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爆新聞》南韓警鐘？臺灣危機？街訪點破「它」：不希望發生 - 政治 - 自由時報電子報

海峽論壇、國籍法修法、網紅旅遊行銷、雙城論壇動物交流，以及南韓選務爭議，看似是幾則分散新聞，實際上共同指向同一個核心問題：民主社會如何在開放交流、制度包容與國家安全之間，建立可被信任且可被執行的防線。臺灣面對的挑戰，不只是「要不要交流」的二分法，而是誰交流、以何種身分交流、背後是否存在政治目的，以及相關制度是否足以防止外部威權力量利用民主程序反向侵蝕民主本身。

本次海峽論壇即將於中國廈門登場，陸委會禁止中央與地方公職人員參加，臺東縣長饒慶鈴申請出席遭駁回，引發兩岸交流與統戰界線之辯。國民黨立委陳玉珍主張「民進黨要有自信一點，我們也可以統戰他們」，並認為應讓更多大陸人來臺灣看看。這種說法表面上強調自信與開放，但公共政策不能只建立在情緒式自信之上，更必須建立在風險辨識、制度責任與權力邊界之上。

同時，國民黨立委傅崐萁提案修改國籍法，讓中國籍配偶參政不必放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法案已一讀付委。此案之所以引發高度爭議，正因它牽動的不只是婚姻移民權益或個人政治參與，而是公職忠誠義務、敏感資訊接觸、憲政安全與臺灣政治制度能否抵抗外部滲透的根本問題。若將此議題簡化成歧視或反歧視，很容易忽略臺灣與中國之間並非一般國家間移民關係，而是存在軍事壓力、政治統戰與主權爭議的特殊情境。

海峽論壇長期被臺灣官方視為中共對臺統戰平臺，其政治意義遠超過一般民間交流。所謂統戰，並不必然以強硬姿態出現，更多時候是透過友善包裝、情感連結、地方合作、青年交流、文化活動等形式，逐步塑造「兩岸一家親」或「臺灣政治分歧只是內部矛盾」的敘事。若公職人員以職務身分出席，無論其本意如何，都可能被中共宣傳系統轉化成政治背書，甚至被解讀為臺灣地方政府承認該平臺的正當性。

陳玉珍提出「我們也可以統戰他們」的說法，反映一種對開放交流的信心。但政策上必須追問：臺灣是否擁有同等的宣傳資源、資訊控制能力與政治動員結構？中國是高度集中的威權體制，宣傳、媒體、網路平臺與地方政府可形成一致行動；臺灣則是開放民主社會，政治人物、媒體、民間團體各有立場，也不可能以國家機器進行同等方式的思想動員。換言之，臺灣的優勢是自由、多元與真實生活經驗，但弱點也正在於開放環境容易被外部勢力操作、剪輯、利用。

這不表示臺灣應關閉所有交流。相反地，民主社會若完全失去交流能力，反而可能削弱自身說服力。問題在於交流的層級與身分必須清楚區分。一般民眾、學術、文化、觀光交流，與縣市首長、民代、公務人員參與具有政治宣傳目的的平臺，風險完全不同。街訪民眾指出公職人員涉及國家機密與敏感資訊，因此不宜以公職身分參與統戰性活動，這其實是一種相當務實的風險直覺：不是不準所有人往來，而是掌握公權力與資訊者必須承擔更高標準。

國籍法修法爭議則更進一步觸及制度核心。若中國籍配偶參政不必放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便涉及雙重忠誠與政治責任問題。一般民主國家對公職候選人、公務人員、軍警與涉及機密者，往往會設置更嚴格的身分、忠誠與利益衝突規範。臺灣面對中國的特殊壓力，相關規範更不宜只以一般移民政策視之。公職人員不只是享有參政權者，也是國家治理架構的一部分；當其可能保有一個敵意政權的國籍，社會自然會產生國安疑慮。

王定宇批評修法是公開為中共併吞臺灣鋪路，並示警臺灣透過民主選舉保護自身，可能只剩二○二六與二○二八兩次重要機會。這類說法具有強烈政治警示意味，或許在語氣上會引發支持與反感兩種反應，但其背後所揭示的問題值得嚴肅討論：民主制度的破壞不一定來自坦克與飛彈，也可能透過合法程序、修法提案、選舉參與、地方合作與輿論塑造，一步步改變制度防線。當威權力量學會使用民主語言時，民主社會若仍只用傳統政黨攻防看待，就可能低估風險。

網紅旅遊行銷與中國形象包裝，則是另一種較柔性的統戰形式。林亮君指出，單純介紹旅遊不是問題，但若背後涉及心理戰，刻意只呈現中國好的一面，迴避新疆維吾爾族人權等議題，就值得警覺。這項觀察切中當代資訊戰特徵：宣傳不一定直接喊政治口號，而是以生活風格、旅遊美食、城市景觀、科技便利、消費體驗來塑造認知。觀眾看到的是漂亮畫面，接受的卻可能是一套經過挑選與過濾的政治印象。

至於臺北市立動物園與上海動物園以黑腳企鵝交換兩隻小貓熊，蔣萬安稱為臺北上海雙城論壇具體成果，民進黨議員則質疑這類動物園間常態交流本可由機關獨立完成，不應包裝成雙城論壇政績。這件事本身看似溫和，甚至帶有城市交流與動物保育的正面意涵，但爭議點不在動物交流是否可行，而在政治包裝是否必要。當專業交流被納入特定兩岸政治平臺成果，就可能使原本中性的行政合作被賦予統戰敘事價值。

南韓投票爭議提供另一層反思。部分地區因投票用紙短缺，選民排隊數小時卻無票可投，官方緊急發放補充憑證並調度選票，現場還出現選票以紙袋搬運等畫面，引發抗議與封鎖投票箱。此事讓韓國輿論稱羨臺灣當天投票、現場唱票開票制度，認為較安全透明。這提醒臺灣，民主制度的可貴不只在於投票權本身，更在於程序讓人民看得見、聽得懂、能監督。選務信任是民主防衛的基礎，一旦失去，任何外部勢力都可能趁虛而入。

第一個問題，是臺灣社會對「交流」與「統戰」的界線仍缺乏穩定共識。支持交流者常將限制解讀為封閉或恐懼，主張防範者則常將交流視為滲透風險。真正需要建立的，不是情緒化的全開或全關，而是一套可檢驗標準：主辦單位是否具政治統戰性質？參與者是否具公職身分？是否涉及公帑補助？是否可能接觸敏感資訊？活動內容是否被用於政治宣傳？只要標準清楚，爭議便可減少，政策也較能經得起社會檢驗。

第二個問題，是公職身分的責任常被低估。民選首長、民意代表與一般民眾不同，他們具有代表性、資源分配權與政策影響力。當他們出席特定平臺，往往不只是個人行程，而會被視為政治訊號。若相關活動具統戰色彩，其言行便可能被放大成「臺灣地方接受中國安排」或「臺灣內部支持兩岸融合」的宣傳素材。因此，要求公職人員遵守更高標準，並非否定其個人自由，而是要求其承擔公權力角色帶來的限制。

第三個問題，是國籍法修法牽涉的國安討論，容易被包裝成單純平權議題。中國籍配偶在臺灣生活、婚姻、家庭、就業等權益，當然應受到尊重與保障；然而參政與擔任公職涉及國家治理，並非單純個人福利。尤其當提案方向是不必放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即可參政，爭議就不只是「能不能參與公共生活」，而是「是否可在保有敵意政權國籍下進入臺灣公權力體系」。這是一條必須審慎處理的憲政界線。

第四個問題，是軟性統戰的辨識能力仍不足。許多宣傳不會自稱宣傳，而是以旅遊、文化、美食、親情、城市交流出現。這些內容本身不必然有害，但當其背後存在資金、組織、任務或選擇性敘事，就可能形成認知操作。若政府補助、公共資源或官方平臺不慎流向配合統戰的單位，便等於以臺灣納稅人的錢強化外部政治敘事，這是政策上必須避免的漏洞。

短期風險在於政治宣傳被放大。若公職人員參與海峽論壇或類似平臺，即使發言謹慎，仍可能被剪裁成符合中共統戰需要的素材。這類素材未必在臺灣內部立即造成重大衝擊，卻可被中國用於國內宣傳或國際敘事，塑造「臺灣各界支持交流融合」的形象，削弱臺灣政府對外說明中共壓力的可信度。

中期風險在於制度防線被逐步鬆動。國籍法修法若未經充分國安評估便推進，可能開啟敏感公職資格放寬的先例。未來若有更多涉及選舉、政黨、政治獻金、公務任用、機密接觸的制度被以平權或交流名義調整，臺灣將面臨「形式合法、實質失防」的困境。民主制度最脆弱之處，常不在非法攻擊，而在於合法程序被用來瓦解自身保護機制。

長期風險則是社會認知被改寫。網紅旅遊、城市交流、動物交換等看似無害事件，若不斷被包裝成兩岸融合成果，可能逐漸降低社會對統戰的警覺。當民眾習慣將政治風險視為小題大作，當警示者被貼上反交流標籤，真正的制度滲透便更容易發生。這並不是要求社會以恐懼看待所有中國相關事務，而是要保有辨識宣傳邏輯的能力。

另一項不可忽視的風險，是選務信任。南韓投票爭議之所以引發臺灣關注，正在於選舉程序一旦混亂，便會快速衍生陰謀論、抗議與政治對立。臺灣目前當天投票、現場唱票開票的制度受到肯定，但這份信任並非永久保證。面對假訊息、境外操作與政黨競爭加劇，臺灣必須持續維護選務透明，否則外部勢力不必改變選舉結果，只要破壞人民對結果的信任，就能造成民主傷害。

第一，政府應建立更清楚的公職人員參與中國活動規範。現行禁止或駁回個案雖有其政策理由，但若缺乏公開、可理解的判準，容易被批評為政治選擇性執法。主管機關可針對活動主辦背景、政治宣傳性、參與身分、公務資源使用、行程透明度、事前申報與事後報告等面向，建立分級管理制度。一般民間交流不宜過度幹預，但公職人員、涉及機密職務者、受公帑補助者，必須受到更高程度監督。

第二，國籍法修法應進行完整國安與憲政影響評估。中國籍配偶權益需要被照顧，但參政資格不應倉促處理。立法院若審查相關提案，應邀集國安、憲法、移民、人權、選務及兩岸政策專家，釐清何種公職涉及敏感資訊、何種參政形式可被允許、是否需放棄原國籍、是否需設置一定年限與忠誠義務要求。若只以政黨票數推進，將使社會疑慮升高，也會讓法案本身背負更大政治不信任。

第三，應區分生活權益與政治權力。中國籍配偶在臺灣的家庭生活、醫療、工作、教育、社會融入，應盡量避免不合理障礙；但進入公權力體系則應接受不同標準。這樣的區分有助於避免社會將國安防線誤解為排斥特定羣體，也能讓政策討論回到制度安全，而非身分對立。政府與政黨在論述上也應避免煽動性語言，否則容易傷害在臺正常生活的陸配羣體。

第四，政府補助與公共資源應建立反統戰審查機制。林亮君所提政府補助不應流向可能配合中共統戰的單位，方向上值得重視。但執行時必須有明確標準，避免淪為意識形態審查。可要求受補助者揭露合作對象、資金來源、內容授權、拍攝安排及是否接受境外官方或半官方單位協助。若內容涉及中國官方安排，至少應清楚揭露，讓觀眾知道資訊來源，而非以純旅遊分享掩蓋政治背景。

第五，面對網紅與旅遊行銷，臺灣不宜只採取禁止策略，更應提升媒體識讀。政府、學校與公民團體可推動辨識選擇性敘事的教育：為何某些影片只呈現繁華城市，卻不談人權限制？為何某些內容反覆強調便利與友善，卻避談言論自由與監控？當民眾具備判讀能力，統戰內容的效果自然降低。民主社會最有效的防衛，往往不是封鎖資訊，而是讓人民看懂資訊背後的目的。

第六，城市與動物園交流應回歸專業治理。臺北市立動物園與上海動物園交換黑腳企鵝與小貓熊，若符合動物福利、檢疫、保育與專業需求，本身未必需要否定。但政治人物不宜過度包裝成特定論壇成果，更不應讓專業機關成為政治敘事工具。市府可公開交流契約、動物照護條件、專業評估與過往國際交流案例，讓社會判斷此案是正常專業合作，還是被政治化操作。

第七，臺灣必須持續強化選務透明。南韓事件提醒臺灣，即便成熟民主也可能因行政疏失引發重大不信任。臺灣應維持投開票現場公開、唱票可監督、選票流向可追蹤的制度優勢，同時加強選務人員訓練、物資盤點、突發事件應變與假訊息澄清。選舉不是隻有投票日一天，而是一整套信任工程；任何小錯誤都可能被放大成政治危機。

接下來首先要觀察的是海峽論壇期間，是否仍有臺灣地方或政治人士以不同身分出席，以及中國官方媒體如何包裝相關畫面。若中共宣傳將個別參與者放大為臺灣民意代表，便再次證明公職身分參與統戰平臺的風險。臺灣社會也應檢視陸委會禁令是否具一致性，避免政策正當性被個案爭議消耗。

其次，國籍法修法在立法院後續審查將是重大指標。此案若進入實質討論，朝野不應只以口號互相扣帽，而應把問題攤開：中國籍配偶參政的範圍為何？是否包含地方民代、中央民代甚至更高公職？是否可能接觸機密？若不放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如何處理忠誠義務衝突？這些問題若沒有答案，法案就不宜倉促前進。

第三，網紅旅遊與政府補助流向值得持續追蹤。臺灣不可能也不應阻止所有人拍攝中國旅遊內容，但公部門資源是否支持相關內容、內容是否接受中國官方安排、是否有隱藏合作條件，應成為監督重點。透明揭露是最低要求；只要資訊公開，社會自會判斷其可信度。

第四，雙城論壇成果的包裝方式也需觀察。若未來更多常態性專業交流被納入政治論壇政績，民眾應追問：這些交流是否非透過論壇不可？是否存在對等性？是否增加臺灣公共利益？若答案不清楚，政治宣傳意味便會大於實質效益。城市治理需要務實，但務實不等於放棄政治判斷。

最後，南韓選務爭議給臺灣的啟示，是制度優勢需要日常維護。臺灣被稱羨的現場唱票與透明開票，不是理所當然，而是長期社會信任與行政紀律累積的結果。當臺灣面對二○二六地方選舉與二○二八總統大選，外部壓力、內部對立與資訊戰勢必升高。真正的民主防衛，不只是在選舉中選出誰，更是在每一次制度爭議中守住透明、守住邊界、守住人民對民主程序的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