綠「台灣好生活」台中場　鄭麗君籲支持無人機產業 | 政治 | 中央社 CNA

台灣的民主政治向來以政策辯論與預算監督為核心價值，然而當國防安全與產業發展的關鍵投資，成為政治對抗的籌碼時，這場博奕的代價恐怕不是任何一個政黨或單一選區能夠承擔的。行政院副院長鄭麗君在民進黨「台灣好生活」台中場政策說明會中，公開指責立法院刪除國防特別預算4700億元，強調此舉直接衝擊台灣無人機產業的發展進程，更直言這是「自廢武功」的決策。這番言論表面上是選舉語言，實則触及台灣當前面臨的最根本問題：在美中科技戰與區域安全威脅加劇的時代，台灣究竟要如何定位自身的戰略產業？而這個定位，又該由誰說了算？

回顧這起預算爭議的來龍去脈，立法院在審議國防特別條例時，在野陣營以「優先確保民生預算」為由，大幅刪減國防支出。其中4700億元的缺口，恰好落在被刪除的項目中，包括關鍵的「無人載具及反制系統」。鄭麗君的憤怒不難理解——她同時兼任行政院無人載具專案會議主持人，肩負推動商用、民用乃至國防無人機產業發展的使命，如今面臨預算腰斬，產業發展藍圖形同被打回原點。更值得關注的是，這筆預算的損失，對於以精密製造聞名的台中地區而言，究竟意味著什麼？是單純的政策遺憾，還是結構性的競爭力倒退？

要理解這起預算刪除的嚴重性，必須先認清無人機產業在當代地緣政治脈絡中的戰略地位。從烏克蘭戰場的實證經驗可見，無人機已從傳統的偵查工具，蛻變為改變戰爭型態的顛覆性武器。面對台海防衛的不對稱作戰需求，軍用無人機肩負情報監視、精準打擊、通信中繼乃至物資運輸等多重任務；而民用與商用無人機的技術累積，則構成國防自主供應鏈的基礎設施。換言之，一個國家若放棄或延宕無人機產業的發展，等同於在未來戰場上自我設限。

台灣在半導體與精密製造領域的優勢，原本為發展無人機產業提供了得天獨厚的條件。鄭麗君在說明會中揭示的「三項目標」——產業發展、國防自主、民主供應鏈——正是試圖將這些優勢轉化為戰略資產的系統性規劃。然而立法院的預算刪除，無異於在藍圖即將付諸實踐之際抽走了最重要的支撐結構。這不是單一政策的挫折，而是對台灣整體國防戰略的結構性衝擊。

就台中地區而言，這次預算刪除的影響可能比全國平均更為顯著。台中向來是台灣工具機、自動化設備與精密機械產業的重鎮，這些產業的技術能量與製造能力，正是無人機供應鏈不可或缺的環節。何欣純在說明會中提及「立法院通過的國防特別預算條例砍掉4700億元，讓台中少了上兆元的商機」，這個數字或許有所誇大，但方向並非空穴來風。從上游的材料供應、中游的系統整合到下游的應用服務，無人機產業的蓬勃發展確實能為傳統製造業者提供轉型升級的活水。當這筆預算被刪除，相關供應鏈的預期訂單隨之蒸發，企業的投資意願與技術研發動能必將受到抑制。

更深層的問題在於時間成本。國際軍備競賽不等人，當台灣在預算爭議中蹉跎歲月時，其他國家正加速布局無人機產業。美國、中國乃至歐洲各國都已將無人機列為國防現代化的核心項目，台灣若錯過這波發展窗口，未來要追趕的代價將遠比現在的投資更為高昂。這也是為何鄭麗君以「下一個戰略產業」來定位無人機——它不僅是當前的發展重點，更是決定未來數十年產業格局的關鍵賽道。

朝野雙方在國防預算上的對立，折射出更廣泛的政治哲學分歧。執政黨強調「國防優先」，將軍事投資視為維護台海和平的必要手段；在野陣營則主張「民生優先」，質疑國防預算的合理性與透明度，認為有限資源應優先用於社會福利與經濟建設。這兩種邏輯表面上看似相互排斥，實則忽視了一個根本前提：沒有國家安全，何來民生福祉？當然，這並不意味著國防預算不應受到監督與節制，民主制度的預算審查機制正是為了確保資源的合理分配。問題在於，審查應基於專業評估與國家利益考量，而非淪為政黨惡鬥的工具或選舉操作的素材。

檢視這起預算爭議，可以從幾個層面進行診斷。首先是「資訊不對稱」問題：立法院刪除4700億元國防預算的決策依據究竟是什麼？在野陣營的論述主要集中在「保障民生」的道德高度，但對於如此巨額的刪減，是否有具體的替代方案或優先順序分析？答案似乎付之闕如。國防投資的效益評估本就是高度專業的領域，若缺乏詳盡的成本效益分析與風險評估，單純以金額大小作為刪除標準，無異於以荒謬的標準衡量複雜的政策選項。

其次是「政治凌駕專業」的結構性病灶。鄭麗君身為行政院副院長，同時主持無人載具專案會議，她的憤怒反映的不只是個人情緒，更是行政體系在專業規劃後遭遇政治否決的無奈。在正常的民主治理架構中，行政部門提出政策方案，立法部門負責審查監督，這是權力分立的表現。然而當立法審查變成政黨對抗的延伸，政策的專業性與連續性便很難維繫。台灣的國防產業發展需要長期投資與穩定政策環境，若每次政權更迭或國會改選都伴隨政策大幅轉向，再怎麼有潛力的產業也很難建立國際競爭力。

第三個問題在於「戰略模糊」的危險傾向。部分在野陣營對國防投資的質疑，隱含著一種假設：台灣或許可以透過其他方式確保安全，例如兩岸協商或國際支持。然而烏克蘭戰爭的教訓清楚顯示，在主權問題上，外部盟友的支持永遠有其邊界，而兩岸協商的選項又取決於對岸的政治意願，存在高度不確定性。將國家安全寄託於這些不可控因素，本身就是巨大的戰略風險。在這種情況下，發展自主國防能力的選項不是奢侈，而是必須。

第四個值得關注的診斷重點是「區域發展失衡」的潛在危機。台中做為台灣製造業的心臟地帶，其產業轉型的成敗直接影響整體經濟競爭力。若無人機產業因預算刪除而發展受阻，不僅台中的精密製造業者將失去轉型契機，整個中部地區的就業與投資也將受到衝擊。這與中央政府近年來強調的「區域均衡發展」目標明顯矛盾。劉世芳在說明會中列舉中央對台中的交通補助與社會住宅投資，固然展現了對台中的重視，但若支撐產業發展的核心預算被刪，這些建設成果終將失去可持續的經濟基礎。

從國防安全角度而言，預算刪除帶來的最直接風險是「戰力缺口」的擴大。不對稱作戰的核心概念在於以小搏大、以智取勝，而無人機正是實踐這一概念的最佳工具。若台灣缺乏足夠的無人機戰力，在可能的軍事衝突中將面臨更大的人員傷亡與設施損毀風險。更嚴峻的是，現代戰爭的節奏極快，一旦爆發衝突，很難有時間從容補充消耗性裝備。換言之，戰前的投資缺口，將直接轉化為戰時的戰力缺口，兩者之間的因果關係幾乎不可能逆轉。

從經濟發展角度來看，風險同樣顯著。全球無人機市場正處於高速增長期，應用範圍從農業、物流、影視拍攝持續擴展至基礎設施檢測、緊急救援等領域。根據多家研究機構的預測，未來十年內全球商用無人機市場規模將突破數千億美元。台灣若此時退出這場競爭，不僅將失去龐大的市場份額，更關鍵的是喪失在關鍵技術與標準制定上的話語權。一旦國際市場被其他國家主導，台灣廠商將淪為下游代工角色，利潤空間與附加價值都將受到嚴重壓縮。

從政治風險層面分析，這起預算爭議可能加劇藍綠對立，進一步撕裂台灣社會。鄭麗君在說明會中的強硬表態，雖然強化了綠營支持者對「國防優先」論述的認同，但同時也可能激化在野陣營的反彈情緒，形成螺旋式上升的對抗態勢。在選舉臨近的背景下，任何涉及國防與兩岸的政策議題都容易被操作為政治動員的工具，而非理性辯論的素材。這種政治氛圍對於需要長期投入的戰略產業發展而言，無疑是最大的隱憂。

從國際形象角度觀察，台灣的國防投資決策也將影響其他國家對我國防衛決心的評估。美國等盟友在提供軍事技術轉移或聯盟合作時，固然會評估台灣自身的國防支出意願。若台灣一方面要求外國提供先進武器裝備，另一方面又大幅刪減國防預算，這種矛盾訊號將損害盟友的信任基礎，進而影響軍售審查與技術合作的進展。蔡明介所言「自廢武功」，在國際盟友眼中可能正逐漸成為對台灣防衛決心的質疑。

面對這場預算危機，行政院與執政黨需要採取多層次的應對策略。首先，在論述層面必須更積極地建構「國防即經濟」的論述框架。傳統上，國防支出常被視為純消耗性的安全成本，但事實上，國防研發往往催生大量民用技術突破，國防產業鏈也能創造可觀的就業機會與技術外溢效果。台灣在半導體、航太等領域的成就，很大程度上都與過去的國防研發投資有關。行政院應委託獨立研究機構，系統性地分析無人機產業投資對就業、出口、GDP乃至其他產業的正向外部性，用數據說服中間選民與在野陣營。

其次，行政院應考慮提出「分階段」的替代方案，而非僅僅要求「恢復全部預算」。既然立法院堅持刪減總額，行政院可以在總額範圍內重新配置資源，優先保障最關鍵的核心項目，例如關鍵零組件自主開發與軍事用途無人機的即時戰力。同時，對於可延後的項目或可尋求國際合作的項目，則列入中期規劃，逐步落實。這種務實的姿態，既能顯示行政院的彈性與誠意，也能避免「全部或全無」的對抗僵局。

第三，執政黨應加強對台中與中部地方政府的合作，透過區域發展機制爭取地方支持。無人機產業的發展不應只是中央的政策，而需要地方政府在土地、人才的配合。何欣純提出「六欣市政」的願景，正好可以與中央的產業政策相結合，形成中央地方協力推動的態勢。當地方首長明確表態支持，國會議員在審查預算時也將面臨更大的地方壓力。這種由下而上的政策推力，有時比由上而下的行政命令更為有效。

第四，行政院應建立更完善的國防預算溝通機制，減少資訊不對稱導致的誤解與疑慮。在野陣營對國防預算的質疑，部分根源於對相關投資內容與效益的不了解。行政院可以在符合保密要求的前提下，針對不同對象提供差異化的政策說明：對國會提供詳細的機密報告，對公共輿論則以圖表、懶人包等方式傳達核心訊息。同時，邀請獨立學者與產業代表參與政策論證，增強論述的可信度與多元性。

第五，從長期制度建設角度，應推動建立「國防戰略產業發展基金」之類的獨立機制，將相關預算與年度政府預算脫鉤，以確保關鍵投資的穩定性與連續性。類似日本「防衛省先端技術導入基金」的模式，由專業委員會管理，排除政治週期的干擾。當然，這涉及修法層次的討論，但在野陣營也可能因為擔憂「黑機關」的疑慮而反對，需要審慎評估政治可行性。

第六，針對國際合作層面，台灣應積極與理念相近國家建立無人機產業的策略聯盟。以色列、捷克、立陶宛等國在無人機技術上各有擅長，美國在系統整合與人工智能應用方面領先。透過雙邊或多邊合作，不僅可以引進關鍵技術，分攤研發成本，還能在標準制定上爭取話語權。這種「民主供應鏈」的布局，與鄭麗君提出的目標相符，只是需要在預算受限的情況下找出更具創意且成本效益更佳的合作模式。

這起國防預算爭議的後續發展，值得持續關注幾個關鍵節點。首先是卓榮泰院長「繼續爭取」的承諾能否兌現？行政院是否會在下一會期的追加預算或特別預算中，重新提出被刪減的項目？若行政院選擇接受預算刪除的既成事實，則鄭麗君的強硬表態將淪為選舉語言而非實質政策立場，其公信力與領導威信將受到質疑。

其次是在野陣營對此事的後續回應。在野黨是否會提出替代方案，展現對國防與產業發展的負責任態度？還是將繼續以「民生優先」論述回應一切國防投資需求？這將是測試在野陣營是否具備完整治國藍圖的關鍵指標。選民也將據此評估各政黨的執政能力與國家發展 vision。

第三是台中地方層面的產業反應。當地精密製造業者對於失去無人機商機有何具體感受？他們是否會透過工商團體或選區立委發聲，表達對產業政策連續性的憂慮？地方政治的壓力有時能產生中央政策辯論所無法達到的效果。

第四是國際因素的影響。在美中科技戰持續升級的背景下，美國政府與國會對於台灣強化自主國防能力的態度為何？他們對台灣內部的國防預算爭議有何看法或回應？這將為台灣的國防政策辯論增添額外的外部變數。

第五是時間節點的意義。距離年底地方選舉只剩數月，這起預算爭議很難擺脫選舉政治的框架。各黨候選人如何將國防產業議題與自身政見結合，將直接影響選舉結果，而選舉結果又將反饋到中央國防政策的走向。這種政治週期與政策週期的交互作用，正是台灣民主政治運作的常態，也是所有政策分析必須納入考量的現實變數。

總結而言，立法院刪除4700億元國防特別預算一事，絕非單純的預算數字遊戲，而是涉及台灣國防戰略、產業發展、區域均衡乃至民主治理的複合性議題。鄭麗君的「自廢武功」論斷，或許有選舉語言的成分，但所指涉的問題核心並非無的放矢。在一個充滿不確定性的國際環境中，如何確保台灣的安全？如何將安全需求轉化為產業發展的動力？如何在民主程序與效率需求之間取得平衡？這些問題的答案，將決定台灣能否在下一個世代的國際競爭中站穩腳跟。而此刻的每一個政策抉擇，都將成為書寫這個答案的關鍵注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