報告共同作者、CSIS高級研究員李文（Henrietta Levin）表示，儘管部分觀察家認為賴政府正在淡化新南向政策的地位，但此政策的地理焦點有助外界評估總合外交如何提升臺灣國際地位，特別是新南向政策邁入10週年的此刻。
對七大工業國集團（G7）民主國家而言，共享價值和地緣政治立場一致有助促進與臺灣合作，相較下，新南向政策區域主要由不願代表臺灣挑戰中國主權的國家組成，儘管這些國家與臺灣在商業和民間方面密切往來。
南亞與東南亞的利益相關者普遍對民主訴求興趣不高，反倒更注重具體經濟機會和人力資本發展。若臺海發生衝突，這些國家將深受影響，但其中許多國家認為他們在防範這類危機方面毋須扮演任何角色。
在這個背景下，不出所料，總合外交的「經貿外交」支柱在強化臺灣的區域關係方面扮演要角。同時，「同盟外交」有望使臺灣與其地緣政治連結最緊密的鄰近國家取得重要成果；「價值外交」盼透過與公民社會及下一代領袖建立信任，從而支持臺灣實現更廣泛的區域整合。
文章提及，林佳龍形容總合外交是一種在全球創造動能的努力，協助臺灣掌握「外交主動權」並推動「積極」外交參與。為實現擴大臺灣國際空間的總目標，該策略旨在「透過民主價值深化國際連結、透過雙邊與多邊合作強化區域安全，以及將臺灣打造成為經濟強國」。
價值外交透過支持民主、人權、自由與法治，尋求加深臺灣與國際社會的連結。它正越過臺灣可能難以接觸的雙邊外交，尋求授權公民社會分享臺灣民主成就和建立具有草根性質的國際連結。價值外交也使臺灣站在捍衛全球民主、抵禦來自威權政權的混合型與認知型威脅的最前線。
同盟外交聚焦與臺灣理念相近國家合作，以維護臺海現狀和更廣泛的印太區域和平。這需要臺灣與關係最緊密的夥伴加深政治與安全合作，這一策略同時也設想透過合作對抗中國對臺灣發動的法律戰。
經貿外交善用臺灣「五大信賴產業」優勢，包括半導體、人工智慧（AI）、軍工、安控以及次世代通訊領域，將臺灣資金、人才與技術解決方案視為全球拓展的關鍵資產；另一目標則是建立具有韌性的非紅供應鏈。
報告作者表示，雖然現在對臺灣總合外交做出最終評估稍嫌早，但新南向政策邁入第10年，為評估其在臺灣周圍地區的發展軌跡提供重要契機。展望未來，臺灣可考慮以下6項政策選項，以確保總合外交在南亞和東南亞取得成功，加快執行「新南向政策加強版」並提升臺灣在這個關鍵區域的地位。
臺灣固然無法比擬中華人民共和國傾全國之力主導的資本規模，但可以在區域參與中運用自身不對稱優勢，包括賴政府推動的「五大信賴產業」。臺灣還可以加強與理念相近夥伴推動共同融資模式，並探索具有互補性質的海外投資，藉此為新南向夥伴提供更吸引人的投資方案。
在將「臺菲經濟走廊」（TPEC）和「呂宋經濟走廊」（Luzon Economic Corridor）對接的既有努力基礎上，臺灣可以探索其它機會，將其在半導體和智慧製造方面的投資對接美國或日本的區域倡議，藉此支持中國以外的重要供應鏈發展。
臺灣大型科技公司可輕鬆應對海外市場，但中小企業可能需要政府支持才能擴展至南亞和東南亞。行政院經濟工作小組可部署一項專門的「數位新南向」融資工具，使中小企業更容易進入南亞和東南亞進行開發型投資。
菲律賓總統小馬可仕（Ferdinand Marcos Jr.）治下創造的戰略動能，為擴大海上與安全合作提供獨特窗口，但臺灣也須努力為菲國提供更大經濟價值，包括透過「臺菲經濟走廊」。深化經濟連結有助菲律賓於2028年大選前，保護整體關係不受潛在政治變局影響。
將印度納入臺灣「總合外交雙12」（Double 12）架構，使雙邊關係獲得新動能，但不能將其視為理所當然。
臺灣可透過擴大工程人才管道、鼓勵臺灣企業設立聯合研發中心、為印度學生和專業人士提供更多學習中文機會，以及落實2024年雙方簽署的勞務合作備忘錄（MOU）等，將總合外交結合印度「東進」（Act East）及「在印度製造」（Make in India）政策。
宣揚臺灣民主價值不大可能在區域內引起廣泛共鳴，但臺灣政體使臺灣成為強大且可靠的經濟夥伴，這或許具有更大的吸引力。再者，臺灣可善用技術專長和身為民主政體抵禦中共資訊戰的經驗，協助區域內夥伴應對類似挑戰。（編譯： 洪啓原 ）1150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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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南向政策10週年 美智庫分析臺灣總合外交提6建議 | 政治 | 中央社 CNA
說明事件的人事時地物與核心背景
臺灣新南向政策進入第10年之際，華府智庫「戰略暨國際研究中心」（CSIS）發布分析報告，評估外交部長林佳龍推動的「總合外交」在南亞與東南亞的實踐前景。總合外交由價值外交、同盟外交與經貿外交三大支柱構成，分別對應民主、和平與繁榮等核心理念；雖然其範圍涵蓋全球，但報告認為，能否在臺灣周邊區域提升影響力，將是觀察成效的重要指標。
新南向政策自2016年推動以來，使南亞與東南亞在臺灣對外戰略中的重要性持續上升。賴清德政府延續「新南向政策加強版」，並更加重視先進技術與民間交流。不過，報告也指出，此區域多數國家雖與臺灣有密切商業和民間往來，卻普遍不願為臺灣挑戰中國主權主張；相較於民主價值訴求，當地利益相關者更重視具體經濟機會與人力資本發展。
在此背景下，經貿外交被視為強化區域關係的關鍵支柱，尤其可結合半導體、人工智慧、軍工、安控與次世代通訊等「五大信賴產業」優勢，推動非紅供應鏈與海外投資合作。同盟外交則有助臺灣與理念相近夥伴深化政治、安全及區域合作；價值外交雖未必能在區域內廣泛共鳴，但可透過公民社會、下一代領袖及抵禦資訊戰經驗，建立較長期的信任基礎。
華府智庫戰略暨國際研究中心（CSIS）在報告中指出，臺灣「總合外交」雖然以全球為範圍，但成效很大程度可從南亞、東南亞等周邊區域觀察。報告共同作者李文認為，新南向政策邁入第10年，正好提供檢視賴政府「新南向政策加強版」與林佳龍總合外交如何相互銜接的機會。她也提到，即使外界有人認為賴政府淡化新南向政策，該政策的地理焦點仍有助評估臺灣能否提升國際地位。
報告分析，對G7民主國家而言，價值與地緣政治立場相近，較容易推動與臺灣合作；但新南向區域多數國家不願為臺灣挑戰中國主權主張，即便它們與臺灣在商業及民間交流上往來密切。南亞與東南亞利益相關者普遍更重視具體經濟機會、人力資本發展與供應鏈利益，對民主訴求的反應相對有限。若臺海發生衝突，區域國家勢必受影響，但許多國家並不認為自身需要在預防危機上扮演積極角色。
因此，CSIS認為「經貿外交」會是臺灣深化區域關係的關鍵支柱，可運用半導體、人工智慧、軍工、安控與次世代通訊等「五大信賴產業」形成不對稱優勢。同盟外交則可聚焦與理念相近夥伴整合資源，例如共同融資、海外投資及供應鏈倡議；價值外交則需調整訊息傳遞方式，將臺灣民主經驗與可信賴經濟夥伴形象結合，才更可能在區域內產生實際吸引力。
新南向政策邁入第10年，代表臺灣對南亞、東南亞的佈局已從單純分散市場與交流，進一步被放入「總合外交」的整體框架檢驗。CSIS報告指出，這些國家多半不願在主權議題上公開挑戰中國，但與臺灣仍有密切商業與民間往來，顯示臺灣在區域中的影響力不宜只用正式外交關係衡量，而應觀察供應鏈、人才、科技合作與社會連結能否累積實質信任。
對臺灣而言，經貿外交可能是最能立即產生效果的支柱。半導體、AI、安控、次世代通訊等「五大信賴產業」，可作為臺灣與新南向夥伴深化合作的切入點，也有助於建立非紅供應鏈。不過，臺灣資本規模難與中國相比，因此若能結合理念相近國家的資源，推動共同融資或對接美日區域倡議，較可能提高投資方案的吸引力，並降低單靠臺灣承擔的壓力。
政治與安全層面上，菲律賓與印度被視為重要節點。臺菲若能以經濟走廊深化互賴，將有助於在區域安全合作之外，增加雙邊關係的穩定基礎；印度則可透過人才、研發與勞務合作，讓臺灣的總合外交與其東進及製造政策接軌。相較之下，單純宣揚民主價值在區域內未必能廣泛共鳴，臺灣更需要把民主體制轉化為可靠、透明、具韌性的合作形象，並以自身對抗資訊戰的經驗，提供區域夥伴可感受的實際價值。
這份 CSIS 分析的核心意義，在於把新南向政策從單純的區域交流框架，放回臺灣整體外交戰略中檢視。新南向政策邁入第 10 年，外界關注的不只是政策是否延續，更是它能否支撐「總合外交」在周邊區域落地。相較於 G7 民主國家可能因價值與地緣政治立場而更自然地靠近臺灣，南亞與東南亞多數國家在對中關係、經濟利益與區域穩定之間更重視平衡，因此臺灣若只強調民主敘事，未必能有效轉化為合作動能。
報告提出的建議顯示，臺灣在新南向區域的可行路徑，仍需以經貿與人才合作作為主要支點，再逐步擴大安全、科技與公民社會連結。半導體、AI、智慧製造、安控等領域，是臺灣能提供差異化價值的關鍵；但對區域夥伴而言，是否能帶來投資、就業、技術升級與供應鏈韌性，可能比抽象的價值宣示更具說服力。這也意味著「價值外交」在南向場域未必消失，而是需要轉化為可信賴治理、資訊韌性與制度合作等更貼近在地需求的形式。
從政策執行角度看，臺灣面臨的挑戰是如何把有限資源集中在可形成外溢效益的合作上，例如對接美日區域倡議、深化臺菲經濟走廊、推進與印度的人才及產業合作。這些方向都反映臺灣無法以資本規模取勝，但可透過技術、民間網絡與理念相近夥伴共同投入，建立更具彈性的區域存在感。新南向政策的下一階段，成敗關鍵恐怕不在口號更新，而在能否讓區域國家感受到與臺灣合作具有具體、持續且不易被取代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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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南向政策10週年 美智庫分析臺灣總合外交提6建議 | 政治 | 中央社 CNA
分析影響、風險與後續觀察方向
新南向政策走到第10年，這篇CSIS分析之所以值得注意，不只在於它替外交部長林佳龍提出的「總合外交」做階段性觀察，更在於它點出臺灣對南亞、東南亞外交的根本難題：臺灣希望以民主、和平、繁榮作為對外敘事核心，但區域內多數國家的優先排序，往往不是價值表態，而是投資、就業、技術、人力培訓與供應鏈機會。換言之，臺灣在G7民主國家之間較容易被理解的「理念相近」語言，移到新南向場域後，必須轉譯成更具體、可計算、能落地的利益。這不是價值外交失效，而是提醒臺灣：價值若不能接上對方的發展需求，就很難形成穩定的政治與社會支持。
問題也正在於此。新南向政策過去累積了民間交流、經貿往來與區域能見度，但若要成為總合外交的實驗場，就不能只停留在友好宣示或分散型合作。原文提到，南亞與東南亞國家雖然會受到臺海衝突衝擊，卻未必認為自己有責任預防危機；同時，它們也不願為臺灣正面挑戰中國主權敘事。這使臺灣外交面臨雙重限制：安全議題難以直接推進，民主訴求也不必然帶來政策承諾。因此，經貿外交被放在覈心位置，其實是現實選擇。半導體、AI、安控、次世代通訊與中小企業海外佈局，若能與美日等夥伴倡議、菲律賓與印度等重點關係相互扣合，纔可能把臺灣的不可替代性從口號變成制度化合作。總合外交的真正考驗，不是能否提出完整框架，而是能否在區域政治現實中，把臺灣有限資源配置到最能累積信任、降低風險、擴大國際空間的位置。
這篇報導的核心不只是新南向政策滿10年，而是臺灣外交工具箱正在重新排序。CSIS以「總合外交」檢視新南向，點出一個現實：臺灣在南亞、東南亞面對的不是單純的價值同盟場域，而是一個高度務實、對中國主權議題謹慎、但又與臺灣存在商業與民間往來的區域。因此，若把民主敘事當成主要推進軸線，效果可能有限；若能把民主體制帶來的可信賴、透明治理、技術能力與供應鏈韌性轉化為具體合作，反而更可能取得區域國家的回應。
報告所提6項建議也反映這個方向：臺灣無法用資本規模與中國競逐，便應強化不對稱優勢，特別是半導體、AI、安控、次世代通訊等「五大信賴產業」相關能力。這些優勢若只停留在口號，難以支撐外交成果；但若能透過共同融資、與美日區域倡議對接、協助中小企業進入南亞與東南亞市場，就能把臺灣的產業實力轉化為區域國家看得見的投資、就業、人才培育與供應鏈選項。換言之，經貿外交不是價值外交的替代品，而是讓價值外交落地的載體。
菲律賓與印度在報告中被特別凸顯，顯示總合外交仍須依國別條件調整。菲律賓因地緣位置與當前戰略動能，提供臺灣擴大海上與安全合作的窗口，但關係若缺乏經濟利益支撐，便可能受未來政治變局影響。印度則具備人才、製造與「東進」政策連結空間，但雙邊關係需要持續投入，不能僅靠戰略想像推進。整體而言，總合外交在新南向的成敗，將取決於臺灣能否把「理念相近」轉化為「利益相容」，並把民主、科技與經貿三者整合成區域夥伴願意共同承擔的合作方案。
總合外交若要在新南向區域落地，最大風險不在理念本身，而在政策訊息與區域需求之間可能出現落差。原文指出，南亞與東南亞多數國家雖與臺灣有商業與民間往來，卻不願代表臺灣挑戰中國主權主張；其利益相關者對民主訴求興趣有限，更重視具體經濟機會與人力資本發展。這意味著，若臺灣過度以價值外交作為主要敘事，可能難以轉化為政府層級的合作承諾，甚至讓部分夥伴因顧慮北京反應而降低公開互動。對臺灣而言，民主價值仍是重要資產，但在此區域若缺乏產業、人才、供應鏈與投資方案支撐，容易停留在象徵性支持，難以累積可衡量的戰略成果。
第二項風險是資源與執行能量不足。報告已點出臺灣無法比擬中國傾全國之力主導的資本規模，因此必須善用半導體、AI、安控、次世代通訊等不對稱優勢，並與理念相近夥伴整合融資與投資。但這也代表政策成敗高度依賴跨部會協調、企業參與，以及與美國、日本等夥伴倡議的對接能力。大型科技公司或許能自行佈局海外市場，中小企業卻需要更明確的金融工具、在地資訊與風險分攤機制；若支援不足，「數位新南向」可能只停留在政策口號，無法形成廣泛產業外溢。
第三項風險來自區域政治變動與安全現實。菲律賓在小馬可仕任內出現擴大海上與安全合作的窗口，但原文也提醒，臺灣須透過臺菲經濟走廊提供更大經濟價值，以降低未來選舉後政治變局對關係的衝擊。印度同樣被納入總合外交雙12架構，但雙邊動能不能視為理所當然，仍需靠工程人才、研發中心、中文學習與勞務合作等具體項目維繫。換言之，總合外交的風險在於把短期戰略氣氛誤判為長期結構支持；唯有把價值、安全與經貿三者排序得當，並讓夥伴看見實際利益，臺灣才能降低政策反噬與承諾落空的可能。
臺灣後續推動總合外交，關鍵不在於把新南向政策重新包裝成更宏大的外交口號，而是要把「價值、同盟、經貿」三條路徑轉化為區域國家願意接住的具體合作。原文指出，南亞與東南亞多數國家未必願意為臺灣挑戰中國主權主張，對民主敘事的反應也有限；因此，臺灣若過度強調意識形態同盟，反而可能壓縮合作空間。較務實的做法，是以經貿外交作為主要入口，將半導體、人工智慧、安控、次世代通訊等優勢，連結當地產業升級、人才培育與供應鏈韌性需求，讓夥伴國看到與臺灣合作的實際利益。
後續觀察可聚焦三個面向。第一，臺灣能否把大型科技企業的海外佈局，延伸為中小企業也能參與的「數位新南向」生態，避免政策成果只集中在少數企業。第二，臺灣與美國、日本等理念相近夥伴的資源整合，是否能形成共同融資、互補投資與區域倡議對接，降低單靠臺灣資本規模不足的限制。第三，菲律賓與印度將是檢驗總合外交成效的重要場域：前者涉及海上安全與經濟走廊能否相互支撐，後者則考驗人才、研發、語言教育與勞務合作能否真正落地。若臺灣能把民主體制轉化為可靠治理、透明合作與抵禦資訊戰的能力，而非只停留在價值宣示，總合外交才較可能在區域現實中累積長期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