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湖6人偷捕海膽 遭判1年、6月不等均可緩刑 | 社會 | 中央社 CNA

澎湖地方法院針對項姓民眾等六人於海膽開放捕撈前，非法採捕馬糞海膽一案作出判決，主嫌項男遭判有期徒刑一年、緩刑四年，另五人各判六月徒刑、得易科罰金，並均獲緩刑。六人非法採捕馬糞海膽一百六十四顆，地點位於澎湖金嶼南側海域，時間則在今年六月三十日下午，距離合法捕撈期尚未開放。案件由澎湖地檢署會同澎湖縣政府農漁局「打擊非法漁撈平臺」查緝團隊當場查獲，顯示地方執法機制並非紙上談兵，而是已具備一定程度的現場查緝能力。

此案表面上只是六名民眾偷捕海膽，數量為一百六十四顆，似乎不是大型組織性犯罪，也非跨境非法漁撈；但若放在澎湖海洋資源治理、地方漁業秩序、司法嚇阻效果及永續觀光經濟脈絡下觀看，其公共意義遠超過單一刑案。馬糞海膽並非取之不竭的食材，而是澎湖近海生態與地方飲食文化的一部分。禁捕期的設計，本質上就是讓資源有機會恢復，讓市場需求不致壓垮自然再生能力。因而，任何在禁令期間的採捕行為，傷害的不只是法規權威，更是地方共同承擔的海洋資產。

法院考量被告均無前科、坦承犯行、知所悔悟，認為暫不執行刑罰為適當，故給予緩刑，同時要求項男於判決確定後六個月內向國庫支付六十四萬元，其餘五人各支付十二萬二千元。這樣的處理方式，呈現司法在懲罰、矯正與比例原則之間的平衡：一方面不讓非法採捕被視為小事，另一方面也未將初犯者立即送入監禁體系。然而，真正值得討論的是，這樣的判決能否形成足夠嚇阻？能否讓潛在違法者理解，禁捕期不是行政宣導，而是具有刑事後果的規範？

首先，這起案件的核心並不在於「一百六十四顆海膽值多少錢」，而在於禁捕制度遭到破壞後所引發的制度性成本。海洋資源管理最困難之處，在於資源位於開放水域，監管不可能做到無死角。漁業法及相關水產動植物採捕禁止命令，是政府以時間、區域、物種及方式進行管理的工具。當有人選擇在開放捕撈前下海徒手採捕，便是以個人短期利益侵蝕公共資源復育期。即使單次數量看似有限，但若每一名民眾都抱持「只抓一點」的心態，累積結果將足以動搖整體資源量。

其次，從分工來看，本案並非單人臨時起意。判決所載，項男駕駛自用小船，項男之子負責拋錨及回收捕獲海膽，洪姓與莊姓等人以自由潛水方式徒手抓捕，蔡姓則負責下海推船避免觸礁。此一行為模式雖未必達到大型犯罪集團程度，但已呈現明確分工、共同犯意聯絡與現場協作。司法判決將六人均依違反漁業法論處，正是針對這種共同違法結構作出責任認定。若只處罰實際下水抓捕者，將低估船舶提供、現場支援、運輸回收等環節在非法採捕鏈條中的重要性。

第三，法院量刑反映出對主從角色的區辨。項男不僅為駕船者，也擁有該自用小船，且在整起行動中居於較關鍵位置，因此被判一年徒刑、緩刑四年，並須支付六十四萬元；其餘五人則各判六月、緩刑二年，各支付十二萬二千元。這種差別化處理，一方面承認共同犯罪並非所有人責任完全相同，另一方面也藉由高額金錢負擔提高違法成本。對非法採捕而言，若罰責低於潛在獲利或查緝風險折算後的成本，違法者就可能將處罰視為經營成本；本案金額設計至少傳達出司法不欲讓違法採捕成為低風險行為的訊號。

第四，值得關注的是法院未宣告沒收項男的自用小船。船舶是本案行動不可或缺的工具，但是否沒收涉及比例原則、工具物必要性及所有權侵害程度。未沒收不必然代表縱容，因判決已透過徒刑、緩刑條件及支付國庫款項形成制裁。然而，從政策角度觀察，船舶是否沒收、何種情況應沒收，對未來非法漁撈案件具有指標性意義。如果工具未被沒收，則金錢制裁能否替代沒收所形成的嚇阻，就必須由後續案件成效檢驗。

第五，本案也凸顯地方查緝平臺的重要性。海域違規行為往往具有時間短、移動快、取證難等特性，單靠事後檢舉或陸上稽查效果有限。澎湖地檢署與縣府農漁局「打擊非法漁撈平臺」能夠當場查獲，代表跨機關合作已具實際功能。公共政策上，查緝不是隻為了抓人，而是為了維持規範可信度。禁捕公告若無查緝支撐，便容易淪為道德勸說；只有當違規者知道海上也可能被即時掌握，制度才會真正進入行為人的風險計算。

第六，馬糞海膽涉及的不只是漁業資源，更牽動澎湖觀光、餐飲及地方品牌。澎湖海膽常被視為季節性特色食材，合法捕撈期與市場供應之間存在高度連動。若禁捕期違規盛行，將使守法業者處於不公平競爭位置：守法者等待開放期、承擔成本，違法者卻提前取得貨源。長期下來，市場會出現劣幣驅逐良幣，使遵守規範者反而受損。此案的判決因此不僅是處理六名被告，更是在維護所有守法漁民及業者的基本公平。

本案暴露的第一個問題，是禁捕制度在社會心理上仍可能被部分人低估。有些違規者未必不瞭解法規存在，而是認為海洋資源廣大、抓捕數量有限、被查獲機率不高，甚至將禁捕視為行政管理細節，而非刑事風險。這種心理落差，正是資源治理的難點。制度若只停留在公告，難以改變行為；必須透過判決公開、地方宣導及持續查緝，讓民眾明白禁捕期違規不是「提前嘗鮮」，而是侵害公共資源的違法行為。

第二個問題，是海洋公共財的責任分散。海膽生長於自然海域，沒有明確私人所有者，因此常被誤認為「誰先拿到就是誰的」。但現代漁業治理早已承認，公共資源必須經由制度分配使用權，否則必然走向過度利用。若每名採捕者都只計算自身收益，不承擔資源枯竭成本，最後受害的是整個地方社羣。澎湖作為離島縣，海洋資源不只是經濟來源，也是生活文化基礎，公共財意識尤其不能薄弱。

第三個問題，是違法鏈條可能比表面數量更值得警惕。本案遭查獲數量為一百六十四顆，判決內容並未指出是否已有銷售或後續流向，因此評論不應臆測其市場去處。但可以肯定的是，任何非法採捕若能順利進入消費端，便會形成需求牽引。當餐飲、市場或私人交易存在提前取得海膽的誘因，上游違規便容易反覆發生。治理若只盯著海上抓捕者，而忽略需求端教育與稽查，效果難免有限。

第四個問題，是量刑與行政管理之間仍需更清楚的政策溝通。法院以緩刑搭配支付國庫款項，符合個案中初犯、坦承、悔悟等量刑因素；但社會大眾可能產生兩種不同解讀：一種認為金額不低，已具嚇阻；另一種則可能認為沒有入監、船也未沒收，仍嫌不足。司法判決有其法律邏輯，但資源保育政策需要將判決意義轉化為可理解的公共訊息，避免外界誤以為緩刑等於輕放。

第一項風險，是示範效應的雙面性。若本案後續被社會解讀為「抓到也只是緩刑」，恐怕削弱嚇阻；但若重點放在刑事定罪、高額支付國庫款項及長期緩刑負擔，則能提醒潛在違法者，偷捕海膽不再只是行政裁罰層級的風險。關鍵在於政府與媒體如何呈現判決訊息，不能只強調「均可緩刑」，也應讓大眾看見犯罪紀錄、金錢負擔與緩刑期間行為約束的實際成本。

第二項風險，是查緝能量若無法持續，判決嚇阻可能遞減。海上執法需要人力、船艇、時間、情資與跨機關協作。若本案只是偶發成功，違規者可能暫時收斂，之後再伺機而動。尤其禁捕期前後常是高風險時段，市場期待、遊客需求及地方季節性消費容易推升採捕誘因。缺乏常態化巡查與熱點管理，任何判決都難以單獨承擔資源保育重任。

第三項風險，是生態復育成果被局部違規抵銷。海膽資源量受自然環境、採捕壓力及繁殖週期影響，禁捕期的目的正是降低人為壓力，讓族羣維持可利用狀態。若違規採捕發生在開放前夕，看似只差幾天，實則破壞規則邊界。規範一旦可被「差幾天沒關係」的心態侵蝕，往後就可能變成差一週、差半個月，最終使制度失去清楚界線。

第四項風險，是守法者信任受損。漁業治理仰賴社羣合作，若守法漁民看到違法者屢能取得利益，便可能懷疑制度公平性。公平感一旦下降，守法動機也會受到動搖。本案判決雖已作出刑事制裁，但地方政府仍須讓守法者明確感受到制度站在他們這一邊，包括查緝成果公開、違規案例宣導，以及合法捕撈期內秩序維護。

第一，澎湖縣政府及相關機關應強化禁捕期前後的精準宣導，而非僅發布公告。宣導內容不宜只寫「禁止採捕」，更應清楚標示違規可能涉及漁業法刑責、法院判決案例、緩刑條件及金錢負擔。對於常出入海域者、自由潛水社羣、小型船主、漁村社區與餐飲業者，應採分眾溝通。許多違規並非完全無知，而是低估後果；因此宣導必須讓後果具體化，讓違法成本進入行為判斷。

第二，查緝策略應朝「高風險時段、高風險海域、高風險行為」集中。原文指出案發時間為六月三十日下午六時許，地點在金嶼南側海域，行為方式為自由潛水徒手抓捕並由小船支援。這些資訊雖屬個案，但可作為風險治理參考。主管機關可在禁捕期末段、黃昏前後、特定易採捕海域增加巡查密度，並結合岸際觀察、海上巡邏與檢舉機制，降低違法者利用時間落差規避查緝的可能。

第三，應建立更完整的違規案例資料庫與公開機制。公開不是為了羞辱個人，而是累積社會記憶。若每次判決都只是短暫新聞，過後即被遺忘，制度學習效果有限。地方政府可定期整理違規類型、查獲時間、採捕物種、裁判結果及法規依據，供漁民、潛水業者、餐飲業者與學校使用。當地方社會能清楚看見違規樣態與司法後果，規範才會成為共同常識。

第四，需求端也應納入治理。雖然本案原文未提及非法海膽流向，因此不能臆測是否供應餐飲或市場；但就政策設計而言，非法採捕之所以有誘因，往往與消費期待有關。政府可在海膽季前後推動「合法來源」標示或宣導，提醒餐飲業者不可收受來路不明水產品，也讓消費者理解，太早出現的海膽不一定值得追捧。若消費端願意拒絕禁捕期產品，上游違規誘因自然下降。

第五，緩刑條件可結合環境教育與社區修復思維。法院本案已命被告向國庫支付款項，形成實質負擔。未來類似案件若法律條件允許，也可思考加入海洋保育教育、社區服務或參與資源復育活動等附帶安排，使被告不只付錢了事，而是更直接理解其行為對地方生態與公共利益的傷害。刑罰的目的不僅在於報應，也在於預防再犯與重建規範意識。

第六，中央與地方應持續檢討水產動植物採捕禁止命令的可理解性與可執行性。規則若過於零散，民眾不易掌握；規則若缺乏現場標示，外來遊客或非專業採捕者也可能誤觸。澎湖作為觀光與漁業並重的地區，可在港口、潛水熱點、船舶出入處與旅宿通路加強資訊揭露。清楚、可得、反覆出現的規範訊息，比抽象法條更能預防違規。

後續第一個觀察重點，是本案判決確定後，被告是否依期限向國庫支付款項，以及緩刑期間是否遵守相關要求。緩刑不是無罪，也不是免責，而是以暫不執行刑罰換取行為人守法與履行條件。若社會能看見緩刑條件確實被執行，司法的可信度將提高；反之，若後續執行資訊模糊，民眾可能只記得「判了但不用關」，而忽略實際制裁。

第二個觀察重點，是澎湖禁捕期違規案件是否下降。單一判決的政策效果不能只看輿論反應，而應回到行為結果。若未來同類案件減少，代表查緝與司法處理產生嚇阻；若案件仍持續發生，則必須檢討罰責、查緝密度、需求端管理及宣導方式是否不足。資源保育不是判完一案就結束，而是長期治理能力的累積。

第三個觀察重點，是地方社羣如何看待此案。若漁民、潛水者、餐飲業者與居民都能形成共識，認為禁捕期是必要且公平的制度，那麼執法成本會下降，社會監督會上升。反之，若有人把非法採捕浪漫化為「靠海喫海」或「地方習慣」，就會削弱法治與保育。澎湖的海洋文化值得珍惜，但真正的珍惜不是無限制取用，而是讓下一個季節、下一代人仍有資源可用。

第四個觀察重點，是司法未沒收船舶後，金錢制裁是否足以形成替代嚇阻。本案項男須支付六十四萬元，其餘五人各十二萬二千元，總額不低。若此類金額能讓潛在違規者認知到偷捕得不償失，未沒收工具也可能達到目的；若未來仍有船主願意冒險提供船舶支援，則政策上或許需要更清楚討論工具物處分與行政管理配套。

總結而言，澎湖六人偷捕馬糞海膽案不是孤立的小型刑案，而是一次海洋公共財治理的壓力測試。法院判決給予緩刑，並不代表違法代價輕微；相反地，刑事定罪、高額支付國庫款項及緩刑期間約束，已向社會釋出明確訊號：禁捕期具有法律強制力，海洋資源不是任意取用的無主物。接下來，真正關鍵在於地方政府能否將此案轉化為制度教育，執法單位能否維持查緝動能，市場與消費者能否拒絕違規誘因。唯有司法、行政與社會共同承擔，澎湖的海膽資源纔可能在保育與利用之間取得長久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