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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記者 戴雅真 東京5日專電）臺灣作家何致和長篇小說「花街樹屋」日譯本日前由日本小學館出版。文化部駐日臺灣文化中心今天特別邀請何致和與日本重量級文藝評論家川本三郎，以「漫步未曾見過的臺北」為題展開對談，從文學與城市書寫出發，分享筆下的臺北記憶與城市風景。
何致和現任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文學跨域創作研究所副教授，長年從事小說創作，作品曾獲寶島文學獎、聯合報文學獎及臺灣文學金典獎等肯定。
「花街樹屋」的創作靈感與何致和在臺北萬華的成長經驗密切相關。小說描寫3名在夜市與花街旁長大的少年，因一場解救被囚禁猩猩的冒險，留下共同的記憶。多年後，其中一名好友離世，主角重新追索這段幾近遺忘的往事，探問記憶、生命與自由的意義。
「花街樹屋」日文版「記憶とツリーハウス」由長期從事臺灣文學翻譯、曾以楊雙子「臺灣漫遊錄」獲日本翻譯大賞的三浦裕子翻譯。
座談中，何致和從「花街樹屋」的創作歷程出發，分享如何將自身在萬華的成長記憶轉化為小說。他提到，故事中的主角及父母原本都不認同所處的生活環境，因此「樹屋」象徵著眺望遠方、離開當下的想望。
何致和表示，臺灣社會變化快速，人在成長過程中往往未曾察覺，直到多年後才發現童年熟悉的事物與地景已逐漸消失，對故鄉的認同也隨之改變。過去不認同的地方，如今反而開始懷念、喜愛，並希望留住原貌。因此，他透過小說，重新呈現並保存這些逐漸消逝的記憶與風景。
何致和也分享，小說中出現的紅毛猩猩，在他的少年時代確有其事，只是當時年紀尚小，自己與夥伴沒有能力拯救牠，多年後便將這段記憶轉化為小說情節；他並回憶1980年代華西街蛇販殺蛇、鬥蛇等景象，呈現當年萬華獨特的城市風貌。
川本三郎為日本具代表性的文藝評論家，長年活躍於文學、電影評論領域，曾獲多項日本重要文學及評論獎項。川本三郎早在10年前即對「花街樹屋」留下深刻印象，並一直期待日文版問世，此次多年期待終於實現。
談到何致和筆下的萬華，川本表示，自己約10年前曾造訪當地，雖然當時的萬華已現代化，但一些小巷弄仍保留著懷舊氛圍，也讓他聯想到電影「艋舺」中的城市風景。
川本進一步從「記憶」談到城市與身分認同。他指出，人的記憶除了親身經歷，也包括對消逝景物產生的「懷舊」。東京因城市快速變遷，舊有建築與生活風景不斷消失，人們因此更常透過對昭和時代的懷舊尋找記憶的歸宿。
相較之下，川本表示，京都的歷史街區至今仍融入日常生活，對擁有悠久歷史的京都而言，昭和不過是漫長歷史中的一段，未必會被特別視為需要「懷念」的時代。臺灣同樣經歷快速的都市變遷，因此人們也會在逐漸消逝的風景中重新思考「我們是誰」，並透過記憶與懷舊尋找自身的認同。（編輯：楊昇儒）1150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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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致和「花街樹屋」登日 川本三郎共談未曾見過的臺北 | 文化 | 中央社 CNA
說明事件的人事時地物與核心背景
臺灣作家何致和長篇小說《花街樹屋》日譯本近日由日本小學館出版，日文書名為《記憶とツリーハウス》，由長期翻譯臺灣文學、曾以楊雙子《臺灣漫遊錄》獲日本翻譯大賞的三浦裕子譯介。文化部駐日臺灣文化中心因此在東京舉辦對談，邀請何致和與日本文藝評論家川本三郎以「漫步未曾見過的臺北」為題交流，從文學、城市書寫與記憶出發，談小說中的萬華風景，以及臺北在快速變遷中留下與消逝的樣貌。
《花街樹屋》的創作與何致和在臺北萬華的成長經驗密切相關。小說描寫三名在夜市與花街旁長大的少年，因試圖解救被囚禁的紅毛猩猩而留下共同記憶；多年後，主角因好友離世重新追索往事，進一步探問記憶、生命與自由。何致和在座談中表示，作品中的「樹屋」象徵眺望遠方、離開當下生活環境的想望，也承載他對童年地景逐漸消失後才重新理解故鄉的心情。
川本三郎早在多年前即對《花街樹屋》留下深刻印象，並期待日文版問世。他談到曾造訪萬華，雖然當地已現代化，仍能在小巷弄感受懷舊氛圍。川本並從東京、京都的城市經驗延伸指出，當舊有建築與生活風景因都市變遷而消失，人們往往透過記憶與懷舊重新思考身分認同；臺灣同樣在快速變化中面對這項課題。
何致和從創作者角度指出，《花街樹屋》並非單純重現萬華舊日風景，而是把個人成長經驗、城市變遷與記憶追索交織成小說。他提到，故事中的主角與父母原本都不認同所處環境，因此「樹屋」象徵想要眺望遠方、離開當下生活的願望；但隨著臺灣社會快速變化，童年熟悉的地景與事物逐漸消失，過去不認同的地方反而成為懷念與想保存的故鄉記憶。小說中的紅毛猩猩也源自他的少年經驗，當年無力拯救的真實記憶，後來被轉化為文學情節。
川本三郎則從評論者與城市觀察者角度回應何致和筆下的萬華。他表示，自己約十年前曾造訪當地，雖然萬華已相當現代化，但部分小巷弄仍保留懷舊氛圍，也讓他聯想到電影《艋舺》呈現的城市風景。川本進一步把「記憶」放在東京、京都與臺灣的都市變遷中比較：東京因舊建築與生活景觀不斷消失，人們常透過昭和懷舊尋找記憶歸屬；京都因歷史街區仍融入日常，昭和未必被特別視為懷念對象。對他而言，臺灣同樣在快速變動的城市風景中，透過記憶與懷舊重新追問自身認同。
「花街樹屋」日譯本在日本出版，並由文化部駐日臺灣文化中心安排何致和與川本三郎對談，意義不只在於一部臺灣小說進入日本書市，也顯示臺灣文學可透過翻譯、評論與公開交流，被放進日本讀者較熟悉的城市記憶與懷舊脈絡中理解。三浦裕子過去長期翻譯臺灣文學，此次再度擔任譯者，有助於降低語言與文化隔閡，讓萬華、華西街、夜市與花街等地方經驗，不只是異國風景，而能被讀成關於成長、失落與身分認同的共同命題。
對臺灣文學而言，這類跨語際出版可擴大作品的可見度，也讓臺北不再只以觀光或現代城市形象被觀看。何致和筆下的萬華包含少年記憶、都市變遷與逐漸消逝的街區景象，透過日文版與日本評論家的回應，可能促使日本讀者重新認識臺北的多層次歷史。川本三郎將萬華與東京、京都的城市記憶並置，也使作品的討論超越單一地方懷舊，連結到東亞城市在快速現代化中共同面對的問題：當熟悉的地景消失，人們如何回望自身來處，並重新確認「我們是誰」。
「花街樹屋」日譯本在日本出版，意義不只在於臺灣文學作品跨語言流通，也讓萬華這類具有強烈地方記憶的城市空間，進入日本讀者的閱讀視野。何致和以少年成長、花街夜市、華西街景象與被囚禁猩猩的記憶為小說核心，呈現的不是觀光式臺北，而是快速變遷中逐漸消失的生活現場。這也呼應座談題目「漫步未曾見過的臺北」：所謂未曾見過，既可能是外國讀者陌生的臺北，也可能是今日臺北人已難以回到的舊時城市。
川本三郎從東京與京都談記憶，提供了理解這部作品的另一層參照。東京因都市更新而不斷失去舊有風景，人們轉向昭和懷舊尋找情感依附；京都則因歷史街區仍融入日常，對「懷念」的需求與方式不同。放回臺灣脈絡，萬華的變化正顯示城市記憶如何影響身分認同：人們年少時可能急於離開某個環境，等到地景消散後，才重新意識到它與自身生命經驗的關聯。何致和把未能拯救猩猩的少年記憶轉化為小說冒險，也讓個人遺憾成為保存地方風景的一種文學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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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致和「花街樹屋」登日 川本三郎共談未曾見過的臺北 | 文化 | 中央社 CNA
分析影響、風險與後續觀察方向
「花街樹屋」日譯本在日本出版，表面上是一則臺灣文學外譯與作家對談的文化新聞，但其真正值得深究之處，不只在於何致和作品跨語言流通，也在於這場以「漫步未曾見過的臺北」為題的對談，重新提出一個城市文學的核心問題：當一座城市變得太快，文學究竟是在保存記憶，還是在重組我們對自身出身地的理解？何致和從萬華成長經驗出發，將夜市、花街、華西街動物奇觀與少年冒險轉化為小說；川本三郎則以東京、京都的城市記憶作為參照，指出懷舊並不只是情緒，而是人在地景消失後，用來重新確認「我們是誰」的一種方式。
這則新聞的問題意識，因此不應停留在「臺灣小說受到日本評論家肯定」的層次。更關鍵的是，「花街樹屋」所呈現的萬華，並非觀光宣傳裡被整理過的歷史街區，而是帶有混雜、邊緣、慾望與生命衝突的生活現場。小說中的「樹屋」象徵離開當下、眺望遠方的想望，也反映主角及其家庭曾經不認同自身所處環境；然而多年後，當童年地景逐漸消失，原本想逃離的地方反而成為記憶與認同的根源。這種由排斥到回望、由羞於承認到試圖保存的轉折，正是快速都市化社會常見卻不易被說清的心理結構。
從文化評論角度看，新聞最有價值的線索在於「消逝」與「翻譯」的交會。萬華的舊日風景透過小說被保存，又透過日譯本進入日本讀者的想像；川本三郎以東京的昭和懷舊與京都的歷史延續作對照，讓臺北不再只是地方記憶，而成為東亞城市共同面對現代化速度時的案例。問題也正在這裡：當城市更新、生活型態變遷與文化記憶不斷拉扯，文學能否避免把複雜現場美化成單純懷舊？又能否讓讀者看見，那些曾被視為雜亂、低俗或過時的街區，其實承載著一代人理解自由、失落與自我身分的關鍵經驗。
「花街樹屋」日譯本在日本出版，意義不只是一部臺灣小說多了一種語言版本，而是讓萬華這類高度在地、層次複雜的城市記憶，進入另一個文化語境被閱讀。何致和談到創作源自自身成長經驗，小說中的夜市、花街、巷弄與紅毛猩猩，並非單純的懷舊素材，而是把個人記憶、都市變遷與少年時代的無力感交織起來。尤其「樹屋」象徵想望遠方、離開當下，反映的其實是人在成長過程中，對自身環境從抗拒、疏離到回望、珍惜的心理轉折。這也使小說不只是寫萬華，而是在寫一座城市如何被人記住、誤解、遺忘，再重新認領。
川本三郎從東京與京都的差異談記憶，也讓這場對談超越單一作品介紹。東京快速更新，舊建築與生活風景不斷消失，因此「昭和」容易成為人們安放懷舊的容器；京都因歷史街區仍融入日常，對過去的感受則不必然集中在某個年代。這樣的比較有助於理解臺北，特別是萬華：它既是老城區，也是長期被現代化、觀光化與社會想像反覆覆寫的地方。當何致和把曾經不被認同的街景寫回小說，並由三浦裕子譯成日文，作品便形成一種跨文化的城市考古。讀者看到的不是被美化的臺北，而是帶著混雜氣味、庶民生活、消逝地景與生命追問的臺北。這正是臺灣文學外譯的重要價值：它不只輸出「臺灣故事」，也讓外部讀者理解臺灣身分認同如何在具體街道、童年記憶與城市變動中生成。
這則新聞的主要風險不在事件本身，而在文化轉譯與城市記憶被簡化的可能。何致和談「花街樹屋」時，核心並非只是懷舊萬華、追憶華西街或重現少年冒險，而是透過曾經不被認同的生活環境，回頭思考人如何在都市變遷後重新理解故鄉。若日文出版與對談被過度包裝成「異國情調的老臺北」，萬華可能被固定在花街、夜市、蛇販、巷弄等符號之中，反而削弱小說處理記憶、自由與身分認同的複雜度。這也是臺灣文學進入海外市場時常見的風險：作品越需要地方性，越容易被外部閱讀框架濃縮成可消費的城市景觀。
另一層風險則在於「懷舊」本身。川本三郎以東京、京都對照臺灣都市變遷，指出快速消失的風景會促使人們追問「我們是誰」。這個觀察有其啟發性，但也可能讓討論滑向單純緬懷舊時代。原文中的萬華並不是靜止的老街標本，而是充滿矛盾的生活現場：少年渴望離開，成年後又想保存；當年的景象有魅力，也有暴力與壓迫。若公共討論只停在「消失很可惜」，便可能忽略都市更新、階級處境、地方汙名與文化保存之間的張力。對臺灣而言，真正值得警覺的不是記憶流失本身，而是誰有權決定哪些記憶被保存、哪些風景被美化，以及哪些人的生活經驗在城市敘事中再次被排除。
《花街樹屋》日譯本出版與何致和、川本三郎對談，值得觀察的不只是單一作品的海外能見度，而是臺灣文學如何透過具體城市經驗進入日本讀者的閱讀脈絡。後續推動上，文化交流單位與出版端可持續強化「作品、譯者、評論者、城市記憶」之間的連結，讓讀者不只知道這是一本來自臺灣的小說，也能理解萬華、華西街、夜市與花街等場景如何承載臺北的歷史變動。尤其三浦裕子長期翻譯臺灣文學，且曾因楊雙子作品受到日本文壇肯定，顯示穩定而專業的翻譯者是臺灣文學跨語境傳播的關鍵基礎。
對臺灣而言，這則新聞也提醒文化政策不應只把城市更新視為硬體建設問題。何致和談到童年地景消失後才重新產生懷念與認同，川本三郎則以東京、京都的差異指出，快速變遷會使人更倚賴記憶與懷舊來尋找自身位置。後續觀察重點在於，臺北如何在都市發展、觀光敘事與地方保存之間取得平衡，避免萬華等老城區只被簡化為懷舊符號，或只剩下消費化的歷史想像。若文學、地方研究、影像紀錄與公共討論能互相補足，城市記憶就不只是作品中的背景，而能成為重新理解臺灣社會變遷與身分認同的重要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