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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記者 吳欣紜 臺北23日電）原住民族委員會今天表示，原住民族政策涉及教育、文化、醫療、交通、產業、住宅及社會福利等多個面向，115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至少新臺幣240億元為原住民族直接受益。
無黨籍立委高金素梅日前質疑，原民會115年度預算於中央政府總預算未達原住民族人口比例，認為依原住民族人口比例估算，115年中央總預算中原民應分得約827億元，然而原民會實際預算僅128億，連1/6都不到。
對此，原民會今天發新聞稿澄清，原住民族政策涉及教育、文化、醫療、交通、產業、住宅及社會福利等多個面向，中央政府相關經費並非僅編列於原民會，而是由中央各部會依權責共同推動，115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中至少有240億元相關預算為原住民族直接受益。
原民會指出，教育部、運動部、內政部、衛生福利部、文化部、農業部及相關基金，編列近90億元推動原住民族相關政策，各部會另有育幼托育、社會住宅、交通建設、治山防災、災區重建、通訊基礎建置等經費項目，也都能讓原住民族與國人共同獲益。
針對原住民族綜合發展基金財務狀況的質疑，原民會表示，截至4月底止，基金淨值約71億元，整體財務狀況穩健，並無外界所謂「破產」情形，而115年度也持續編列相關經費，辦理原住民保留地禁伐補償等重要政策。
原民會也說，另因立法院修正財劃法，中央與地方財源配置調整，部落聯外道路補助經費有所調整，但地方統籌分配款同步增加，整體地方財源並未減少，以新竹縣尖石鄉及五峯鄉為例，公所整體財源仍增加約4000萬元。
至於原住民族相關法案推動進度，原民會表示，行政院歷年已多次提出「原住民族自治法」及「原住民族土地及海域法」等重要法案草案送請立法院審議，而都市原住民族權利保障條例草案及原住民族工作權保障法修正草案，目前也仍待立法院排審。（編輯：張銘坤）1150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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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民會：中央政府總預算逾240億原民直接受益 | 生活 | 中央社 CNA
說明事件的人事時地物與核心背景
# 原民會澄清115年度原民預算：中央相關投入逾240億，涵蓋跨部會政策推動
## 【核心事實】
原住民族委員會於2025年5月23日發布新聞稿，正式回應無黨籍立委高金素梅針對原民會115年度預算提出的質疑。原民會在新聞稿中明確指出，115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中，與原住民族直接相關的經費至少達到新臺幣240億元，而非僅有原民會本身編列的128億元預算。
原民會進一步說明，原住民族政策的推動範疇涵蓋教育、文化、醫療、交通、產業、住宅及社會福利等多個領域，相關經費並非集中編列於原民會單一機關，而是由中央各部會依據權責共同協力推動。除了原民會本身預算外，教育部、內政部、衛生福利部、文化部、農業部等相關部會，以及運動部與各項附屬基金，共同編列近90億元經費用於推動原住民族相關政策。
此外，原民會也針對外界質疑原住民族綜合發展基金「破產」的說法予以澄清，表示截至2025年4月底為止，該基金淨值約為71億元，整體財務狀況穩健，並無外界所稱「破產」的情形，115年度也持續編列相關經費以辦理原住民保留地禁伐補償等重要政策。
在法案推動方面，原民會表示行政院歷年已多次將「原住民族自治法」草案及「原住民族土地及海域法」草案送請立法院審議；都市原住民族權利保障條例草案及原住民族工作權保障法修正草案，目前也仍待立法院排審。
## 【背景脈絡】
此次爭議的導火線，源於高金素梅立委根據原住民族人口比例所進行的一項估算。臺灣原住民族人口約佔總人口的2.4%至2.5%區間，若以此比例套用於115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規模，高金素梅主張原住民族應可分配到約827億元的相關預算。然而，檢視原民會本身的預算規模，卻僅有128億元，不足高金素梅估算金額的六分之一。
這樣的數字落差，凸顯出原住民族預算議題長期以來存在的一個結構性問題：究竟該如何衡量原住民族在中央政府預算中所獲得的資源挹注？若僅以單一機關預算作為計算基準，原住民族所能運用的資源確實相對有限；但若將跨部會涉及原住民族的政策經費一併納入計算，整體數字則有顯著提升。
臺灣原住民族政策的推動體系，長期以來採取「專責機構統籌」與「跨部會協力」並行的雙軌模式。原民會作為中央專責機關，主責原住民族綜合發展基金的運作、保留地禁伐補償、以及各項直接惠及原住民的福利政策；而其他部會則依據各自業務職掌，在教育、文化、醫療衛生、農業、警政等領域同步推動與原住民族相關的各項措施。這種模式的優點在於資源整合，缺點則是容易因為各部會預算分散，導致原住民族實際獲得的政策紅利難以被完整呈現與計算。
原住民族綜合發展基金的存在，是原民會推動多項政策的重要財源基礎。該基金的收入來源包括原住民保留地的開發與處分收益、政府編列的預算撥款，以及各項專案計畫經費。近年來，隨著原住民族土地正義意識抬頭，有關保留地禁伐補償的政策需求日益殷切，基金運用壓力隨之增加，這也是外界傳出基金財務疑慮的背景因素之一。
## 【各方觀點】
高金素梅立委的質疑，代表了原住民族立法委員對於原民預算規模長期偏低的不滿。其核心論點在於：原住民族作為臺灣的原始族羣，在中央政府總預算中所獲得的資源配置，理應與其人口比例相稱。高金素梅以827億元的估算金額作為論述基礎，凸顯出她認為當前預算編列存在結構性不公的立場。
然而，原民會的回應則從另一個角度切入，強調不能僅以原民會單一機關預算來衡量原住民族受惠程度。原民會指出，橫向檢視中央各部會的預算項目，包括教育部的原住民族教育經費、文化部的原住民文化保存預算、衛生福利部的原住民醫療保健計畫、交通部與內政部的偏鄉交通與基礎建設經費、農業部的原住民農業輔導方案，以及各項社會住宅與托育補助，都是原住民族能夠直接受惠的政策資源。將這些跨部會預算合計後，至少有240億元的規模，這是原民會試圖呈現的政策全貌。
值得注意的是，原民會的回應也觸及了《原住民族自治法》與《原住民族土地及海域法》的立法進度議題。這兩部法律草案長期停在行政院與立法院之間，未能完成立法程序，原因涉及原住民自治區的治理權限、原住民傳統領域土地的界定、以及海域資源的歸屬等高度敏感的憲政與法理議題。對原住民族而言，這兩部法律的立法意義重大，涉及土地權利、自治權力與文化傳承的核心利益；而對政府整體而言，則需面對國土治理、法律位階以及與現行法制整合的複雜挑戰。
另一項值得關注的觀點衝突，落在部落聯外道路補助經費的議題上。原民會表示，由於立法院修正《財劃法》導致中央與地方財源配置調整，部落聯外道路補助經費因此有所變動。然而，原民會強調，地方統籌分配款同步增加，整體地方財源並未減少。以新竹縣尖石鄉與五峯鄉為例，即使聯外道路補助項目調整，公所整體財源仍增加約4000萬元。這項說法的目的在於安撫偏鄉原住民部落對於財源減少的疑慮，但也引發外界好奇：專款專用的道路補助轉為一般性財源分配，對於部落實際的基礎建設需求而言，是否真的能達到等效的資源保障？
## 【影響分析】
此次原民預算爭議的即時影響，首先體現在公眾對於政府原住民族政策資源配置透明度的關注。當高金素梅提出827億元的估算對比128億元的實際預算時，這樣的數字落差立即引發社會議論。原民會選擇以240億元的跨部會口徑回應，某種程度上是試圖擴大計算範圍以化解「預算過低」的批評壓力，但這樣的做法是否真正回應了原住民族的實質需求，仍有待商榷。
跨部會預算合計的做法雖然在帳面上擴大了原住民族受益的總量，但其前提是假設原住民族能夠公平地獲得各部會相關政策的資源。然而，現實層面上，原住民族分佈於全國各地偏遠山區與離島城鎮，在取得政府公共服務方面往往面臨地理障礙與資訊落差。例如，衛生福利部的原住民醫療保健計畫，究竟有多少比例的醫療資源真正流向原住民聚落的醫療院所，而非被都會區的原住民稀釋？這類執行層面的問題，往往在預算數字的宏觀論述中被輕易帶過。
原住民族綜合發展基金財務狀況的澄清，則攸關多項關鍵政策的永續推動。其中最受矚目的，是原住民保留地禁伐補償制度。這項制度的設計邏輯在於：為了在環境保育與原住民傳統土地利用之間取得平衡，政府對位於特定區位的原住民保留地實施禁伐令，並給予原住民相應的經濟補償。若基金財務出現危機，補償發放的穩定性將直接受到衝擊，進而影響原住民生計與其對於國家政策的信任基礎。原民會明確表示基金淨值71億元且財務穩健，對於穩定基層民心具有一定的安撫效果。
在立法層面，《原住民族自治法》與《原住民族土地及海域法》兩部草案遲遲未能完成立法，是原住民族政策壇上長期存在的未解難題。這兩部法律涉及原住民族傳統領域土地的認定與管理、原住民自治區的設立與運作機制、以及原住民海域資源利用的權利保障等核心議題。每當相關法案被提起討論時，往往夾雜著原住民族還我土地運動的歷史正義訴求，以及政府對於國土完整與法律秩序的考量，兩者之間的歧見難以在短期內取得共識。高金素梅此時提出預算質疑，某種程度上也可能是在為推動這些法案的立法進程蓄積政治壓力。
就地方財政的角度而言，《財劃法》修正所帶來的連鎖效應，正在基層原住民鄉鎮層面逐步顯現。部落聯外道路補助從專款補助轉為納入地方統籌分配款的調整，反映了中央與地方財政關係的結構性重構。對偏鄉原住民公所而言，這種轉變意味著自主支配財源的彈性增加，但同時也失去了專款專用保障下對於特定建設項目的資金確保。新竹縣尖石鄉與五峯鄉的案例顯示，整體財源有所增加，但增加的財源是否會優先用於部落聯外道路的維護與改善，而非被其他行政需求稀釋，仍有待觀察。
## 【關鍵數據】
**原民會版本（原民會單一機關預算）**：115年度新臺幣128億元
**高金素梅估算版本（依人口比例推估）**：約新臺幣827億元
**原民會澄清版本（跨部會口徑）**：至少新臺幣240億元
**跨部會相關預算**：教育部、內政部、衛生福利部、文化部、農業部、運動部及相關基金合計近新臺幣90億元
**原住民族綜合發展基金淨值**：約新臺幣71億元（截至2025年4月底）
**尖石鄉與五峯鄉公所財源增量**：約新臺幣4000萬元
**臺灣原住民族人口占比**：約2.4%至2.5%
**待立法院審議的重要法案草案**：
## 【延伸觀察】
此次原民預算爭議，表面上是數字計算口徑的歧異，深層則反映了臺灣原住民族政策在制度設計與資源分配上的結構性困境。單一機關預算與跨部會口徑的計算爭議，揭示了一個長期被忽視的問題：我們究竟該用什麼框架來評估原住民族政策的成效？
若以「專責機關預算」作為指標，128億元的規模確實偏小；但若以「跨部會合計」作為口徑，240億元的數字看起來較為可觀。然而，無論採用哪種計算方式，都無法直接回答一個更根本的問題：這些資源是否真正有效地回應了原住民族在經濟發展、文化傳承、土地正義與自治權力方面的核心需求？
從國際比較的視角觀察，臺灣原住民族政策的發展脈絡與澳洲、加拿大、紐西蘭等國有諸多相似之處，亦即從早期同化政策逐步轉向多元文化主義與權利取向的路徑。然而，這些國家在衡量原住民族政策資源時，往往採用更精細的原住民人口基礎細分法，而非簡單的總人口比例估算。原因在於原住民族內部的城鄉分佈、年齡結構與部落型態差異甚大，過度簡化的比例估算容易忽略最需要資源挹注的偏遠與弱勢羣體。
原住民族自治區的制度建立，是《原住民族自治法》草案最核心的倡議目標之一。自治區的設立意味著原住民族將在特定區域內享有一定程度的地方治理自主權，包括人事、財政、教育與文化政策的自治管理。然而，這項制度設計在現行憲政體制下牽涉層面極廣，包括與現有地方自治制度的競合關係、行政區劃的調整、以及自治區域內原住民與非原住民居民之間的權利義務配置等。這也是為何該草案多次送入立法院後始終未能完成立法的關鍵原因之一。
《原住民族土地及海域法》的立法難題，同樣涉及敏感的歷史正義與資源歸屬問題。原住民族傳統領域土地的範圍認定，不僅影響原住民保留地的總量與分佈，也與國家公園、森林保育區與風景特定區等國土利用分區產生高度重疊。海域資源的部分，則涉及原住民傳統海洋文化與現行海洋法制之間的統合問題。在這些議題上，原住民族與國家機關之間的立場分歧，往往難以在短時間內透過立法協商化解。
回到預算議題本身，值得進一步追蹤的是：當《財劃法》修正改變了中央對地方的財源分配結構後，各縣市原住民鄉鎮的財政處境將如何演變。專款補助與一般統籌分配款的最大差異，在於專款通常綁定特定政策目標，有利於確保資源不被挪用至其他用途；而一般財源雖然給予地方政府更大的運用彈性，卻也可能因為政治優先順序的考量，使偏鄉建設需求在資源競爭中處於劣勢。對於原住民鄉鎮而言，如何在維持專款保障與爭取更大財務彈性之間取得平衡，將是地方治理上的重要課題。
此外，原住民族工作權保障制度的實質成效，同樣值得持續關注。《原住民族工作權保障法》旨在確保政府機關與公共事業在進用原住民的比例上有明確規範，並要求一定比例的政府採購案件應優先由原住民廠商承攬。然而，這部法律的執行成效，在過往屢屢受到挑戰，包括原住民廠商的資訊取得不足、投標門檻過高、以及監督機制不夠健全等問題。高金素梅此次提出預算質疑的脈絡中，是否隱含對原住民族工作權保障成效的不滿，同樣值得深入探究。
總體而言，原民會此次的新聞稿澄清，固然在數字層面提供了較為完整的跨部會預算圖像，但要真正化解原住民族對於政策資源不足的不信任，需要的不僅是預算數字的呈現方式，更需要在政策執行面的透明化、個案效益的可測量性、以及制度層面的實質改革上，展現更具體的進展與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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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民會：中央政府總預算逾240億原民直接受益 | 生活 | 中央社 CNA
分析影響、風險與後續觀察方向
原住民族議題長期以來是臺灣社會多元文化政策的重要試金石，而資源分配的公平性更是檢驗政府誠意的關鍵指標。無黨籍立委高金素梅日前公開質疑原民會預算未達原住民族人口比例，引發社會對於原住民族資源配置的廣泛討論。這場爭議不只是數字之爭，更是關乎臺灣原住民族在國家發展進程中，究竟被視為「特殊照顧對象」還是「完整公民」的根本定位問題。原民會的240億元回應看似試圖擴大計算基礎，卻也暴露了長期以來原住民族政策資源整合不足、論述框架模糊的政策結構性缺陷。在原住民族自治法與土地海域法草案長期卡關立法院的背景下，這場預算口水戰折射出的，是原住民族在臺灣政治經濟版圖中，始終難以取得實質權利保障的無奈現實。
從數字面向仔細檢視，原民會與高金素梅立委之間的認知鴻溝，其實反映了兩種截然不同的資源分配計算邏輯。高金素梅援引的是「人口比例原則」，即原住民族約佔臺灣總人口2.4%，若以此比例估算中央總預算中的原民份額，得出827億元的期待數字。這套計算邏輯奠基於「比例原則」的公平性想像，認為國家資源應依人口結構合理分配，少數族羣不應因人數劣勢而在資源爭取上居於弱勢。然而，原民會的回應則採用了更為寬鬆的「相關受益」認定標準，將各部會編列的原住民族相關預算全部納計，得出240億元的數字。問題在於，這兩種計算方式都不足以完整呈現原住民族資源需求的實質內涵。原住民族分佈於偏遠山區與離島，地理條件決定其公共服務成本遠高於都會區；文化傳承所需資源與一般社會福利不同，需要專門的文化預算支持；傳統領域土地的權利保障至今仍缺乏完整的法律框架，等比例的金錢補償能否真正回應歷史不正義，都是這道算術題之外的深層議題。
原民會特別強調，相關預算並非僅編列於原民會，而是由中央各部會依權責共同推動，教育部、內政部、衛福部、文化部、農業部等單位都編列了近90億元的原住民族相關政策經費。這套論述在行政效率的表面上或許言之成理，卻掩蓋了一個根本問題：分散於各部會的原民預算，究竟有多少能真正「直接受益」於原住民族，有多少隻是因為原住民使用了一般公共服務而被納入統計？以社會住宅為例，若原住民因經濟弱勢而入住社會住宅的比例較高，這筆預算確實可被認定為原民受益；但若只是原住民與一般國民共同使用同一項公共建設，卻將全額計入原民受益，這樣的計算方式無疑是稀釋了原住民族專屬資源的實質內涵。雪隧貫通後宜蘭原住民的生活處境、莫拉克風災後原鄉部落的重建進度、花蓮與臺東原住民在觀光產業發展中的實質參與程度，這些具體指標恐怕比240億這個數字更能檢驗原民資源的真實效益。
更深層的問題在於，原民會的澄清新聞稿幾乎完全迴避了「政策成效」的檢驗。71億元的原住民族綜合發展基金淨值是否足以支撐族人發展需求？禁伐補償的政策設計是否真正回應了原住民族保留地管理的現實困境？部落聯外道路補助調整後，地方政府的執行能力是否足以承接新增的統籌分配款？這些攸關政策實效的關鍵問題，在原民會的回應中付之闕如。特別值得關注的是，原民會以新竹縣尖石鄉與五峯鄉為例，說明公所整體財源增加約4000萬元，然而尖石與五峯只是臺灣眾多原鄉中的一個行政區個案，不能代表其他更為偏遠、資源更為匱乏的原住民鄉鎮的原鄉處境。數字上的增加未必代表實質服務能量的提升，偏鄉公所的人力編制、專業能力與行政效率，往往是決定資源能否有效運用的關鍵變數。
這場預算爭議所暴露的首要結構性問題，是臺灣原住民族政策長期缺乏一個具有約束力的「基準框架」。原住民族基本法明定了原住民族的多項權利，包括自治權、土地權與文化權，但對於資源配置的比例原則僅有模糊的原則性宣示，缺乏具體的可操作性標準。當原民會與立委之間對於「原民預算」該如何計算出現認知歧異時，社會大眾沒有任何一個客觀的超然標準可以仲裁誰的計算方式更為合理。這種制度性的模糊地帶，使得原住民族在資源分配談判中始終處於劣勢，因為「數字」是可以被選擇性地放大或縮小詮釋的武器。
第二個結構性問題在於，原住民族政策的推動長期呈現「部會孤島化」的現象。原民會作為主管機關，理論上應該具有協調各部會原民政策的樞紐功能，但在實際運作中，各部會往往各自為政，缺乏有效整合的機制。教育部推動的原民教育經費、衛福部的原民健康促進、文化部的原民文化保存，這些分散在各部會的資源若未能建立有效的整合平臺與效益追蹤機制，便容易形成資源重疊或服務缺口的雙重問題。240億元這個數字，或許是各部會原民相關預算的簡單加總，但這種「物理性」的統計方式，無法呈現這些資源在政策光譜上的分佈是否均衡、是否真正回應了原住民族的核心需求。
第三個值得關注的問題是原住民族自治立法的停滯。原民會在新聞稿中提及，行政院已多次提出原住民族自治法及原住民族土地及海域法草案送請立法院審議，但都市原住民族權利保障條例草案及原住民族工作權保障法修正草案目前仍待立法院排審。立法進程的延宕意味著原住民族的核心權利至今仍缺乏法律層面的完整保障，而權利保障的不足，反過來又使資源分配永遠停留在「救濟」而非「權利」的框架下運作。當原住民族從事的不是要求「應得的權利」而是乞求「政府的恩惠」時，這種主從關係本身就構成了對原住民族尊嚴的結構性傷害。
從短期政治風險角度觀察，此番預算爭議有可能激化原住民族社羣對政府的不信任感。高金素梅作為無黨籍立委，其批評話語在某種程度上代表了一部分原住民對於官方數字可信度的疑慮。當原民會急於澄清而缺乏更具說服力的成效數據支撐時，外界的觀感很容易停留在「數字遊戲」與「報帳文化」的既有印象上。這種不信任感的累積，不僅影響原住民族對單一政策工具的支持意願，更可能逐漸腐蝕整體原住民族政策的社會基礎——當族人認為國家資源的分配邏輯是政治考量而非公平正義時，對國家機器的疏離感便會日益加深。
中期制度風險則表現在原住民族政策可能被過度「福利化」而模糊了「權利化」的改革方向。當原住民族議題持續以社會福利、偏鄉補助、城鄉落差等關懷話語被框架時，原住民族作為這片土地最早主人的歷史地位、以及由此衍生的自治權、土地權與文化權等核心權利，便容易被淡化甚至遺忘。禁伐補償是一個典型的例子：這項政策的初衷是回應原住民族傳統領域土地的管理責任，但當它被呈現為政府對原住民的「補貼」時，原住民族的角色便從「土地管理的承擔者」被矮化為「依賴國家救濟的弱勢族羣」。這種話語框架的漂移，長期而言將侵蝕原住民族在臺灣政治體制中的主體性地位。
長期而言，最大的風險在於臺灣原住民族政策的國際評比表現可能持續落後。聯合國原住民權利宣言明確揭示了原住民族在土地、資源、自決與發展等面向的各項權利，而原住民族自治法與土地海域法的長期停滯，已使臺灣在國際人權標準的檢驗下露出破綻。當蔡英文總統代表政府向原住民族道歉、宣示推動「原住民族轉型正義」時，時間軸已拉長至數年，而實質性的立法進展卻相當有限。這種「道歉有餘、改革無力」的政策疲態，不僅削弱了政府轉型正義話語的可信度，更可能在原住民族社羣中形成「體制內改革已無可能」的灰心氛圍，進而催生更為激進的街頭行動或政治對抗。
面對這場預算爭議所揭示的結構性困境，首先需要建立的是一個透明、客觀且具有公信力的原住民族資源統計框架。原民會不應只是簡單地將各部會相關預算加總後提出一個總數字，而應建立一套更具體的分項統計系統，明確區分「原住民族專屬資源」與「原住民族受益資源」的差異，並定期公佈各項資源的使用效益評估報告。這套統計框架的設計必須有原住民族代表參與，確保統計口徑的訂定不是由政府單方面決定，而是經過充分的溝通與協商。唯有建立這樣的透明機制，政府提出的數字才能具有公信力，質疑者的批評也才能在共同的數據基礎上進行有意義的政策辯論。
其次，原民會應積極推動跨部會整合平臺的有效運作，而非僅將各部會分散的預算數字加總作為回應批評的武器。這意味著原民會必須取得實質的協調權限，能夠參與教育部、衛福部、文化部等部會涉及原住民族政策預算的規劃階段，而非只是在事後統計誰編了多少錢。在這個整合平臺上，各部會的原民預算應被重新檢視其「直接受益」的實質內涵，排除那些只是原住民與一般國民共同使用、卻被全額計入原民受益的模糊項目。同時，這個平臺應建立資源缺口分析機制，識別哪些原住民族的核心需求尚未被現有資源有效覆蓋，並據此提出優先順序的資源配置建議。
第三，立法院應將原住民族自治法、都市原住民族權利保障條例以及原住民族工作權保障法修正草案列為優先法案，儘速推動立法進程。這些法案的通過將為原住民族資源分配提供明確的法律基準，避免資源配置淪為年年重演的數字口水戰。特別是原住民族自治法，作為落實原住民族基本法核心精神的關鍵立法，其通過將使臺灣原住民族從「國家照顧的對象」轉變為「具有自決權的主體」，這是質的改變而非量的調整。對於土地海域法草案，則應在立法院審議過程中納入更為充分的原住民族參與機制，確保傳統領域土地的認定標準不會再次成為政府單方面決定的產物。
第四，政府應建立原住民族政策效益的長期追蹤機制。這不僅包括傳統的量化指標，如受惠人數、服務覆蓋率等，更應納入原住民族社羣對政策成效的主觀感知。原民會可以委託獨立研究機構或學者進行定期的政策效益評估，確保評估結果不受行政機關的政治考量影響。這些評估報告應向社會公開，使原住民族社羣能夠有效監督政策資源的使用成效，也讓政府在提出資源分配數字時能夠有更具體的成效證據支撐。
最後，也是最根本的，是原住民族政策的話語框架需要從「福利救濟」轉向「權利保障」。這不僅是口號的改變，更是心態與制度的全面調整。當國家資源的分配是基於原住民族作為這片土地最早主人的歷史地位、是基於原住民族基本法所保障的各項權利時，資源配置的邏輯便會產生根本性的改變。827億元與128億元之間的差距，或許不是用單一年度的預算數字可以填補的；但若能透過制度性的變革，逐步落實原住民族的基本權利，使族人不再需要年年為資源分配的比例爭論，這種「質」的改變將遠比任何數字上的增加更有價值。
這場預算爭議後，各界應持續關注幾個重要觀察指標。首先是高金素梅立委後續是否會繼續追蹤此案，以及國會中是否有其他立委加入對原民預算的監督行列。原住民族預算的分配正義問題，過去往往被歸類為少數族羣的「內部事務」，而缺乏來自非原住民立委的實質關注。若此次爭議能促使更多立委正視原民預算的結構性問題，將是臺灣原住民族政策監督的重要突破。其次，應持續追蹤原住民族自治法與土地海域法在立法院的審議進度。這兩項法案的命運，將是檢驗臺灣政府對於原住民族轉型正義誠意的最重要指標。若這些法案持續在立法院卡關，則無論官方提出多少億元的預算數字，都難以洗刷「形式主義」的質疑。
第三個觀察重點是，原住民族綜合發展基金在115年度的實際運作狀況。原民會強調基金財務穩健、沒有破產問題，但71億元的淨值規模是否能有效支撐族人發展需求、基金資源是否真正流向最需要的族羣與地區，都是需要實際追蹤的問題。特別是在原鄉經濟發展、青年返鄉創業、以及傳統產業活化等面向，基金的支援力道是否足夠、申請程序是否便民、核銷規定是否合理，都是影響政策實效的關鍵變數。最後，社會大眾應持續關注原住民族社羣對於這場預算爭議的實際反應。原住民社羣內部對於資源分配優先順序的想像並非鐵板一塊，不同族羣、不同世代、不同地域的族人，對於原住民族政策的期待可能存在相當大的差異。這場預算爭議若能促使原住民族社羣內部展開更為充分的公共對話，形成更具體的政策共識，將是比任何單一數字更為有意義的進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