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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黃庠棻／臺北報導
「臺北戲劇獎」本屆的「特別貢獻獎」將頒發給被譽為「臺灣文化推手」的吳靜吉博士，吳靜吉一路培養出許多劇場藝術工作者與團隊，如優人神鼓、屏風表演班、表演工作坊、如果兒童劇團、紙風車劇團等，回顧臺灣劇場發展，他坦言現代的臺灣劇場人「很幸運」。
▲第二屆《臺北戲劇獎》特別貢獻獎得主吳靜吉博士。（圖／臺北戲劇獎提供）
戒嚴時期，連演出的劇本都要送審，解嚴後，劇團一時難以習慣，紛紛詢問吳靜吉「劇本要送給誰審？」相較之下，如今創作自由度大幅提升，吳靜吉博士樂觀表示，只要能獲得觀眾支持並引起共鳴，各類表演形式皆有發展與實現的可能。
▲第二屆《臺北戲劇獎》特別貢獻獎得主吳靜吉博士。（圖／臺北戲劇獎提供）
現為國立政治大學名譽教授、中山大學榮譽講座教授的吳靜吉博士，一手推動、參與「蘭陵劇坊」、「青少年戲劇推廣計畫－超級蘭陵王戲劇比賽」、「紙風車319／368兒童藝術工程」、「青少年反毒戲劇工程」等。
▲第二屆《臺北戲劇獎》特別貢獻獎得主吳靜吉博士。（圖／臺北戲劇獎提供）
留美回臺後，吳靜吉引進實驗劇場的經驗與訓練方法，培養出許多劇場藝術工作者與團隊。但是熱愛戲劇的他，本性其實非常害羞。身為一位宜蘭小孩，童年時常在廟埕觀賞歌仔戲演出，亦曾在住家附近觀看部隊勞軍團表演。當時他看見舞臺上演員自信投入演出，心中產生深刻啟發「能夠在舞臺上不害羞地表達自己的人，也許有機會從事表演。」因此展開與戲劇的不解之緣。
▲第二屆《臺北戲劇獎》特別貢獻獎得主吳靜吉博士。（圖／臺北戲劇獎提供）
回想起小時候，有次因為學校修建，學生便全部移至鄰近的廟裡上課，當時吳靜吉博士便與同學扮演不同的歌仔戲角色，甚至會用廢紙做成花、用毛巾做服裝等，大家都開心得笑成一團。
這讓吳靜吉意識到，戲劇真的能改變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而「創造力」更是讓生活變得更好的條件之一。在明尼蘇達大學研讀教育心理學時，吳靜吉博士省喫儉用觀賞各類表演，更赴紐約加入著名的「La MaMa 實驗劇坊」。回臺後便與金士傑等人接手「耕莘實驗劇團」（後更名為蘭陵劇坊），將美國的經驗應用在其中，影響臺灣八零年代的小劇場運動。
▲第二屆《臺北戲劇獎》特別貢獻獎得主吳靜吉博士。（圖／臺北戲劇獎提供）
有句話說「人生如戲，戲如人生」，吳靜吉博士便是致力於打造出無圍牆劇場，讓劇場與生活結合。他指出，每個人都有屬於自己的生命故事，只要故事具備足夠感染力並能引發共鳴，即有機會轉化為劇本創作。
吳靜吉進一步表示，「戲劇」其實是人際關係聯結的最好途徑，不僅能瞭解自己，也能學習跟別人相處、瞭解他人，更可以讓人瞭解，世界的可能性很大。「戲劇」具備如同「社會處方箋」的功能，是促進人際連結與社會理解的重要媒介，也是劇場藝術最具魅力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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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嚴後劇團竟問「劇本要送誰審」？ 臺灣文化推手獲臺北戲劇獎 | ETtoday星光雲 | ETtoday新聞雲
說明事件的人事時地物與核心背景
第二屆「臺北戲劇獎」將「特別貢獻獎」頒給吳靜吉博士，肯定他長年推動臺灣劇場與文化教育的影響力。吳靜吉現為國立政治大學名譽教授、中山大學榮譽講座教授，曾參與或推動蘭陵劇坊、青少年戲劇推廣計畫、紙風車兒童藝術工程、青少年反毒戲劇工程等工作，也培養、影響了許多劇場工作者與團隊，包括優人神鼓、屏風表演班、表演工作坊、如果兒童劇團、紙風車劇團等，因此被視為臺灣現代劇場發展的重要推手。
報導中特別回顧戒嚴與解嚴前後的劇場環境差異。戒嚴時期，劇本演出前必須送審；解嚴後，創作制度突然鬆動，甚至有劇團一時不知所措，詢問吳靜吉「劇本要送給誰審？」這段記憶凸顯臺灣劇場從受管制走向自由創作的轉折。相較過去，如今表演形式與題材的可能性大幅增加，吳靜吉也認為，只要作品能獲得觀眾支持、引發共鳴，各種表演形式都有發展空間。
吳靜吉與戲劇的連結，源自童年在宜蘭廟埕觀看歌仔戲、部隊勞軍團表演的經驗，也來自他對「人在舞臺上能自信表達」的深刻印象。留美期間，他研讀教育心理學，同時接觸各類表演與實驗劇場，回臺後將相關訓練方法帶入臺灣，與金士傑等人接手耕莘實驗劇團，後來發展為蘭陵劇坊，對八零年代小劇場運動產生影響。對他而言，戲劇不只是藝術表演，更能改變人際關係、促進理解，像是一種讓社會重新連結的媒介。
從臺北戲劇獎的角度來看，將本屆「特別貢獻獎」頒給吳靜吉博士，凸顯其在臺灣劇場發展中的長期影響力。原文提到，他曾推動或參與蘭陵劇坊、青少年戲劇推廣計畫、紙風車兒童藝術工程、青少年反毒戲劇工程等，也培養或影響優人神鼓、屏風表演班、表演工作坊、如果兒童劇團、紙風車劇團等多個劇場團隊與工作者。這些事例顯示，他的貢獻不只在單一作品或舞臺演出，而是橫跨教育、社會推廣與劇場人才養成。
吳靜吉的觀點則把臺灣劇場的變化放在更長的歷史脈絡中理解。戒嚴時期劇本需送審，解嚴後仍有劇團一時不知「劇本要送給誰審」，反映創作環境從管制走向自由時，劇場工作者也需要重新適應。相較過去，他認為今日臺灣劇場人「很幸運」，因為創作自由度已大幅提升，只要能獲得觀眾支持並引起共鳴，各種表演形式都有被實現的可能。
從文化推廣層面觀察，吳靜吉強調戲劇能連結人際關係、理解自己與他人，甚至具備「社會處方箋」的功能。這也說明他看待劇場並非只著眼藝術專業，而是把戲劇視為改善生活、促進社會理解的重要媒介。原文雖未提供量化統計，但透過其參與的計畫與影響的團隊，可看出他在臺灣現代劇場及公共文化教育中的角色相當關鍵。
吳靜吉獲頒臺北戲劇獎特別貢獻獎，意義不只在於表彰個人資歷，更是在回望臺灣劇場從戒嚴到解嚴後的轉變。原文提到，過去連劇本都要送審，解嚴後劇團仍一時不知「劇本要送給誰審」，反映創作環境曾長期受制度約束，也顯示自由並非一夕之間就能被創作者完全掌握。相較之下，今日劇場能以更多形式回應觀眾、社會與生活經驗，代表臺灣表演藝術已從外在審查的限制，逐步走向以創意、共鳴與公共參與為核心的發展階段。
吳靜吉的影響也在於人才與觀唸的長期擴散。他參與蘭陵劇坊、青少年戲劇推廣、紙風車兒童藝術工程等工作，並培養、支持多個劇場團隊，讓戲劇不只停留在專業舞臺，而能進入校園、地方與不同世代的生活。這種「無圍牆劇場」的理念，使戲劇成為人們理解自己、連結他人與想像社會可能性的媒介。從文化發展角度來看，這類推動不一定立即以票房或單一作品衡量，卻能累積創作土壤，讓更多人願意接近劇場、參與劇場，進而支撐臺灣表演藝術持續生長。
吳靜吉回憶解嚴後劇團仍詢問「劇本要送給誰審」，這個細節凸顯臺灣劇場從威權管制走向創作自由時，制度鬆綁並不代表創作者能立刻擺脫過往慣性。審查曾深刻影響表演藝術的生產方式，也形塑劇團對「能不能演、該怎麼演」的自我限制；而當外在限制逐步消失，真正需要重建的，是創作者對表達、觀眾與公共討論的信心。
從吳靜吉推動蘭陵劇坊、青少年戲劇推廣、兒童藝術工程到反毒戲劇工程，可以看見他理解的劇場並不只屬於專業舞臺，而是能進入教育、社區與日常生活的媒介。他強調每個人都有生命故事，也點出戲劇能讓人認識自己、理解他人，這與臺灣劇場民主化的歷程相互呼應：當創作不再只是少數人被允許的表演，劇場便可能成為社會對話的入口。
因此，特別貢獻獎肯定的不只是吳靜吉培育了多少劇團與人才，更是他在不同時代中持續擴大劇場邊界的角色。今日臺灣表演形式多元、題材更自由，但能否獲得觀眾共鳴仍是關鍵。吳靜吉所說「戲劇」如同社會處方箋，也提醒劇場的價值不僅在藝術成就，更在於它能重新連結人與人，讓社會看見彼此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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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嚴後劇團竟問「劇本要送誰審」？ 臺灣文化推手獲臺北戲劇獎 | ETtoday星光雲 | ETtoday新聞雲
分析影響、風險與後續觀察方向
這則新聞表面上是臺北戲劇獎特別貢獻獎得主吳靜吉的個人報導，但真正值得深讀的，不只是某位文化工作者獲獎，而是臺灣劇場如何從被審查、被規訓的年代，走到今日仍需思考自由如何被使用的階段。文中最有力的細節，是解嚴後劇團仍詢問「劇本要送給誰審？」這句話。它揭示的不是單純的時代笑談，而是長期威權治理在創作者心中留下的慣性：即使制度上的審查鬆動了，創作主體也未必立刻知道自己已經可以自由發聲。自由不是開關打開就自動完成，它還需要教育、實作、觀眾關係與文化環境共同支撐。
吳靜吉的角色因此不宜只被理解為「培養劇團的人」或「引進實驗劇場方法的人」，而更像是在臺灣社會轉型過程中，協助創作者重新學會表達、合作與面對觀眾的人。從蘭陵劇坊到兒童藝術工程、青少年戲劇推廣與反毒戲劇工程，原文呈現的是一條把劇場從專業舞臺延伸到生活現場的路徑。這也點出臺灣文化發展的核心問題：當創作自由增加後，劇場若只停留在藝術圈內部，仍可能難以擴大公共影響；但若能成為人際連結、教育啟發與社會理解的媒介，它就不只是表演娛樂，而是民主社會練習對話的場域。
因此，這篇報導最值得追問的是：臺灣劇場今日的「幸運」，是否已轉化為足夠成熟的文化基礎？吳靜吉樂觀看待各類表演形式的可能性，前提是作品能獲得觀眾支持並引起共鳴。這提醒我們，後解嚴時代的文化課題已從「能不能說」轉向「如何說得有力量、如何讓更多人願意聽」。戲劇作為「社會處方箋」的意義，也正在於它能讓個人故事被看見，讓陌生經驗被理解，進而修補人與人之間日漸疏離的關係。
這則新聞的核心，不只是吳靜吉博士獲得臺北戲劇獎特別貢獻獎，而是透過他的生命與工作軌跡，映照出臺灣劇場從威權管制走向創作自由的歷史轉折。戒嚴時期劇本必須送審，解嚴後劇團仍反射性地詢問「劇本要送給誰審」，這個細節相當關鍵：它顯示制度鬆綁並不代表創作者立刻擁有自由感，長期審查留下的心理慣性，會在文化現場延續一段時間。也因此，今日臺灣劇場能以多元形式發展，並非理所當然，而是經歷政治環境改變、藝術教育紮根、觀眾培養與創作者持續實驗後，才逐步形成的成果。
吳靜吉的貢獻，也不只是「培養劇團」或「推動計畫」這類可被列舉的成就，而在於他把戲劇視為一種社會方法。從蘭陵劇坊到兒童、青少年相關戲劇工程，新聞中呈現的是一條從專業劇場延伸到生活現場的路徑：戲劇不只屬於舞臺，也可以進入教育、社區與人際關係之中。這與他童年在廟埕看歌仔戲、和同學用廢紙與毛巾扮演角色的經驗相互呼應，說明創造力並非只存在於正式劇院，而是來自人們對生活材料的轉化能力。
因此，吳靜吉所說「現代臺灣劇場人很幸運」，並不是單純的樂觀，而是一種歷史比較後的提醒。當創作不再先面對審查機制，真正的挑戰便轉向如何與觀眾建立關係、如何讓作品產生共鳴。自由提供了可能性，但不保證作品被理解；市場與觀眾支持帶來生存條件，卻也可能形成另一種壓力。新聞最後提到戲劇如同「社會處方箋」，正點出劇場在當代的價值：它不只是娛樂或藝術表現，更是讓人理解自己、靠近他人、想像社會更多可能的公共媒介。
從這則新聞可見，臺灣劇場從「劇本要送審」到創作自由大幅提升，確實是一段值得珍惜的文化轉型；但風險也正在於，當自由被視為理所當然，社會可能低估制度與環境對創作的影響。吳靜吉回憶解嚴後劇團仍不知劇本該送誰審，說明威權治理留下的不只是行政程序，更是創作者心中的自我審查慣性。即使今日已沒有同樣形式的審查機制，市場壓力、補助依賴、輿論攻防與政治氛圍，仍可能以更隱微的方式影響題材選擇與表達尺度。若文化討論只停留在「現在比過去自由」的慶祝敘事，就可能忽略自由需要持續維護，而非一次解嚴便永久完成。
另一項風險，是把劇場發展過度寄託在少數文化推手與代表性團隊身上。原文提到吳靜吉培養並影響許多劇場工作者，也推動青少年、兒童藝術與反毒戲劇等計畫，顯示其貢獻不只在藝術創作，更在教育與社會連結。然而，若整體文化生態缺乏穩定支持，這類成果便容易被簡化為個人傳奇，而沒有轉化為可延續的公共制度。劇場能成為「社會處方箋」，前提是它能真正進入不同年齡、地域與社羣的生活；若資源集中於都會、知名團隊或短期活動，較邊緣的創作者與觀眾仍可能被排除在外。
此外，新聞中對創作自由與觀眾支持的樂觀判斷，也隱含現實挑戰。表演形式能否實現，不只取決於作品是否引起共鳴，也受場館、人才培育、票房承受度與觀眾習慣影響。若劇場過度依賴「有觀眾就能發展」的邏輯，可能使具實驗性、教育性或社會議題性的作品更難承擔風險。真正的風險評估，不是否定臺灣劇場今日的幸運，而是提醒：創作自由、文化傳承與社會參與都需要長期條件支撐，否則劇場與生活結合的理想，仍可能在資源不足與公共關注退潮中被削弱。
吳靜吉獲頒「臺北戲劇獎」特別貢獻獎，不宜只被視為對個人資歷的表彰，更應成為重新檢視臺灣劇場生態的契機。從戒嚴時期劇本必須送審，到解嚴後劇團仍一時不知「要送誰審」，這段記憶提醒我們，創作自由不是自然生成，而是制度鬆綁、前輩推動與社會接受共同累積的結果。對文化主管機關而言，後續重點不只是頒獎致敬，也應持續保存口述歷史、劇團檔案與教育推廣經驗，讓年輕創作者理解今日舞臺自由背後的歷史成本。
對劇場界來說，吳靜吉所強調的「戲劇能改變人際關係」與「社會處方箋」概念，值得轉化為更具體的實踐方向。劇團與教育單位可持續深化兒童、青少年、社區與公共議題相關的戲劇計畫，使劇場不只停留在專業演出場館，也能進入校園、地方與日常生活。尤其在觀眾支持成為創作能否延續的關鍵條件下，劇場工作者除了追求形式創新，也需要更積極建立與觀眾的對話機制，讓不同世代、不同背景的人都能在作品中找到連結。
後續觀察則可放在兩個層面：其一，臺北戲劇獎如何透過此類獎項，將劇場前輩的歷史經驗轉化為公共記憶，而非一次性的典禮亮點；其二，當創作自由已大幅提升，臺灣劇場能否在市場壓力、觀眾培養與社會參與之間找到新的平衡。吳靜吉的經驗顯示，劇場最珍貴之處不只是作品完成，而是讓人願意表達、理解他人並想像更多可能。這也正是臺灣劇場下一階段仍需守住並擴大的核心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