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博：中國調整對臺施壓策略　共機侵擾轉向外交孤立 | 政治 | 中央社 CNA

彭博報導所揭示的重點，不只是中國對臺施壓「力道」有所變化，而是施壓「場域」正在轉移。過去外界較容易以共機越過海峽中線、軍艦繞臺、大規模軍演等指標，判斷北京對臺壓力是否升高；但今年截至五月底，臺灣記錄到每日平均越過海峽中線的中國軍機數量較去年同期減半，三月更出現連續七天未派戰機接近臺灣的罕見狀況。相較於二○二四年底曾有單日一五三架軍機活動的高峯，軍事面暫時降溫，確實形成值得注意的對比。

然而，軍事動作減少並不等於臺海壓力下降，更不代表北京改變對臺政治目標。依據報導，北京正在加大外交與媒體層面的施壓，尤其針對賴清德總統在國際舞臺發聲的機會，採取更具懲罰性的手段。從驅逐曾任《紐約時報》中國特派員的王月眉，到對法新社、日經亞洲等曾專訪賴總統的媒體施壓，再到制裁訪臺的紐西蘭國會議員，這些行動顯示，北京並非停止施壓，而是將重心轉向更低可見度、卻可能更具滲透性的外交孤立與敘事控制。

北京此番策略調整，首先反映其對「軍事灰色地帶行動」外溢效果的再評估。共機頻繁侵擾臺灣周邊空域，固然能對臺灣社會製造心理壓力，也能向內部民族主義輿論展示強硬姿態；但長期而言，這類行動也容易讓國際社會更清楚看見臺灣所承受的威脅，進而強化民主國家對臺灣安全的關注。歐亞集團分析師傑瑞米．陳在報導中指出，北京可能認為先前灰色地帶施壓正在傷害其國際聲譽，或替臺灣凝聚更多國際支持。這項判斷切中要害：當軍事挑釁成為全球媒體易於呈現的畫面，北京反而可能將自己置於「破壞現狀者」的位置。

因此，外交孤立與媒體懲罰成為北京較可控的新工具。軍事行動往往引發即時反應，甚至迫使美國、日本與歐洲國家表態；相對而言，拒發簽證、限制採訪、對媒體機構施壓、制裁外國議員等作法，較容易被包裝成「主權」或「內政」問題，也較不易在短時間內形成同等強度的國際反彈。這是北京手法轉向的關鍵：降低軍事挑釁的可見風險，增加外交與資訊空間的壓迫密度。

報導中特別值得注意的是，賴清德總統上任後已接受海外媒體專訪六次，超過蔡英文前總統同期紀錄。這代表賴政府顯然意識到，臺灣不能只在危機時被看見，也必須透過國際媒體建立主動論述。對北京而言，賴總統在國際媒體受訪不只是新聞事件，而是臺灣政治主體性被國際社會「正常化」的過程。當外媒以國家領導人規格訪問臺灣總統，並讓其政策立場進入全球公共討論，北京所擔憂的並非單一訪問內容，而是國際輿論逐漸習慣臺灣有獨立政治聲音。

這也解釋為何北京過去多半以口頭抗議回應臺灣領導人接受海外媒體專訪，如今卻升高到實際懲罰。根據報導，法新社二月刊出賴總統專訪後，中國外交部不僅表達不滿，還拒絕法新社記者採訪重大政治與外交活動；另有報導指出，北京甚至拒絕向法新社新派任記者核發簽證。日經亞洲記者去年五月在臺北專訪賴總統後，中國當局也對該媒體提出威脅，後續常駐中國記者簽證未獲批准。這些並非零星事件，而是針對國際新聞機構的制度性警告：若報導安排被北京認定賦予臺灣領導人正當性，便可能付出在中國採訪受限的代價。

此一轉向也顯示，北京對臺策略正在更重視二○二八年臺灣總統大選前的政治環境塑造。傑瑞米．陳指出，北京真正想要的是讓賴總統在下屆總統大選中落敗，同時在國際上孤立他，以削弱其國內支持基礎。這句話的政策含意很深：北京並不只是在外交上抵制賴政府，而是試圖透過國際空間的壓縮，回過頭影響臺灣內部政治評價。若臺灣民眾感受到總統無法順利過境美國、出訪受阻、外媒採訪引發報復，北京便可能期待社會出現「選錯人導致臺灣被孤立」的政治敘事。

第一個問題，是臺灣面對的壓力不再只屬於國防部門能掌握的安全議題，而是跨越外交、媒體、國會交流與國際法治價值的複合型競爭。當共機數量下降，外界可能誤判情勢趨緩；但若北京同步提高對外媒、外國議員、臺灣領導人出訪路徑的封鎖，臺灣承受的壓力只是轉換型態。政策溝通若仍過度依賴軍機架次作為危機溫度計，將無法完整呈現北京新一輪施壓的樣貌。

第二個問題，是國際媒體與外國政治人物可能面臨更高的「中國成本」。對外媒而言，中國仍是重要採訪場域，簽證、採訪許可、重大活動准入，都可能成為北京施壓工具。若新聞機構擔心派駐中國受到影響，未來是否降低訪問臺灣領導人的意願，將成為臺灣國際傳播的一項隱性風險。對外國議員而言，紐西蘭國會議員訪臺後遭禁止進入中國、香港及澳門，象徵北京願意把懲罰對象擴大至民主國家的民意代表。

第三個問題，是北京把「外交孤立」與「國內政治影響」連動操作。賴總統原定過境美國的出訪計畫自去年夏季以來持續延宕，今年訪問非洲時也遭遇北京跨洲阻撓。這些事件若被單獨看待，可能只是外交行程不順；但放在整體脈絡下，便是北京企圖塑造一種結構性困境：臺灣領導人愈想走向國際，就愈可能讓合作對象承擔壓力，進而使臺灣在外交推進上面臨更多猶豫與摩擦。

第四個問題，是民主社會對於「非軍事脅迫」的警覺常常不足。軍演有畫面、戰機有數字、飛彈有軌跡，容易引起公共討論；但簽證卡關、採訪權限受限、外交活動被排除、外國議員遭制裁，往往分散在不同國家與機構之中，不易形成一致反應。北京正是利用這種分散性，把壓力拆成許多看似個別的行政措施，避免引發大規模反制。

短期風險在於，臺灣國際發聲管道可能遭遇寒蟬效應。若北京持續對曾訪問賴總統的媒體採取懲罰，部分媒體機構可能在編務安排上更加謹慎，甚至降低高層級專訪頻率。這不代表外媒必然屈服，但新聞組織必須考量人員派駐、簽證與採訪安全，這些現實條件都可能影響報導資源配置。臺灣若無法提供更穩定、更便利、更具新聞價值的採訪環境，國際媒體在壓力下可能轉向低風險議題。

中期風險在於，外交孤立策略可能外溢至國會外交與地方交流。紐西蘭國會議員遭制裁的案例，可能成為北京日後對其他民主國家議員的示範。若各國民意代表訪臺後面臨進入中國、香港、澳門受限，部分政治人物可能衡量個人、選區或政黨利益而卻步。臺灣過去倚賴國會外交補足正式邦交不足，若此管道遭北京系統性施壓，臺灣必須投入更多政治與公共外交資源維持交流動能。

長期風險則在於，北京可能逐步建立「懲罰常態化」模式。也就是說，只要外媒、議員、學者、智庫或企業被認定承認臺灣政治主體性，就可能面臨不同程度限制。當懲罰成為常態，國際行為者便可能在事前自我審查，避免踩到北京紅線。這種風險比軍事威嚇更難處理，因為它不必發動大規模行動，卻能慢慢改變國際社會談論臺灣的語言、形式與頻率。

另一項風險，是臺灣內部政治可能被「外交受阻」敘事牽動。若北京成功把過境延宕、出訪困難、外媒受壓等事件塑造成賴政府能力問題，而非中國脅迫問題，臺灣社會便可能在錯誤框架下討論外交處境。這對民主政治相當危險，因為它會讓侵害者的責任被稀釋，受壓迫者反而被要求自我限縮。臺灣必須避免落入「只要少發聲就會更安全」的假設，因為歷史經驗顯示，退讓不必然換來尊重，反而可能鼓勵更多壓迫。

第一，臺灣政府應把非軍事脅迫納入國安溝通框架，建立更完整的公開說明機制。除了公佈共機、共艦動態，也應定期彙整北京對外媒、外國議員、國際組織、臺灣出訪行程的施壓案例，讓社會理解壓力來源與操作方式。這不是為了製造恐慌，而是避免公共討論只看見軍事數字，忽略外交與資訊戰線的深層變化。

第二，臺灣應強化對國際媒體的制度性支持。當外媒在中國採訪面臨簽證與准入壓力，臺灣可以提供更便利的採訪協助、更完整的資料服務、更快速的政府回應窗口，以及更具透明度的政策說明。臺灣無法替外媒承擔中國簽證風險，但可以提高外媒報導臺灣的專業便利性與新聞價值，使北京的阻撓難以降低國際媒體對臺灣議題的關注。

第三，臺灣應與理念相近國家建立「反制外交脅迫」的協調網絡。紐西蘭議員遭制裁，不應被視為單一國家事件，而應納入民主國家共同面對中國跨境政治懲罰的案例。臺灣可透過國會外交、智庫交流、非政府組織與國際媒體合作，促成更多國家理解：今日被懲罰的是訪臺議員，明日可能是記者、學者或企業代表。只有把個別案例連結成共同議題，才能提高北京施壓的外交成本。

第四，賴政府在國際傳播上應持續主動，但必須更精準設計訊息。海外專訪不宜只重複立場宣示，而應清楚呈現臺灣在區域安全、民主治理、供應鏈韌性、人道援助與國際合作中的具體角色。北京最希望把臺灣描述成麻煩製造者；臺灣則必須反向證明自己是負責任的民主夥伴。國際受眾未必熟悉臺海細節，但能理解新聞自由、議會交流、反脅迫與維護現狀的價值語言。

第五，臺灣內部政治人物與社會領袖應避免讓北京的孤立策略轉化為內部互相指責。不同政黨可以辯論外交策略，但不宜把中國施壓簡化成某一位領導人的個人問題。若臺灣內部把外部脅迫解讀成「誰比較會惹怒北京」，北京便達成分化目的。民主社會真正需要討論的是：如何在不放棄尊嚴與安全的前提下，降低風險、擴大支持、維持溝通能力。

第六，臺灣也應持續維持軍事警覺。共機活動短期下降，不代表軍事壓力結束，更可能是策略節奏調整。北京若認為外交孤立未達效果，或需要對內展現強硬，仍可能重新拉高軍事活動。國防準備、民防韌性、危機溝通與盟友協調都不能因短期數字變化而鬆懈。外交戰線與軍事戰線不是互斥選項，而是北京對臺施壓工具箱中的不同工具。

未來首先要觀察的是，北京對外媒懲罰是否擴大。若更多曾訪問臺灣領導人的國際媒體遭遇簽證延宕、採訪限制或活動排除，就能證明此一策略已從個案升級為制度性做法。相對地，若外媒仍持續安排高層級訪問臺灣，並公開揭露遭受壓力的過程，則北京的嚇阻效果可能有限，甚至反而引發對新聞自由的更多關注。

其次要觀察賴總統出訪與過境安排是否出現突破。報導提到，本世紀臺灣歷任其他總統第一任期內均曾過境美國本土，賴總統原定過境美國的出訪計畫卻持續延宕。這不只是行程問題，而是臺美互動、北京壓力與區域情勢交錯下的政治訊號。若未來能在風險可控下恢復正常過境，將有助於削弱北京「阻斷賴清德國際能見度」的效果。

第三，要觀察民主國家對中國制裁議員的反應強度。紐西蘭國會議員遭禁止進入中國、香港及澳門，是北京首次制裁紐國議員；若此例未引發足夠反彈，北京可能認為成本可控，進一步把類似作法套用到其他國家。反之，若各國國會以跨黨派聲明、互訪行動或制度性支持回應，便能降低個別議員被孤立的壓力。

最後，臺灣社會應以更成熟的眼光理解北京策略轉向。共機少一些，未必就是善意；外交壓力多一些，也未必意味臺灣無路可走。真正的關鍵在於，臺灣能否看清威脅形式的變化，並以透明治理、穩健外交、國際連結與內部團結回應。北京若企圖讓臺灣在國際舞臺失聲，臺灣更需要以穩定、可信、負責任的方式持續發聲。這場競爭不只是軍機架次的競爭，更是誰能取得國際信任、誰能守住民主制度、誰能把事實說清楚的長期競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