負面新聞影響捐贈下降 衛福部：臺灣嚴禁器官買賣 | 生活 | 中央社 CNA

器官捐贈是一項高度依賴信任的公共制度。它不只是醫療技術問題，也不只是個人善念問題，而是社會如何面對死亡、如何理解生命自主、如何相信國家治理與醫療專業的綜合考驗。中央社報導指出，臺灣每年約有一萬二千至一萬三千人等待器官移植，但近十年來每年大愛加上活體總捐贈人數僅約八百多至一千人左右；每天平均有三點三人，因等不到器官移植而失去生命。這個數字沉重地提醒我們：器官捐贈不是抽象公益，而是每天都在發生的生死差距。

衛福部醫事司長劉越萍在器官捐贈紀念日前夕強調，近年受器官買賣等負面新聞影響，捐贈數出現下滑，並重申臺灣嚴禁器官買賣。這番說法背後，凸顯的不只是政府對外澄清的必要，更揭示一個公共政策核心難題：制度即使有規範，若社會信任遭到侵蝕，善意就可能退縮；流程即使合乎法制，若民眾無法理解與安心，捐贈意願也可能被不確定感吞噬。

此時討論器官捐贈，不能只停留在呼籲「大家要有愛心」。愛心固然珍貴，但公共制度不能只仰賴道德感召。當民眾擔心器官分配是否公平、移植過程是否透明、海外移植是否存在灰色地帶、醫療判定是否足夠嚴謹，政府與醫療體系就必須用更清楚的制度說明、更可驗證的監督機制與更貼近人心的溝通，回應這些疑慮。器官捐贈要能持續，不是靠一次活動或一次記者會，而是靠長期建立一個讓人願意相信、願意託付、願意在生命終點做出選擇的環境。

從報導所列數據來看，臺灣器官移植需求與供給之間存在明顯落差。每年一萬二千至一萬三千人等待移植，但大愛加活體捐贈人數僅約八百多至一千人左右，顯示器官來源長期不足。這不是單一年度波動，而是結構性缺口。若每天平均三點三人因等不到器官而離世，代表等待名單上的病患所面對的，不只是醫療資源競爭，更是時間與生命的競賽。移植醫療對許多病友而言，仍是目前最穩定、最能帶來生命曙光的途徑，這也使捐贈數下降的問題更具迫切性。

報導中特別提到，大愛捐贈在二○二三年達到近十年高峯，有四百一十六人捐贈，但這一兩年受到器官買賣等負面新聞影響，數字下滑至三百六十六人、三百一十八人。雖然新聞未進一步說明下滑的所有原因，但衛福部將負面新聞視為重要因素，這一點值得重視。器官捐贈與一般公益捐款不同，它牽涉死亡判定、身體完整、家屬情感、醫療決策與生命自主。任何關於器官買賣、黑箱分配或制度漏洞的訊息，即使未必發生在臺灣，也可能引發民眾對整體制度的焦慮，進而影響簽署意願與家屬支持程度。

這種影響尤其容易在「最後一哩路」發生。很多人平時可能並不反對器官捐贈，甚至口頭支持，但真正面對家人離世、醫院詢問捐贈意願時，若家屬心中存在對制度的不安，就可能選擇保守拒絕。器官捐贈的成敗，往往不只取決於生前意願，也取決於臨終場景中的家屬理解、醫療團隊溝通與社會信任基礎。當負面新聞讓「會不會被不當利用」的疑問浮現，原本就困難的溝通就會更加艱辛。

衛福部強調臺灣絕對禁止器官買賣，並指出二○一五年已修法貫徹禁令，目前透過醫事司與健保署資料勾稽機制掌握移植歷程。這是制度回應的關鍵。報導提到，若患者在海外移植，回國後通常會使用抗排斥藥；若其在國內沒有移植紀錄卻領取相關藥物，勾稽系統便能即時發現。這代表政府並非只靠宣示，而是透過資料治理方式追蹤可能的異常情形。對於防堵跨境器官買賣或移植旅遊，這樣的資料連結具有治理意義。

然而，制度存在並不等於民眾自然相信制度。政府說「不可能發生」，在行政立場上是強烈宣示；但站在公共溝通角度，更重要的是讓社會知道「為什麼不可能」、「如何防止發生」、「若有異常如何處理」、「民眾如何確認制度有效」。器官捐贈的信任不是單向要求人民相信政府，而是政府必須持續把制度的可受檢驗性呈現出來。尤其在資訊流通快速、跨國事件與本地想像容易混合的時代，單純闢謠往往不足，制度透明纔是更長期的信任工程。

器捐病主中心董事長李明哲提到，推動器官捐贈不只是醫療議題，更是生命教育的一部分。這個觀點非常重要。臺灣社會對死亡的討論仍有相當禁忌，許多人直到重大疾病或意外發生，才被迫面對器官捐贈、善終、病人自主等艱難議題。若器官捐贈只是發生在急診、加護病房或家屬悲痛之際，它就會變成倉促且陌生的決定。相反地，若社會能在平時更自然地談論生命終點、醫療選擇與愛的延續，器官捐贈纔可能從危機時刻的臨時決定，轉化為成熟社會的自主選擇。

第一個問題，是需求與供給長期失衡。報導呈現的等待人數與捐贈人數差距，顯示器官移植體系面臨持續性的資源不足。這種不足不可能只靠短期活動解決，也不應只在紀念日前後被看見。每年上萬名等待者背後，是病患與家庭長期承受的焦慮、醫療支出、生活中斷與生命風險。若社會對器官捐贈的討論仍停留在偶發新聞與活動宣傳，政策能量就難以穩定累積。

第二個問題，是負面新聞對信任的破壞速度，往往快於制度澄清的速度。器官買賣是高度敏感議題，一旦與器官捐贈連結，容易激發社會最深層的不安：身體會不會被商品化？弱勢者會不會被剝削？醫療判定會不會受到利益影響？即使臺灣法律嚴禁，且政府建立資料勾稽機制，民眾若缺乏對流程的基本認識，仍可能把跨境事件、個案疑慮與本土製度混為一談。這就是為何官方不能只說「禁止」，還要讓民眾理解「制度如何運作」。

第三個問題，是器官捐贈常被視為個人美德，而較少被作為公共治理議題看待。若只強調捐贈者與家屬的大愛，當然能展現人性光輝，卻也可能忽略制度本身應承擔的責任。真正成熟的器官捐贈制度，應同時保障捐贈者尊嚴、受贈者公平、家屬知情、醫療團隊專業獨立與社會監督。人民願意捐贈，不是因為盲目信任，而是因為知道自己的善意會被妥善珍惜，不會被濫用，也不會被不透明的流程消耗。

第四個問題，是生命教育不足使臨終決策過度集中在悲傷時刻。器捐病主中心提出生命自主與善終的概念，正點出制度推動的深層瓶頸。許多家庭平時很少談論死亡，也很少談論若遭遇不可逆重大傷病時，希望如何安排醫療選擇。當醫療團隊在家屬最悲痛、最混亂的時刻提出器官捐贈，家屬若沒有事前理解，容易感到被迫、被冒犯或難以承擔。這不是家屬沒有愛，而是社會缺乏平時討論死亡與自主的文化基礎。

若捐贈數持續下滑，最直接的風險就是等待移植者死亡人數增加。報導已指出每天平均三點三人因等不到器官移植而生命斷線，這意味著任何捐贈意願的下降，都可能轉化為具體生命損失。器官移植不同於一般醫療排程，許多病患沒有無限等待的時間。當器官來源減少，等待名單上的病患將面臨更長等待、更高不確定性與更沉重的身心壓力。

第二個風險，是信任危機擴散到整體醫療治理。器官捐贈是一個高度象徵性的制度，一旦民眾對其公正性產生疑慮，可能連帶影響對腦死判定、加護病房照護、移植分配、病人自主權利等制度的信任。這種不信任若被放大，醫療團隊與家屬之間的溝通成本將增加，甚至使專業判斷更容易遭受猜疑。對醫療現場而言，信任不足不只是抽象輿論問題，而是會直接影響臨牀決策與照護品質。

第三個風險，是灰色地帶想像被放大，反而削弱合法制度的正當性。衛福部提到透過海外移植後使用抗排斥藥的資料勾稽，掌握移植歷程，這顯示政府意識到跨境移植與器官買賣可能帶來治理挑戰。若政府未能持續向社會說明監測與處理機制，民眾可能只記得「有器官買賣新聞」，卻不知道臺灣如何防堵。資訊不完整會讓恐懼補上空白，進而傷害合法、透明、以救命為目的的器官捐贈制度。

第四個風險，是公益敘事疲乏。器官捐贈推廣若長期只依靠感人故事與紀念活動，可能在短期喚起情感，卻難以解決民眾心中的制度疑問。當社會面對愈來愈多醫療倫理議題，單純訴諸「大愛」已不足以支撐長期參與。人民需要的不只是被感動，也需要被說服；不只是知道捐贈很偉大，也要知道捐贈流程安全、公平、受監督。

首先，政府應把「制度透明」提升為器官捐贈政策的核心，而不只是危機發生後的澄清工具。衛福部已指出臺灣嚴禁器官買賣，並透過醫事司與健保署資料勾稽掌握移植歷程。接下來更應以民眾容易理解的方式，定期說明器官捐贈與移植流程：如何確認捐贈意願、如何進行醫療判定、如何保護家屬知情權、如何進行器官分配、如何防止不當利益介入、海外移植異常如何被發現。這些內容若只存在於專業文件或行政說法中，無法有效建立社會信任；必須轉化為清楚、可查、可被公眾理解的資訊。

其次，應針對負面新聞造成的疑慮建立快速回應與深度溝通機制。器官買賣議題一旦出現，政府若只做簡短否認，效果有限。更好的做法是同步提供製度背景、法律規範、查覈方式與監督機制，讓民眾知道臺灣制度與相關負面事件之間的差異。尤其「臺灣嚴禁器官買賣」這句話必須搭配具體說明：二○一五年修法的意義是什麼、現行資料勾稽如何運作、抗排斥藥物使用紀錄如何協助掌握移植歷程。越具體，越能降低猜疑；越抽象，越容易被不安吞沒。

第三，器官捐贈推廣應從「情感動員」轉向「信任建構加生命教育」。音樂會、紀念活動與向捐贈者家屬致敬，具有重要社會意義，能讓大眾看見生命延續的感人力量。但若要提升捐贈意願，還需要在校園、社區、職場與醫療院所中，持續推動生命自主、善終與器官捐贈教育。這類教育不應是單向宣導，而應允許民眾提出疑問，包括死亡判定、公平分配、家屬角色、宗教與文化顧慮等。只有疑問被認真回應，支持才會更穩固。

第四，醫療現場的溝通能力也應被制度化支持。器官捐贈往往發生在高度悲傷與壓力的情境中，醫療團隊不只需要專業知識，也需要同理溝通、倫理敏感度與家屬支持能力。政府與相關中心可持續優化流程，讓家屬在面對選擇時，能清楚知道自己的權利、病人的意願如何被尊重、捐贈後會如何處理。若家屬感受到被尊重而非被催促，器官捐贈纔可能被理解為愛的延續，而不是困難時刻的壓力來源。

第五，應強化捐贈者與家屬的公共尊重，但避免將責任過度推給個人。對捐贈者與家屬致敬是必要的，因為他們在悲痛中做出的決定，確實可能讓其他生命延續。然而，等待名單上的生命困境不能只靠少數家庭承擔。國家應透過制度保障與社會教育，讓更多人在平時就能理解並表達意願，也讓家屬在關鍵時刻不必孤立承擔。器官捐贈的本質是公共互助，不應變成個別家庭的道德重擔。

第六，政策溝通應正視「不願意捐贈」背後的原因，而非簡化為冷漠。有人可能因宗教、文化、身體完整觀念、對醫療制度不信任，或不瞭解流程而猶豫。這些疑慮都需要被尊重與分析。若政府與推廣單位只用道德語言勸說，可能使猶豫者更加退縮；若能以開放態度回應，反而有機會讓更多人從理解走向支持。器官捐贈政策最需要的，不是把社會分成有愛與無愛，而是讓更多人有足夠資訊做出自主決定。

未來首先要觀察的是捐贈人數是否持續下滑，尤其大愛捐贈從二○二三年高峯後下降，是否只是短期受到負面新聞影響，或已形成較長期的信任流失。若數字繼續走低，政府就不能只在活動場合呼籲響應，而必須提出更完整的信任修復方案。反之，若透過制度說明與社會教育能穩定回升，則可視為政策溝通有效的初步指標。

其次，要觀察衛福部所稱資料勾稽機制能否持續被清楚呈現。民眾不一定需要知道所有技術細節，但需要知道制度確實能發現異常，且發現後有相應處理。器官買賣是對人權與醫療倫理的重大傷害，政府若要說服社會臺灣嚴禁且能防堵，就必須讓監督機制不只存在於行政體系內，也能被外界理解其輪廓與效果。

第三，要觀察生命教育是否能從倡議口號進入日常制度。器捐病主中心指出，當社會更自然談論生命、自主選擇與善終，器官捐贈才更可能成為愛的延續。這句話看似溫和，實則指向深層文化轉型。臺灣若要降低臨終決策的倉促與陌生，就必須讓生前意願表達、病人自主與器官捐贈成為更普遍的公共討論，而不是只有在悲劇發生後才被迫面對。

最後，器官捐贈制度能否走得長遠，取決於社會是否能同時守住兩個價值：一是尊重每個人對身體與生命終點的自主選擇；二是確保每一份捐贈善意都在公平、透明、受監督的制度中被珍惜。臺灣嚴禁器官買賣，是底線；讓民眾願意相信器官捐贈，是更高難度的治理任務。當每天仍有人因等不到器官而離世，這項任務就不只是衛福部或醫療體系的責任，也是整個社會如何面對生命、死亡與互助的共同考題。