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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3點駁斥臺灣有「荷蘭病」，傳產出口已逐步復甦。（圖／記者許宥孺攝）
AI商機大爆發，拉動經濟高速成長，但也引來臺灣陷入「荷蘭病」爭論。中央銀行從成長動能、與國內供應鏈關聯度等3面向駁斥，並指出電子資通訊與傳統製造業表現分化非臺灣獨有，日、韓也因受到中國低價傾銷等因素影響而有類似情況，但臺灣與韓國傳統產業出口已經逐步復甦。
1960年代荷蘭在北海發現天然氣油田，帶動荷蘭於1970至1980年代初期，大量出口天然氣享受貿易順差，累積大量外匯，卻也因荷蘭盾（Dutch guilder）實質匯率大幅升值，削弱其他產業生產、出口，並使競爭力下降。1977年「經濟學人」首度將荷蘭面臨的問題，稱之為荷蘭病（Dutch Disease）。
2018年以來，受惠於全球供應鏈重組與新興科技需求等經濟紅利，臺灣經濟成長率優於全球；近兩年更因AI熱潮興起，臺灣具備半導體與伺服器供應鏈完整的競爭優勢，出口與投資雙引擎全開，去年經濟成長率達8.76%，央行預估今年經濟成長率可達9.45%。
半導體產業拉動臺灣經濟高速成長，卻也引發臺灣陷入「荷蘭病」的討論。央行於理監事會後參考資料指出，儘管電子資通訊製造業景氣優於傳統製造業，呈現分化走勢，但傳統製造業持續成長，努力朝高值化方向邁進，並積極跨入AI供應鏈，進行產業升級轉型，「當前臺灣經濟發展與荷蘭病現象並不相同」。
央行從成長動能、與國內供應鏈關聯度、對其他製造業影響3面向分析。成長動能方面，臺灣電子資通訊製造業透過持續性的研發支出與製程創新，確立全球重要領先地位，屬於知識與技術密集型產業；1960年代的荷蘭依賴天然資源開採，繁榮取決於國際大宗商品價格波動。
至於與國內供應鏈關聯度，臺灣電子資通訊製造業內部緊密結合，傳統製造業逐漸參與，生態系持續擴大；1960年代荷蘭的資源產業與國內其他工業關聯度極低，較難產生技術擴散效應。
對其他製造業影響方面，臺灣傳統製造業藉由融入AI生態系等方式，持續提升自我競爭力與附加價值率；1960年代荷蘭則走向其他製造業萎縮的局面。
央行補充，電子資通訊製造業與傳統製造業表現分化的現象，並非臺灣獨有，日本、韓國也有類似情形，主要是受中國大陸低價傾銷、美國加徵關稅以及終端需求疲弱影響，不過今年以來，臺、韓傳產貨品出口已逐步復甦，年增率分別為7.7%及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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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3點駁斥臺灣有「荷蘭病」 傳產出口已逐步復甦 | ETtoday財經雲 | ETtoday新聞雲
說明事件的人事時地物與核心背景
AI 商機快速擴大，帶動臺灣出口與投資同步升溫，也讓半導體、伺服器等電子資通訊供應鏈成為近年經濟成長的重要引擎。不過，隨著相關產業表現明顯優於傳統製造業，外界也出現臺灣是否陷入「荷蘭病」的討論。所謂荷蘭病，源自 1960 年代荷蘭發現北海天然氣後，資源出口帶來大量外匯與匯率升值，進而削弱其他產業出口競爭力的經驗。
中央銀行對此提出反駁，認為當前臺灣情況與典型荷蘭病不同。央行指出，臺灣電子資通訊製造業的成長主要來自研發投入、製程創新與完整供應鏈優勢，屬於知識與技術密集型產業，並非單純依賴天然資源或大宗商品價格波動。同時，電子資通訊產業與國內供應鏈連結緊密，傳統製造業也逐步切入 AI 生態系，並朝高值化、產業升級方向發展，因此較能產生技術擴散與帶動效果。
央行也補充，電子資通訊業與傳統製造業景氣分化並非臺灣獨有，日本、韓國同樣受到中國大陸低價傾銷、美國加徵關稅與終端需求疲弱等因素影響。換言之，傳產壓力不全然來自臺灣內部產業失衡，而是與國際市場環境變化有關。原文並指出，今年以來臺灣與韓國傳統產業貨品出口已逐步復甦，顯示傳產雖面臨轉型壓力，但尚未走向荷蘭病所描述的全面萎縮局面。
這場「臺灣是否出現荷蘭病」的討論，核心在於AI與半導體帶動出口、投資快速擴張後，是否排擠傳統產業競爭力。央行的立場相當明確，認為當前臺灣經濟發展與1960年代荷蘭因天然氣出口繁榮而導致其他製造業萎縮的情況不同。央行從三個面向說明：首先，臺灣電子資通訊製造業的成長來自研發投入、製程創新與全球供應鏈地位，屬於知識與技術密集型產業，不是單純依賴天然資源價格循環；其次，半導體、伺服器等產業與國內供應鏈連結緊密，且傳統製造業正逐步切入AI供應鏈，生態系仍在擴大；第三，傳產並非全面萎縮，而是透過高值化與產業升級提高附加價值。
從數據來看，近年臺灣受惠全球供應鏈重組與新興科技需求，經濟成長率優於全球，去年經濟成長率達8.76%，央行並預估今年可達9.45%，顯示AI商機確實成為重要成長動能。不過，電子資通訊製造業與傳統製造業景氣分化也是真實存在的壓力，央行補充這並非臺灣獨有，日本、韓國同樣受到中國大陸低價傾銷、美國加徵關稅與終端需求疲弱影響。值得注意的是，今年以來臺灣與韓國傳產貨品出口已逐步復甦，年增率分別為7.7%與8.3%，央行藉此強調，臺灣目前更像是產業結構轉型與升級過程，而非典型荷蘭病。
央行此番駁斥「荷蘭病」說法，核心影響在於穩定市場對臺灣產業結構失衡的疑慮。AI商機確實讓半導體、伺服器與電子資通訊產業成為成長主軸，也使外界擔心傳統產業被邊緣化；但央行強調，臺灣的成長動能來自研發、製程創新與完整供應鏈，而非單一天然資源價格上漲，與荷蘭病的形成條件不同。這有助於將討論焦點從「是否過度依賴單一產業」拉回「如何擴大技術擴散與產業升級」。
對傳統製造業而言，短期壓力仍存在，尤其日本、韓國也面臨中國低價傾銷、美國關稅與終端需求疲弱等挑戰，顯示產業分化並非臺灣特例。不過，原文指出臺灣與韓國傳產出口已逐步復甦，代表傳產並非全面萎縮，而是在外部競爭與需求循環中調整。若傳產能持續切入AI供應鏈、提升附加價值，將有機會把電子資通訊產業的強勢成長轉化為跨產業動能，而不是形成資源排擠。
整體來看，央行說法對政策與企業佈局都有提醒意義：臺灣需要維持半導體與AI供應鏈優勢，同時避免成長成果集中在少數產業。未來關鍵不只在出口數據復甦，更在於傳統產業能否透過技術升級、供應鏈整合與高值化，建立較穩定的競爭力。
央行此次以「成長動能、供應鏈關聯、對其他製造業影響」三點回應荷蘭病疑慮，關鍵在於區分「單一產業強勢」與「強勢產業排擠其他部門」的差異。臺灣半導體與電子資通訊產業的擴張，主要來自研發、製程創新與全球AI需求，而非天然資源價格飆升；同時，其供應鏈與國內製造體系連結較深，傳統產業也有機會透過材料、零組件、設備或應用端切入AI生態系，這與荷蘭當年資源產業外溢效果有限的情境不同。
不過，央行的說法並不代表臺灣可以忽視產業分化風險。電子資通訊出口與投資快速成長，確實讓總體數據表現亮眼，但傳統製造業仍面臨中國低價競爭、美國關稅與終端需求疲弱等壓力。若復甦動能未能轉化為長期升級，產業差距仍可能擴大。後續觀察重點不只在傳產出口年增率是否回升，也包括企業是否能提升附加價值、導入AI應用、改善產品組合，並在全球供應鏈重組中找到新定位。換言之，臺灣目前未必符合典型荷蘭病，但如何避免經濟成長過度集中於少數強勢產業，仍是政策與企業都需要面對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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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影響、風險與後續觀察方向
AI 商機推升臺灣出口與投資，讓經濟成長率明顯優於全球，也讓半導體與伺服器供應鏈成為國內景氣的核心引擎。但成長越集中，外界越容易產生另一層疑慮：臺灣是否正在因單一強勢產業過度擴張，而排擠傳統製造業、拉大產業落差，甚至走向所謂「荷蘭病」？央行這次以三個面向回應，重點不只是替高科技景氣辯護，而是在釐清「產業分化」與「結構性病症」之間的差別。若只是看到電子資通訊業表現突出、傳產相對疲弱，就直接套用荷蘭病框架，確實可能忽略臺灣產業結構與歷史案例的本質差異。
問題的關鍵在於，荷蘭病原本描述的是天然資源繁榮帶來匯率升值與製造業競爭力流失；而臺灣此波成長，主要來自知識、技術、研發與供應鏈整合能力，並非單純依賴不可複製的天然資源出口。更重要的是，半導體與電子資通訊產業並非與國內其他產業隔絕，反而透過設備、材料、零組件、散熱、機構件與伺服器等環節，持續擴大供應鏈連動。傳統製造業雖面臨中國低價傾銷、美國關稅與終端需求疲弱等壓力，但原文也指出，其出口已逐步復甦，並正嘗試高值化與切入 AI 生態系。這代表臺灣真正需要診斷的，不是是否已罹患荷蘭病，而是如何避免高科技榮景掩蓋傳產升級速度不足、產業薪資落差擴大與資源配置失衡等潛在風險。央行的駁斥有其合理性，但政策討論不能停在「不是荷蘭病」；更應追問如何讓 AI 紅利擴散到更多產業，形成更均衡且具韌性的成長。
央行之所以急於澄清臺灣並未陷入「荷蘭病」，關鍵在於這場爭論不只是學術名詞之辨，而是牽涉臺灣經濟成長結構是否過度集中於AI與半導體。從原文來看，央行的論證核心，是將臺灣今日的電子資通訊產業，與1960年代荷蘭依賴天然氣出口的資源型繁榮區隔開來。半導體與伺服器供應鏈的成長，來自研發、製程、供應鏈整合與全球需求變化，並非單純依靠不可再生資源價格上漲；更重要的是，這些產業與國內製造體系連動較深，理論上能帶動零組件、材料、設備與相關服務擴張，和當年荷蘭資源部門與其他工業連結薄弱的情境不同。
不過，央行的反駁並不代表臺灣可以忽視產業分化風險。新聞中提到電子資通訊製造業景氣明顯優於傳統製造業，這確實反映AI紅利分配並不平均。若資本、人才與政策注意力長期集中於少數高成長產業，傳產即使沒有「萎縮」，也可能面臨升級速度不足、利潤空間受壓與國際競爭加劇等問題。央行指出日本、韓國也受中國低價傾銷、美國關稅及終端需求疲弱影響，顯示傳產困境不宜簡化為臺灣匯率或半導體獨強所造成；但這也提醒政府與產業界，外部競爭壓力是持續存在的，不能只用整體出口復甦來淡化結構落差。
因此，較精準的判讀應是：臺灣目前未必符合典型「荷蘭病」定義，但確實處在高度仰賴AI供應鏈拉動成長的階段。央行強調傳統製造業正朝高值化、融入AI生態系轉型，這是避免產業兩極化的關鍵。未來觀察重點不只在經濟成長率或出口年增率是否亮眼，更在於AI商機能否擴散到更多產業，讓傳產透過技術升級、產品差異化與供應鏈重新定位，真正分享成長成果。
央行以三個面向駁斥臺灣陷入「荷蘭病」，其論點有助於釐清AI與半導體帶動成長，並非單純依賴天然資源或短期價格循環；但風險並不因此消失。真正需要評估的是，當電子資通訊產業成為主要成長引擎時，景氣循環、資本投入與人才配置是否過度集中。一旦全球AI投資放緩、終端需求修正，或主要市場因關稅與科技管制產生變化，臺灣出口與投資動能就可能出現較大波動。換言之，央行否定「荷蘭病」診斷，並不等於否定產業集中度上升帶來的總體風險。
另一個風險在於傳統製造業的復甦是否具有延續性。原文指出臺、韓傳產貨品出口已逐步復甦，且臺灣傳產正朝高值化、融入AI供應鏈轉型，這是正面訊號；但傳產仍面臨中國大陸低價傾銷、美國加徵關稅與終端需求疲弱等外部壓力。若轉型速度不及競爭壓力，產業分化仍可能擴大，進而影響就業、區域發展與中小企業韌性。政策上應避免把「不是荷蘭病」解讀成「沒有結構問題」，而應持續強化傳產升級、供應鏈擴散與市場分散，讓AI紅利不只集中在少數強勢產業。
面對「荷蘭病」爭論，政策回應不宜只停留在是否符合定義的辯駁，而應把焦點放在產業結構是否能持續擴散成長效益。央行指出，臺灣AI與半導體動能來自研發、製程創新與完整供應鏈，和天然資源出口型繁榮不同；但這並不代表可以忽視產業分化的壓力。政府後續應協助傳統製造業更快接上AI供應鏈，包括導入智慧製造、提升材料與零組件附加價值、強化中小企業數位轉型能力，讓電子資通訊業的需求不只集中在少數龍頭，而能帶動更廣泛的就業、投資與出口升級。
後續觀察重點，首先是傳產出口復甦能否延續。原文提到臺灣與韓國傳統產業出口已逐步回溫，但外部仍受中國低價競爭、美國關稅與終端需求疲弱影響，復甦是否穩固仍需時間驗證。其次，應關注匯率、薪資與資源配置是否出現過度偏向單一產業的現象；即使臺灣目前未必符合典型荷蘭病，若資金、人才與政策資源長期集中於AI相關領域，仍可能擴大產業落差。最後，政府與央行除了持續說明臺灣與荷蘭病的差異，也應定期揭露產業外溢效果、傳產升級進度與出口結構變化，讓外界判斷AI榮景是否真正轉化為整體經濟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