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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記者 潘姿羽 臺北30日電）監委今天指出，政治檔案應移歸國家，但國發會等承接機關不夠積極，導致進度延宕。國發會晚間表示，國民黨7度拒絕後，已經依法帶回226箱，經初步判斷，部分檔案確實涉及威權統治時期國民黨黨務組織以及監控海外人士等案件，有待進一步審定。
監察委員範巽綠、林鬱容、高湧誠今天透過新聞稿表示，依法規定，政治檔案應移歸國家。但促轉會發現國民黨仍有黨內政治檔案未通報，國發會等承接機關未積極運用法律賦予權限，也未與司法機關有效合作，使相關檔案審定工作延宕近6年，行政院應督同主管機關改進。
國發會晚間發布新聞稿作出3點說明，第一，今年5月，國發會已經帶回226箱檔案。國民黨自114年9月至今年2月間，6度不配合提出或會同至國民黨板橋庫房檢視其持有的政治檔案；今年5月26日，國發會派所屬檔案管理局前往國民黨庫房，要求提出工作會檔案，國民黨第7度拒絕，因此依促進轉型正義條例第15條規定帶回226箱檔案，並通知國民黨派員自6月16日起，會同在檔案局配合開箱清點檔案，據以辦理後續審定作業。
國發會說明，第二，檔案是保存歷史的真實紀錄，徵集政治檔案是國家推動轉型正義工程不可或缺的一環；而上述226箱檔案開箱至今，初步判斷部分檔案確實涉及威權統治時期國民黨「文化工作會」、「海外工作會」等黨務組織，以及辦理書刊查禁及進口管制、偕同情治機關與駐外單位監控海外人士、打擊海外臺獨活動等案件的相關檔案，有待進一步逐筆審定。
國發會表示，第三，檔案局已積極加速辦理開箱及清點作業，待所有檔案開箱完畢後，會依檔案內容排定優先次序，以分階段執行；將就高度相關者優先辦理審定及移歸作業，並接續辦理目錄補編、修護、數位化及開放等工作。（編輯：林興盟）1150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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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委指追國民黨政治檔案延宕 國發會：已帶回226箱 | 政治 | 中央社 CNA
說明事件的人事時地物與核心背景
監察委員範巽綠、林鬱容、高湧誠指出，依相關法規，政治檔案應移歸國家保存與審定，但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曾發現國民黨仍有黨內政治檔案未通報，國發會等承接機關後續未積極運用法律權限，也未與司法機關有效合作，導致相關檔案審定工作延宕近6年。監委因此要求行政院督同主管機關檢討改進，凸顯政治檔案徵集與移歸進度，已成為轉型正義工程中的重要爭議。
國發會晚間回應表示，今年5月已由所屬檔案管理局帶回226箱檔案。國發會說明，國民黨自114年9月至今年2月間，曾6度不配合提出檔案，或不同意會同前往板橋庫房檢視其持有的政治檔案；今年5月26日，檔案管理局再度前往庫房，要求提出工作會檔案時，國民黨第7度拒絕，因此依促進轉型正義條例第15條規定帶回檔案，並通知國民黨自6月16日起派員會同開箱清點，以辦理後續審定。
國發會指出，政治檔案是保存歷史真實紀錄的重要資料，徵集工作攸關國家推動轉型正義。這批226箱檔案開箱後，初步判斷部分內容涉及威權統治時期國民黨「文化工作會」、「海外工作會」等黨務組織，以及書刊查禁、進口管制、與情治機關及駐外單位監控海外人士、打擊海外臺獨活動等相關案件，但仍須逐筆審定。國發會並表示，檔案局正加速開箱與清點，後續將依內容相關程度排定優先順序，分階段辦理審定、移歸、目錄補編、修護、數位化與開放。
監察委員範巽綠、林鬱容、高湧誠指出，依現行規定，政治檔案應移歸國家保存與審定；但促轉會先前已發現國民黨仍有黨內政治檔案未通報，國發會等承接機關卻未充分運用法律授權，也未能與司法機關形成有效合作，導致相關檔案審定工作延宕近6年。監委的重點在於，政治檔案不只是一般行政資料，而是釐清威權統治歷史、落實轉型正義的重要基礎，因此行政院應督同主管機關改進，避免國家應掌握的歷史紀錄長期停滯在政黨或特定單位手中。
國發會則回應，今年5月已由所屬檔案管理局依法帶回226箱檔案。依其說法，國民黨自114年9月至今年2月間，6度不配合提出或會同檢視板橋庫房內持有的政治檔案；今年5月26日，檔案局再前往要求提出工作會檔案時，國民黨第7度拒絕，因此國發會依促進轉型正義條例第15條規定帶回檔案，並通知國民黨派員自6月16日起會同開箱清點。國發會並表示，226箱檔案初步判斷部分涉及威權統治時期國民黨「文化工作會」、「海外工作會」等黨務組織，以及書刊查禁、進口管制、偕同情治機關與駐外單位監控海外人士、打擊海外臺獨活動等案件，後續仍須逐筆審定，並依相關程度分階段辦理移歸、目錄補編、修護、數位化與開放。
這起爭議的核心影響，在於政治檔案徵集與審定進度，直接牽動轉型正義工程能否落實。監委指出相關工作延宕近6年，等於凸顯主管機關在面對政黨持有檔案時，若未積極運用法定權限、也未與司法機關形成有效配合，政治檔案就可能長期停留在原持有者手中，影響國家保存歷史紀錄、釐清威權統治時期責任與公開史料的時程。
國發會已帶回226箱檔案，並初步判斷部分內容涉及國民黨黨務組織、書刊查禁、進口管制，以及偕同情治機關與駐外單位監控海外人士、打擊海外臺獨活動等案件。這代表後續審定結果不只關乎檔案移歸，也可能補足外界理解威權體制運作方式的重要材料。不過，檔案仍需逐筆審定，接著還有目錄補編、修護、數位化與開放等程序，實際公開仍需時間。
從行政面來看，監察院要求行政院督同主管機關改進，將使國發會與檔案局承受更高的進度壓力，也會提高外界對後續清點、審定與開放透明度的檢視。若能建立更明確的優先順序與執行節奏，可加速高度相關檔案進入國家保存與公共利用；反之，若程序再度拖延，恐削弱社會對政府推動轉型正義與政治檔案管理能力的信任。
這起爭議的核心，不只是國民黨庫房中還有多少檔案尚待清點，而是政治檔案移歸國家這件事，牽涉轉型正義能否從制度設計落實到行政執行。監委指出相關審定延宕近6年，國發會則強調已在國民黨多次拒絕配合後，依促進轉型正義條例帶回226箱檔案。雙方說法反映出，法律雖已賦予主管機關權限，但在實際追索、開箱、清點、審定到開放利用之間，仍存在程序、協調與政治阻力。
國發會初步判斷，部分檔案涉及威權統治時期國民黨黨務組織、書刊查禁、海外人士監控及打擊海外臺獨活動等內容，若後續審定確認，將有助於補足國家檔案中對黨國體制運作的紀錄。這些檔案不只是歷史材料，也可能關係到受害者、研究者與社會大眾理解威權治理如何運作。接下來的關鍵，在於檔案局能否在加速作業與維持審定品質之間取得平衡，並讓移歸、修護、數位化與開放程序具有可被外界檢驗的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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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委指追國民黨政治檔案延宕 國發會：已帶回226箱 | 政治 | 中央社 CNA
分析影響、風險與後續觀察方向
政治檔案的移歸，不只是行政程序上的清點、裝箱與審定，更是國家如何面對威權統治記憶的制度性測驗。這則新聞的核心，不在於國發會已帶回226箱檔案這個單一進度，而在於監察委員指出相關審定工作延宕近6年，反映轉型正義在法律授權、行政執行與政治阻力之間，仍存在明顯落差。促轉會曾發現國民黨仍有黨內政治檔案未通報，而國發會說明國民黨多次拒絕配合，最後才依促進轉型正義條例規定帶回檔案；兩者合併來看，問題並非單純「有無行動」，而是國家機關是否能在遭遇拒絕時，及時、有效、持續地運用法律工具，避免檔案審定長期停滯。
更值得注意的是，國發會初步判斷，部分檔案涉及威權統治時期國民黨黨務組織，以及書刊查禁、進口管制、偕同情治機關與駐外單位監控海外人士、打擊海外臺獨活動等案件。這些內容若經審定屬實，將不只是政黨內部文書，而可能牽涉黨國體制如何運作、政治監控如何跨越境內外、國家權力與政黨權力如何交疊等重大公共議題。因此，檔案移歸的延宕，實質上也意味著社會理解歷史真相、受害者取得相關資訊、研究者建立完整脈絡的時間被延後。國發會強調後續將開箱、清點、審定、移歸、補編目錄、修護、數位化及開放，方向固然正確，但監委的批評提醒我們：轉型正義不能只靠被動等待配合，也不能以程序繁複作為進度遲緩的合理化理由。真正的問題診斷，應回到國家是否具備足夠的執行意志、跨機關協作能力，以及面對政治檔案持有人不配合時的制度回應速度。
這則新聞的核心，不只在於國發會已帶回226箱檔案，更在於政治檔案移歸國家為何會延宕近6年。監委指出，促轉會早已發現國民黨仍有未通報的黨內政治檔案，但承接機關未充分運用法律權限，也未與司法機關有效合作，導致審定工作遲滯。國發會則以今年5月依法帶回檔案回應，並說明國民黨多次拒絕配合後，檔案局才依促轉條例規定進入後續程序。兩方說法並非完全矛盾：監委追問的是整體行政作為是否過於被動，國發會強調的是近期已採取強制帶回與清點審定的具體行動。
政治檔案的特殊性，在於它們不只是一般歷史文件，而可能牽涉威權統治時期政黨、國家機關與情治系統之間的運作關係。國發會初步判斷，部分檔案涉及國民黨「文化工作會」、「海外工作會」等組織，以及書刊查禁、進口管制、監控海外人士、打擊海外臺獨活動等案件，這些內容若經審定確認，將有助於釐清過去黨國體制如何介入言論、出版與海外政治活動。也因此，檔案移歸不只是行政程序問題，而是轉型正義能否取得原始材料、讓社會對歷史責任進行檢驗的基礎工程。
不過，帶回226箱只是起點，不等於真相已經公開。後續仍需逐箱開啟、清點、逐筆審定，再進行目錄補編、修護、數位化與開放；每一步都會影響外界能否查閱、研究與監督。監委的批評提醒行政院與主管機關，面對拒絕配合的政治檔案持有者，法律權限若沒有及時、有效地使用，制度就會被拖延消耗。國發會接下來能否提出明確優先順序與可被檢驗的進度，將決定這次帶回檔案究竟只是回應監委壓力，還是轉型正義工程重新加速的開始。
這起政治檔案移歸爭議的主要風險，不只在於國民黨庫房中的226箱檔案何時完成審定，更在於國家處理威權統治時期檔案的制度可信度是否持續流失。監委指出相關作業延宕近6年，反映承接機關在促轉會退場後，能否有效承接轉型正義任務，已成為公共檢驗焦點。若主管機關雖有法律授權，卻未能穩定運用行政調查、強製取回、跨機關協作等工具，外界容易形成「政治檔案可被拖延處理」的印象，進而削弱未來徵集、審定與開放工作的正當性。
第二層風險在於政治對立可能掩蓋檔案本身的公共價值。國發會說明，初步判斷部分檔案涉及國民黨威權統治時期黨務組織、書刊查禁、進口管制、偕同情治機關與駐外單位監控海外人士，以及打擊海外臺獨活動等案件。這些內容若經審定確認，將攸關國家暴力、言論管制與海外監控等歷史責任的釐清。然而在政黨攻防下，爭點可能被簡化為藍綠對抗，反而讓檔案開放、受害者知情權、歷史研究與社會對話被邊緣化。主管機關若未清楚說明審定標準、優先次序與後續開放方式，也可能使外界質疑程序選擇性或政治化。
第三層風險則是執行面壓力。226箱檔案帶回後，仍須開箱、清點、逐筆審定、目錄補編、修護、數位化與開放，任何環節都可能因人力、專業、保存狀況或法律爭議而延後。若檔案保存不佳，可能影響內容判讀；若開放過程未妥善處理個資、隱私與國家安全等界線，也可能引發新的爭議。因此，行政院與國發會面對的挑戰，是在依法追索與程序保障之間建立可被檢驗的節奏，避免延宕再次成為轉型正義工程的結構性問題。
此案接下來的關鍵，不只在國發會已帶回226箱檔案，而在於能否把「帶回」轉化為可被檢驗的審定、移歸與開放進度。監委指出延宕近6年，國發會則說明國民黨曾多次拒絕配合，兩者共同凸顯的問題是：政治檔案徵集若缺乏明確時程、跨機關協作與外部監督，即使法律已有授權，仍可能在程序往返中消耗公共信任。行政院應督同主管機關建立更清楚的工作節點，例如開箱清點完成後，何時進入逐筆審定、哪些類型優先移歸、目錄補編與數位化如何銜接，並定期對外說明進度與爭點，避免外界只能從零星新聞稿判斷全貌。
後續觀察可放在三個層面。第一，是國發會與檔案局能否在依法行政與效率之間取得平衡，尤其涉及黨務組織、書刊查禁、海外監控等檔案，內容可能牽涉個資、國家安全或第三人權益，開放前需要審慎處理，但不能因此成為無限期延後的理由。第二，是國民黨是否改變配合態度；若相關檔案確屬政治檔案，移歸國家不是政黨選擇題，而是轉型正義制度的一部分。第三，是司法機關、行政機關與監察機關之間能否形成有效分工，讓拒絕提出、爭議認定與後續救濟都有可預期程序。政治檔案的價值不在於短期政治攻防，而在於讓社會有機會檢視威權統治時期國家、政黨與情治系統的運作。若後續仍停留在互指延宕，最終受損的是歷史真相的保存與民主問責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